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线的裂缝：“落幕的美国共识”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经济观察报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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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刘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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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18日早晨，家住德克萨斯州北奥斯汀市的安德鲁·约瑟夫·斯达克起床后，先是把自己的房子付之一炬，然后开车来到当地的飞机库，给他的单引擎小型飞机多装了一个燃料箱后，滑行上了跑道。几分钟后，他驾机撞上一幢国家税务局办公大楼，造成14人受伤，他本人和税务局经理弗农·亨特身亡。此前，因为与税务局发生的一场纳税纠纷，斯达克怀恨在心。

斯达克可能患有某种精神疾病，但他写的3000字的绝命书却条理清晰。在他看来，美国社会的每个支柱机构都已变得无可救药。他既怒斥“庸俗、腐败的天主教会”和作为“小偷、骗子和自私的混蛋”的政客，也咒骂官僚主义者、“大公司”、工会、安然公司、医疗保险公司和制药公司，认为所有这些势力都能对他这样的普通人为所欲为。

斯达克也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然而美国大众对精英的怒火却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2008年，对小布什代表的保守派精英感到愤怒的选民选择了奥巴马上台。2016年，峰回路转，对以希拉里·克林顿为代表的自由派精英不满的白人大众，把特朗普推上了总统宝座。

斯达克撞楼事件发生后，美国政治的两派对这件事采取了“各取所需”的诠释方式。左翼媒体称斯达克为“反税收的疯子”，把他与那些认定任何税收都不合法的极端保守派视为一类人，右翼网站则指责斯达克是一个幻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

然而，斯达克之所以能被做多种诠释，正是因为这个“极端分子”身上其实糅杂了多种要素。在美国左右两翼的惯常争论中，保守派反对“大政府”,却坚决捍卫企业自由，自由派不时提醒富豪统治的危险，却认定政府体系是不会背叛的公众利益的代表。而在“斯达克们”看来，政府和大企业都辜负了他们这些普通人，他们没有在两派之中选边站，而是直接对双方发起了挑战。

这正是克里斯托弗·海耶斯《精英的黄昏》一书的主要洞见之一：美国左右两派的精英尽管争吵激烈，但他们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信奉精英政治的信条，一方面他们接受不平等的存在，另一方面他们宣扬一种普世价值观，承诺实现多样化和开放性，敌视传统保守主义秉持的信仰、榜样和家庭理念。由此带来的结果是，美国政治越来越不是“左右之争”，而是“上下之争”，成为平民与精英之间的激烈博弈。

海耶斯将这上下两派分别称为“制度主义者”和“造反派”。毫不奇怪的是，传统的政治争论也发生了扭曲和变形，例如像特朗普这样的揭竿而起者将共和党主流建制派边缘化，而桑德斯的“粉丝”们也日益成为民主党支持者的核心阵营，两边都出现了曾经的“边缘”逐渐侵蚀“中心”的现象。这一观点和一些分析人士的观察是相符的，即剧烈翻腾、搅动的美国社会正在使政党格局发生一场大洗牌，对传统的两党政治造成强烈冲击，并颠覆几十年里左右两派精英在价值观上的诸多共识。

这种共识之一就是所谓的“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之间的平衡。人们不会因为肤色、宗教信仰、性别等私人特征而受到歧视，但是拥有认知能力和自律能力的人会备受青睐。这样的精英政治奖励人的品性而非出身：聪慧而拥有节制等德性的人得到良好的教育，获得更多的经济与社会机会，努力和才能得到奖赏，无知和懒惰遭到惩罚。这看起来具有完美的道德合理性，并被奉为“美国梦”的精髓。时至今日，在美国贫富差距已大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情况下，仍有相当高比例的美国人相信“努力就能成功”的美国梦信条。尽管美国精英之间经常为禁枪、堕胎等各种议题吵得不可开交，但他们往往能在这个认识上达成惊人的一致。

海耶斯对此提出了质疑。近距离的观察会使这个界线模糊起来：工作习惯、勤奋程度、才智、社交能力等与成功有关的特征，与父母的言传身教、阶级地位、文化背景、社会圈子以及童年教育有密切的关系。个性与能力赢得的奖赏与社会地位带来的收益，这两种因素难以被准确区分，这就给精英应该“赢家多得”的观念带来了挑战。而且，精英政治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这能带来效率，应该让能力最强的人去做专业性最强的工作，无论是做牙医、飞行员还是管理货币政策、设计金融衍生产品、监督企业并购，这是精英政治最有说服力的理由。

然而美国发生的现实却是精英辜负大众的期待：在像安然这样的大公司，欺诈和隐瞒真相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做法；金融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不把心思放在监督上，而是希望在赚够了经验和人脉之后就跳槽到工资更高的被监管机构里去；“次贷”危机之后美联储等机构称自己“看走了眼”，却无人为此负责；政府外交决策者主导的对中东地区的军事干预，陷入了一片泥沼；天主教会内部的性侵丑闻，被系统化地否定和掩盖……精英治国失败的事例接连爆出，不仅使美国人丧失了对精英及核心机构的信任，还摧毁了诸多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习惯，在互联网出现信息爆炸的同时，应该去信任谁却成为一场史无前例的艰巨任务。人们醉心于各种成功者的排名，购买能够展示自身身份的奢侈品，这反映出了深层次的文化焦虑：“我们已然抛弃了对社会平等的最后一丝情感，只求换得精英阶层的虚假承诺。”

作者在本书中巨细靡遗地描述了对于精英的种种失望，以及对于精英多得、赢家通吃这种做法的宗教式崇拜所导致的恶果。他也揭示了一个普遍的、人类历史上永恒存在的真相：身在顶层的人可以利用他们的权力来改变和操控现有机构，从而进一步巩固他们的既得利益，提升他们的优势。精英政治必然发展为固化的、为自身利益服务的集团，这是精英政治的一条铁律，美国也没有多少例外之处。

但是，在改革方向的建议上，作者却相对着墨较少。他建议的一个主要方向是以政策的方式推进公平，比如向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学习，实行一定的收入向下再分配计划，同时提高美国的税率以使之更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样政府才能给低收入人群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而教条地反对所谓“大政府”只会加剧社会尤其是底层的困境。显然，特朗普政府最近通过的减税方案是与他的建议背道而驰的，这也让人怀疑美国究竟会不会朝着作者期待的方向发展。

需要提醒的一点是，千万不要把作者想象为那种激进的革命分子。他警告说，鼓吹绝对的结果平等肯定是有害的，已有充足的历史证据表明，许多极度追求结果平等的社会，最终都造就了一小撮腐败、道德败坏的统治阶级，并导致人民普遍赤贫、生活悲惨。他只是强调，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不要自欺自人地以为只要实现了“机会平等”就万事大吉了，就不需要关注“结果平等”了，要赢回大众对精英的信任从而挽救精英政治，必然需要精英去攻克如何让社会变得更加平等这个难题，否则金字塔就会从下层往上层逐级造反，生活在顶层里的精英再也无法幻想自己处于安全区而无动于衷，而是会被拖入洪流之中。

美国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将取决于能不能在“制度主义者”和“造反派”之间形成一种建设性的动态关系。造反派应给制度主义者施压，确保各种政治、经济、教育机构变得更加诚实，而重新赢得信任的制度主义者应当更好地负起自己的责任，做美国公共生活的良好管家。尽管美国精英的权威在过去十年里已经变得很不可靠，但解决问题仍然需要制度与精英。我们不可能幻想一种无政府、无秩序的社会能化解经济、社会、环保等领域迫在眉睫的繁杂问题，这些挑战仍然需要有能力和才干的精英分子来提出解决方案。

应该说，精英政治与大众民主之间既有合作协调、又有矛盾张力的关系贯穿着美国历史的始终，只不过在今天又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而这也对美国社会的韧性和灵活性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海耶斯的这本书尽管不乏言辞愤懑激烈之处，但他的初衷还是希望美国社会的和解，恢复一种效率与公正并重的健康平衡态。当然，在“后真相”、利益冲突在多条阵线上爆发的今天，美国能否恢复这种平衡态，我们还须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