从入华潮到裁撤风，跨国药企在华新药研发的沉浮二十载我要分享图片来自“123rf.com.cn”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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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第一家跨国药企在华建立研发中心。随后风起，这种在医药研发链条上的关键机构，从地位低微渐而举足轻重。

20年后，业态转型，入华潮演变成为裁撤风。这类机构在华的20年，也见证了中国乃至全球医药研发的沉浮。

药企研发模式已经完全转变：从内部包揽一切转向通过外包合作等形式与外部共同研发。

2017年10月31日，全球知名药企诺和诺德高级副总裁兼全球研发部负责人柯宙思风尘仆仆从丹麦飞到北京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区，参加公司中国研发中心的二十周年庆典。简单的红色横幅、一张大合影，定格了这一特殊时刻。

五年前，2012年9月，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北京市副市长苟仲文、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亚平等为这一研发中心开幕剪彩。“积极鼓励各类跨国制药企业和相关研究机构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并将研发成果实现本地转化。”彼时，陈竺在开幕式上指出。

事实上，二十年前，1997年5月，诺和诺德就已在北京建立了研究发展中心，这是跨国药企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生物技术基础研发中心，也在一定意义上打开了中国新药研发的大门。很快，2000年以后，随着跨国公司的入华潮，礼来、罗氏、强生等大型药企的研发中心相继落户中国，它们起起伏伏、几经波折，也见证了中国医药研发的变迁。

然而，2017年伊始，不少跨国研发中心不断传来撤销的消息。这一医药研发链条上的关键机构，进入业态转型的十字路口。

“没有研，只有发”

最开始建立研发中心是一种“刚需”，主要支持公司的商业扩展。

药物研发分为临床研究和临床开发，前者包括确定治疗和靶点、筛选化合物、临床前药理毒理研究等，而后者主要为临床试验（分为I期、II期、III期）。一般来说，进口药想要进入中国必须有中国人的临床试验数据，因此，外企的中国研发中心主要任务便是做配套开发，如临床试验、新药申报等。

2005年，世界最大制药企业辉瑞（Pfizer）在上海成立中国研发中心，2010年成立武汉研发中心，共计上千人。2007年，葛兰素史克（gsk）在上海张江成立中国研发中心，其重点研究领域包括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和各种疼痛疾病，这也是唯一一家将其核心疾病领域的完整研发产业链设置在中国的跨国药企。在其前后，罗氏（Roche）、诺华（Novartis）、阿斯利康（AstraZeneca）等都在张江建立了研发中心。

但一开始，这些中心处境并不太好。大多数只做一些本地化的开发工作，涉及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不多，有的研发中心甚至仅限于内部技术转移，但外企还有一个担心：转移到中国的知识产权无法得到很好保护。而中国本土也对这些研究和试验半信半疑，甚至有传言，“西方涌向中国做临床试验，是拿中国人做小白鼠”。

业内人士回忆，那时候，中国研发中心在各大跨国药企总部几乎没有话语权，因为“中国的临床试验周期长、申请新药上市时间慢，贵了又用不起”。于是，隔几年，一些在中国销量不佳的药物便会退出中国市场。

“其实只是将已经在国外上市的药到国内再验证一遍。”有医药圈的人笑称，这样的研发中心，“没有研（科研），只有发（市场开发）”。

“IN CHINA，FOR CHINA”

不过，在漫长的磨合中，跨国企业和中国本土的医院、科学机构以及监管部门结成了“相爱相杀”的感情。大量海归和国外顶尖医药专家来到中国，在利用和培育中国市场的同时，一方面将国外临床试验的先进技术方法带到国内，另一方面培养了一批临床试验医生。他们也前所未有地发现了中国在临床试验上的独特优势。

“中国、印度是目前美国以外开展临床试验最具吸引力的理想国度。”某跨国企业在华研发总裁总结了中国的四大吸引因素：第一，病人数目众多，疾病谱广；第二，中国开展临床试验，通常比西方要求的病例数少、试验周期短；第三，成本较欧美国家低廉；第四，临床试验基地放开，政策鼓励。

业内人士对比过，制药公司在中国支付的科研费用只相当于发达地区的1/4或1/5，临床试验费用要比在欧美国家低30%左右。中国大量的患者样本也会让临床试验中样本采集非常便捷，并且统计数据完善。

作为新兴的临床试验市场，中国增长速度非常快。据统计，2005年，在中国进行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数目只有一百来个，而到了2012年，这一数据翻了三倍，近六百个。

从寂寂无名到风光无限，用了不到十年。在这期间，外企纷纷到中国设立研发中心，人员越来越多，厂房也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转型期的中国经济，越来越以生物医药这类高创新的产业来提速。

2014年，罗氏宣布为中国研发中心投资1.36亿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8.63亿元）在上海建造全新的研发中心，以加大抗感染性疾病药物的研发。到了2016年，诺华投资10亿美元，在上海建设研发新园区。据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杨晔对外介绍，目前全球排名前十的制药公司，已有8家在张江建立研发中心。

大部分研发中心在建立之初都会自称是“IN CHINA，FOR CHINA”，意思是更好地针对中国人特有的疾病而研发药物。但事实上，特别为中国的研发并不多。如：辉瑞中国研发中心主要针对全球一至四期的临床试验的研究设计、数据管理、统计分析和研究报告的准备工作；罗氏中国研发中心主要致力于药物化学领域先导物的发现与优化的研究；诺华研发中心则专注于传染性疾病引发的癌症的研究。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一些中国研发中心和本土学者的合作日益紧密，一些积极的成果出现，让中国研发中心在全球总部的地位扶摇直上。

赛诺菲的中国研发团队曾做过一个以中国人群作为主要试验对象的大型临床研究，首次证实含有乐沙定（注射用奥沙利铂）的FOLFOX化疗新方案使晚期肝癌患者死亡风险降低20%，复发转移风险降低38%，肿瘤客观缓解率提高到8.2%。这一结论促使乐沙定成为全球首个获批的肝癌系统化疗药物，并于2013年在中国上市。“中国是肝癌大国，这一治疗方案更适合亚洲和我国的肝癌病人。”牵头这一临床试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一医院副院长、全军肿瘤中心主任秦叔逵教授说。

一些药物还因中国的研究“起死回生”。

2003年，阿斯利康公司一款针对EGFR突变靶点的肺癌药物易瑞沙在美国上市，两年后却从市场撤回，原因是对照试验研究表明，肺癌患者吃昂贵的靶向药物与吃面粉是同样的效果，该药就此被打入“冷宫”。但当时肺癌专家、广东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吴一龙团队发现，易瑞沙在东亚人群中的效果要远好于欧美人群。

此后，更进一步的试验表明，易瑞沙对东方人种（亚洲人为主）、女性且非吸烟者明显起效。这是因为西方人群仅有10%的肺癌患者存在EGFR突变，但亚洲患者中，突变几率达到了30%，而在非吸烟的女性患者中，这个几率可能有70%。这一系列数据也最终挽救了易瑞沙和千万东亚病人。该药于2006年在中国上市，2015年重新在美国上市。这些成功的案例都让外企在产出乏力的新药时代重新看到了希望——到中国去。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医药市场。政府简化了新药注册流程，开放了临床试验基地，强化了专利保护，增加了准入和价格利好；风投对新药研发空前热情，中国研发可以获得不亚于欧美的投入；大量海外做新药研发的高端人才纷纷回国。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在华研发机构纳入其全球研发体系并发展成全球研发中心。很多人都预期，外资药企还将沿着这条完美的增长曲线一路向上冲去。

外企中国研发中心裁撤风的背后，是其研发机构外包的趋势。

再度低迷

然而，研发中心被裁减人员甚至撤销的消息却不断传来。2017年8月，GSK关闭中国研发中心的传闻引来一片唏嘘，甚至被认为是“外企中国研发一个时代的结束”，随后GSK辟谣只是业务调整。9月，GE中国研发中心部分撤出，回归公司本土。此前，礼来宣布将关闭早期研发实验室；诺华解散了中国生物制剂部门；罗氏裁减生物研发团队人员；艾伯维关闭了中国研发中心……

一时间，外企里蕴荡着前路迷茫的声音。某国内创新药企业CEO毫不避讳地表示，这些跨国药企在华研发中心的效率低下是导致其关闭的主要原因。也有业内人士表示，外企研发在中国建中心，背后都是招商引资的结果，看中人才是次要的，主要还是税收因素。另外，在中国建研发的外企，也是为了它们的进口药物能在国内生产。

是中国市场出了问题，还是这些跨国药企不再重视中国市场了？

恰恰相反。现在药企的研发模式已经完全转变了：从内部包揽一切转向通过外包合作等形式与外部共同研发。据测算，通过外包机构合作，能为企业节省30％-50%成本。而中国市场的开放和利好，也让外企在华研发中心的主要任务转移到本土合作上来。

综观全球，新药的研发成本一直在增加，可产出率却持续走低，在华研发中心也难逃这一“魔咒”。近十年，全球上市的重磅新药有一半是跨国药企从小型研发公司买来的。这些大公司将失败风险最高的早期研发剥离，也不失为一种明智选择。因此，辉瑞、赛诺菲、诺华、罗氏和GSK的前中国研发中心负责人都纷纷离职成立本土企业进行研发。“既然都是要买，还不如做点自己真正想做、能使中国受益的。”其中一位负责人说。

以往大公司高管包揽一切大会发言的情形不见了。在各大临床研发会议上，从主持到主讲人都还是原先的大佬们，但头衔全变了。

据不完全统计，原罗氏中国首席科学官陈力博士创立华领医药，其糖尿病新药已经到了三期临床；原赛诺菲（Sanofi）亚太研发总裁江宁军博士带领基石药业研发肿瘤免疫药物；原辉瑞中国研发中心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谭凌实博士创立缔脉生物；原新基（Celgene）研发总监梅建明博士创立了德琪主攻肝癌。不久前，原诺华中国生物研究部门的负责人吕向阳博士成立的来凯医药从诺华引进了用于治疗前列腺癌的CYP17抑制剂（CFG920）全球权益。天境生物总裁兼CEO臧敬五博士及其团队在张江重新定位肿瘤免疫产品研发管线。

就在几年前，这些曾执掌外企中国研发中心多年的华人科学家不会想到自己能放弃跨国企业高管的舒适职位，投身于生物医药的初创公司中，但现在人们会问那些仍在大公司的高管，“怎么还没走？”

中国临床CRO（委托合同研究机构）的发展是医药研发的关键增长驱动力，这些专业从事药品注册及各种医药法规符合事务的服务机构业务娴熟且竞争激烈。一方面帮助跨国药企推动资源分配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帮助中国创新药公司开展高质量的临床试验。据麦肯锡统计，这一市场有望保持强劲增长势头，2020年将达15亿美元。

在礼来亚洲基金风险合伙人、沈阳药科大学教授苏岭看来，随着中国药品审评审批改革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正解决科学问题和有医学价值的临床试验会越来越多。研发中心不应该再是重复临床试验，而是把握目前新药研发的好时机，加速做出适合中国人群和医疗实践的创新药物。

不过，最早建立中国研发中心的诺和诺德一直不为所动，坚守着他们一以贯之的独立完整的研发体系。

“我们全部都是自己在做。”诺和诺德中国医药部副总裁张克洲在介绍他们的研发体系时，着重强调公司研发工作全是自己执行，临床试验也不用外包团队，“主要目的是确保高质量”。的确，对于专攻糖尿病领域的他们来说，这大概是一种成本虽高，但更可控、更利于产出的运作方式。

张克洲说，他们在中国的项目始终是全球研发的一部分，现在更是几乎与全球同步，但他也承认，这些年，尽管他们一直期望从中国本土找到一些早期创新产品融入诺和诺德的全球体系，但很可惜，并没有。

“我们目前的组织架构方式是增加研发的国际化趋势，同时我们会持续在中国加大投入。因为种种原因，许多大型药企都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关闭研发中心，但是我并不认为（部分中心关闭）与中国业务相关，这是一种全球研发资源投入的一个策略调整，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影响。”柯宙思回答道。

这应了新药行业分析师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只要能出活儿（不断出新药），何必在意自家的，还是投的、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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