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林彪的同学，地位在林彪之上，结局凄惨！说起黄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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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黄埔，它的名字在不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那都是鼎鼎有名，可以说中国近代历史能发展成这样，与黄埔的建立有着巨大的联系。

上世纪从黄埔中毕业的学生中，出现了许多战斗精英，著名的黄埔名将就有林彪。而有一个人与林彪是同学，他的事迹鲜为人知，他就是袁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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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袁国平在湖南的一个农民家庭出生，16岁时考入湖南师范，在校期间主动参加学生运动。1925年考入黄埔四期，同年加入共产党，1929年担任红军的政治部主任。此后，他先后参加许多著名战役，在国民党的多次围剿中都有他的身影，而后参加长征。

在长征期间袁国平依然担任政治部主任，坚定不移维护党的宗旨，充分的发挥出政治的重要性。当长征胜利后他担任西北地区的政治部主任，后来中央命令他与别人一起建立红军学校，为我党培养大批优秀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大将军林彪此时仅仅是某军的军长，如果林彪想升到军团干部还需要做出极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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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时期，袁国平再次担任政治部主任，只不过这次是红四军的主任，被成为四大巨头。此时的林彪是115师师长。虽然这样的对比不能说明林彪就一定比袁国平差的很多，这样的对比仅是为了突显被我们长期护士的袁国平。

1941年，我军在转移时遭到国军的重重包围，身为军长的叶挺率兵想要攻破国军的包围圈，可实力雄厚的国军将叶挺俘虏，其他将领都被国军残忍杀害。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袁国平挺身而出，带领着散乱的部队继续突围，在战斗中，袁国平身中数枪晕倒在战斗中。

到了当天夜晚，我军战士发现身中数枪袁国平，立刻组织人背着他进行突围。趁着夜色他们逃出敌人的包围圈，可是却被一条河拦住去路，没想到在过河时被国军发现，许多战士为了保护袁国平而牺牲。

当大家终于到达岸边时，仅仅剩下四十多人，苏醒后的袁国平听说此事后，希望大家离开，可是这些将士都不愿意扔下首长，为了不拖累大家，趁他们不注意对着自己的头部开枪自杀。

年仅35岁的袁国平去世，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就对将士们说过，除了给自己留一颗子弹外，其他的子弹都要射向敌人，我们绝对不能做俘虏。XLW

开国上将陈士渠算得上是华野中的一名悍将，他的军事才能也是众所周知的，当年在淮海战役后期围歼杜聿明的战役中，粟裕因过度疲劳病倒，陈士渠接替粟裕指挥了后面的一系列战役，并且获得全歼25万人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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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陈士渠将军，他也是军中少有的“刺头”，行军打仗丝毫不示弱。当年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中，中原野战军在刘邓的指挥下顺利的将黄维兵团给围了，按理说军队一顿被围就难逃被歼的厄运，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但是中野包围黄维后始终“啃不动”，毕竟黄维兵团可是兵强马壮的，武器装备好，而中野则大不一样，由于挺进大别山时重武器基本都丢弃，此时可以说一穷二白，局面打不开。

作为兄弟部队联合，华野总部粟裕立刻意识到中野的困难，立即指派陈士渠率领三个纵队驰援，而且装备都是十分稀罕的，粟裕还命令军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亲自到中野司令部报告。刘邓听说后也十分的感激，陈士渠率领三个纵队抵达战场后，只能在外围观战，中野主攻大将分别是陈赓和王近山，都是一等一的虎将。

陈士渠只能向刘邓要求，要想让华野上去，必须让所有主攻部队下来让位置，陈赓和王近山自然不答应，但是最后在邓小平刘伯承的劝说下，还是给陈士渠让出了主攻位置，这让中野失去极大的面子。

陈士渠上去后，果然不愧粟裕的器重，很快打出了效果，全歼黄维兵团。结束后，邓小平等人邀请陈士渠打牌助兴，商量好输了钻桌子，陈士渠和邓小平不相上下，陈输了钻桌子，邓输了却有人帮他钻，这让陈士渠十分不高兴。突然站起来指着邓的鼻子大声说：“好你个矮子，我这么大的个子都钻了两次，你敢不钻？”邓小平十分无奈的钻了，也就因此两人关系有了隔阂。

建国后，陈士渠因为他儿子的关系，受到不小的冲击，当时在中央领导人中说话管用的也就属林彪，林彪站出来一句：“狠狠地批评、狠狠地信任、狠狠地使用”才让他脱离险境。其实陈士渠在抗战中也是林彪的兵，当时林彪任职八路军115师师长，陈士渠则是115师参谋长一职，是林彪的副手，林彪对陈的能力也是十分欣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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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文革中毛主席也对这位嫡系将领有过明确的指示，他在在一次谈话中公开和陈士渠说：“陈士榘同志，假如说党内有山头的话，我们还是一个山头哩，都是井冈山的么！”

陈士渠后来在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主席后，他立马就退了下来，担任一些闲职。到了1988年，邓小平主持授予红星功勋荣誉章时，陈士榘是拒出席的一个。由此可见两人的关系一般。

陈士渠一生共有六个子女，其中三个最后都移民加拿大生活，子女中也没有一人再走上父亲的道路，算是自食其力吧！

丁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勇将、战将、闯将、悍将。丁盛17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经历过无数次的战斗洗礼，战功累累，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丁盛任班长、连指导员，红28军组织科科长、二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丁盛任八路军120师358旅政治部助理员、科长，挺进军七团政治委员，晋察冀教导二旅一团政治委员，热辽纵队27旅旅长。

1938年10月，丁盛率领八路军教导二旅一团作为主力团，参加黄土岭对日军围歼战。这一战，杨成武部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歼敌1400余名。

丁盛尽管不是打死阿部规秀的人，但是，他指挥的部队作战勇猛，立有大功。杨成武的评价是：“他为胜利做出了贡献。”一年后，丁盛率部参加百团大战，攻得下，更守得住，被日本人骂为“守路钉”。

由于打日本鬼子，战功赫赫，1945年4月，丁盛当选为党代表，去延安出席了党的七大——这是他第一参加党的全国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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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战争中，丁盛最大的战功，就是在衡阳腰斩钢七军。1949年10月3日，白崇禧在衡宝线上布置了五个军的兵力想和林彪决战。林彪也命令所有主力部队原地待命，待时与国军决战。

但是，10月5日。丁盛的135师竟没按命令行事：孤军深入到了敌后。这样一来，不仅打乱了林彪的部署更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白崇禧慌乱中调集所有部队来打135师。连林彪都对135师的命运绝望了，但是，丁盛和他那英勇的部队竟顽强地挺住了，更将敌人打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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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迅速改变了命令：全线进军，并且对进攻部队下达了指示：各兵团及各军军部只能收听林彪给135师的命令而不能直接给135师下达命令。1949年10月6日午夜，国民党军队全线溃退。1949 年10月7日，衡宝战役结束，桂系四个主力师被全歼。

此战，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完整的军事集团宣告灭亡，被刘伯承元帅称为“腰斩七军”。135师，这只落入虎口的羊被誉为了冲如羊群的猛虎。五十年后的今天，该部的全部战车上还是画着虎头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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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战争爆发后，1953年6月，他又率领54军参加抗美援朝。在朝鲜，他只赶上了战争的尾巴，但战功并不输于别人。第54军这只虎狼之师参加了著名的金城战役，之后驻防在朝鲜，先后作战254次，歼敌7000余人。直到1958年，他才率领54军，作为最后一支离开朝鲜的部队回国。

丁盛和他的士兵们回到国内，军部驻重庆，隶属于成都军区，为该军区辖区内四川、西藏唯一一个成建制的野战军。

他第三次打外敌，是1962年指挥对印反击战。

这一次中印战争，被印度人称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丁盛的对手是印军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王牌。起初，印度人很狂妄，高喊打败中国！谁知丁盛指挥一个师出击，竟然一举击败印军一个军——王牌第四军。这支在二战中击败“沙漠之狐”隆美尔的荣誉部队，被丁盛一战打得威风扫地，狼狈不堪。

直到今日，在印度的军校里。模拟假想敌的番号仍然是“54”。战后，奉命主动撤至1959年11 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20公里处。

12月下旬，“丁指”返抵重庆，所属部队亦于翌年1月初返抵原驻地。其后，丁盛奉命在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作瓦弄地区自卫反击战情况报告，又率员分赴四川各地作巡回报告两千余场次，再率员到沈阳、南京、广州、兰州等军区汇报，一时间，丁盛及54军声名大振。

由于战功赫赫，丁盛从军长升任军区副司令员，再到广州军区司令员——1969年，在党的九大当选的中央委员中，名列第一名。

但是，丁盛却卷入了一场政治旋涡——“上了林彪的贼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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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盛在文ge中虽和林彪关系亲密，但与其死党不同，丁盛对林彪并不效死忠。70年毛泽东南巡倒林，召见丁盛等人谈话两次，权衡利弊，丁盛立即表示一颗红心，这相当于切断了林彪南逃的退路。及时与林彪划清了界线，在九一三事件中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了对党中央的忠诚。

在林彪机毁人亡后，中央军委派人去广州调查，毛泽东却保下了丁盛，说：“丁盛有战功，在关键时刻还是经受了考验。”结果，广东省委书记受到追查，丁盛却依旧担任军区司令员。

1973年12月，毛泽东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专门还问候了丁盛。但是，丁盛终究是犯有错误。1977年3月南京军区举行党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积极投靠‘四人帮’的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进行了面对面的揭发批判”，随后，任命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聂凤智为司令员。

《大事记》又称：“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共南京军区委员会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政干会字第119号命令，丁盛退出现役，由地方安置。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纪委（1982）军纪复字第105号批复：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同意开除丁盛的党籍在接受审查后，他由一个统率千军的将军落马成为一介平民。

丁盛的一生功不可否，过不可讳，他的功过已由他自己的历史作了评说。丁盛退出政坛后和妻子儿女们生活在一起，每天自由自在地逛街购物，居家过日。谁又能料到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就是当年风云一时的丁盛司令员……丁盛晚年，据说经四野出身的总政主任于永波同意，由广州军区收回，按师级干部安置，惟政治待遇没有任何变化（生活待遇倒还算有所改善）。然而，人民没有忘记他。

1999年9月25日，丁盛在广州走完了他八十六个春秋的人生旅程。虽然官方诸多留难，即使在去世后的称谓上，也处处设限——不能称“同志”，不能提及前任职务，甚至，不能称“红军战士”……，但还是有数百位老战友闻风而至，在听到消息后，不约而同地参加了“丁盛老人”的告别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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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出生于1916年，江西省弋阳县人，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顾委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8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并兼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对领导人的起居、出行等负责，因此又被称为中南海大内总管、毛主席的管家，是毛泽东晚年最信任的人之一。

毛泽东生前十分信任汪东兴，将他调到自己身边工作长达30年，汪东兴终生敬佩毛泽东，在毛身边兢兢业业工作，二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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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担任过很多职务，但从未改变的是负责毛主席的安保工作。1949年，毛主席在出访苏联时，也是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1955年，汪东兴被授予开国少将军衔，并掌管中南海内部的警卫8341部队。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评价是：“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林彪几次拉拢汪东兴、江青几次打击汪东兴都没有最后得逞，毛泽东的话是很说明了一些他和汪东兴的关系的。

1970年庐山会议时，江青要知道毛泽东的行踪，需要通过邬吉成向汪东兴打听。因为汪直接领导毛泽东的安全警卫工作，一般没有交代，别人都不过问。毛泽东实际上是把自己的人身安全，托付给了汪东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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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 开始后，汪东兴的地位和权力不断上升，到毛主席病危时，他的权力达到了高峰。在当时不论是谁，要毛主席，都要经过他这一关，连江青也不例外。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夺权活动。汪东兴意识到，不解决“四人帮”，就会给党和国家留下极大祸患。经过多次与叶剑英元帅等人的碰头商量，一起制定了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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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同华国锋、叶剑英等人一道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革”这场历时十年的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1977年，汪东兴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位列中央权力核心第五位。

“文革”后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的提法，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一直抱消极态度。最为典型的是彭真、薄一波等人的专案被提及平反时，汪东兴说：“彭真是独立王国的头子，薄一波早就是叛徒，平反了，我们党怎么办？毛主席的指示怎么办？世界怎么看我们？”这些事情都加深了他与许多老同志之间的矛盾。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汪东兴受到多名老同志的点名批评，并被免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等职，实际等于被削去了实权。

1980年，汪东兴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的职务。当时的汪东兴虽然年岁已高，但每年的毛主席诞辰纪念日，他都会毛主席的遗容，寄托对这位历史伟人的崇敬之情。2015年8月，汪东兴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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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的晚年生活是怎么过的，他的妻子儿女是谁，又有怎样的人生履历呢？

汪东兴是江西省弋阳县人，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顾委委员。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了红军，历经长征与抗日战争，从1947年开始一直担任毛泽东的警卫，并长期掌管8341部队。

1968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并兼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对领导人的起居、出行等负责，因此又被称为中南海大内总管，是毛泽东晚年最信任的人之一。文革后期，他协助叶剑英等人抓捕“四人帮”成员，1978年因故渐退出政坛。

汪东兴的妻子姚湘娥曾担任过江西省公安厅警卫处副处长等职，后来也调入北京，曾任中央警卫团副政委、警卫处副处长兼警卫值班室主任等职。

汪东兴共有7个子女，多数都曾在部队服役。长子汪春平，曾在北海舰队服役，后转业到北京电报大楼工作。

长女汪延群，则担任汪东兴的秘书。汪东兴与姚湘娥还有一对双胞胎女儿，汪大燕和汪小燕。汪小燕丈夫康永年，现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管理局副局长，武警大校军衔。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84450部队机关干事、后勤部干事、科长、组织处副处长、武警北京总队机关管理局行政处处长、局长助理、副局长、代理局长、局长兼政委。武警总部机关管理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

汪东兴的另一个儿子汪振凯，历任北京市红星农场管理部伙食科科长、管理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郊训练基地第一警卫组副组长，组长。装甲兵学院营务管理部副部长、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军事科学院行政部部长、训练部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少将军衔。他们是中共历史上唯一的父子两代都担任过中央警卫局局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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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晚年生活，汪老说，他很清闲，早晨看书写字，中午吃饭休息，晚上也看书。汪老的毛笔字写得非常好，他习惯写隶书。就是一般的谈话记录，他也不要秘书整理，而是自己用毛笔记录下来，字写的很是工整大方。

在晚年生活中，汪老有的时候也有不愉快的事情，就是有的文人不尊重历史，写出的文章在涉及到他的时候，不与他打招呼也不采访，就编出来了，出入很大……

谈起家庭生活，采访人员询问汪老夫人的近况。因为在汪老的作品中，采访人员看到过他夫人的照片，那是一位娴静大方的中国女性。他告诉采访人员，他的夫人已经去世了。如今在他家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树，那棵树是汪老和他的夫人亲自种的。夫人去世后，汪老每天早晨或者傍晚，都在树的周围走30圈，他说是锻炼身体，而其中也许包含了汪老对妻子的怀念。

坐在桌旁的汪东兴，心想，你们敢赶我吗？赶，我也不走！你江青的那两下子，我早就看透了，我才不怕你哪！

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一致坚持原来的意见，要毛远新回辽宁工作，毛主席的档案书籍，由中央办公厅封存。会上，华国锋也明确表态：

“我同意毛远新回辽宁工作去。”

华国锋的话刚刚落音，江青就泼妇骂街似的吵闹起来：“怎么？毛主席的尸骨未寒，你们就要把毛远新赶走？办不到！我还没死哩！何况毛主席的文件、手稿，还要毛远新整理，怎么能让他走？”

坐在一边的张春桥，一口咬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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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远新不能走。批邓以来的情况，他最清楚，需要他留在北京，为中央起草三中全会的报告。”

“四人帮”摊牌了。他们在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准备随时召开三中全会，用合法的形式篡夺党的领导权。这件事又一次提醒了华国锋。

华国锋清楚记得，江青在一次会上曾说过，待毛主席丧事一办完，毛远新就回东北。他手指江青，严肃地说：

“你过去不是同意要毛远新回东北吗？你这样出尔反尔，不好！”

江青一时难以回答，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正当她弄得脸面下不来时，张春桥又来打圆场了。

“这件事暂时说到这里吧。”他侧过身，对江青说：“我是记得，你在什么会上说过，你是同意过他回辽宁工作的。”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三个决定：

一、毛远新要回辽宁工作。

二、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应该交给政治局专门研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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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党中央的领导，应由政治局讨论安排。

“四人帮”的阴谋失败了。

江青气急败坏地看了看手表，已经清晨一点了。打着哈欠，傲慢地说：

“时间不早了，大家都走吧，华国锋留下，我们个别谈谈。”

华国锋听了很生气。他想，江青，你不是会议主持人，你有什么权力，指挥这个走，那个不走呢？江青的狂妄，又一次激怒了华国锋。华国锋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对大家说：

“叶帅、先念同志年纪大了，回去休息，其余的人继续开会。”

这时，江青更加大闹起来，气势汹汹地说：“不行，没有事的都走！”

坐在桌旁的汪东兴，一听江青说要大家都走，心里马上警觉起来。心想，如果只剩下“四人帮”的四个人和华国锋，“四人帮”不是正可以围攻华国锋，逼迫他交出党政大权吗？“四人帮”都可以参加，难道我就不可以参加了吗？我偏坐在那里不走，陪着华国锋同志，看看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你们敢赶我吗？赶，我也不走！你江青的那两下子，我早就看透了，我才不怕你哪！

这样，政治局会上，形成了4比2的战局。

会上，江青再次提出，要把毛主席的手稿、文件，交给毛远新。

华国锋不同意，说：“那怎么行！毛主席的文件、手稿都要汪东兴、张玉凤管，要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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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李先念虽然离开会场，但是并没有回家去，两位老人在会议室隔壁的休息室，等候了一会。听到会场上吵嘴的声音，叶剑英、李先念又回到了会议室里。叶剑英和解地说：

“时间不早了，大家没意见就散会吧！”

华国锋顺水推舟：“好！散会！”

散会以后，江青一回到家里，刚走进门就对毛远新说：

“我今天为你回辽宁的事跟华国锋吵了一架。”她怒气冲冲地埋怨毛远新：“你为什么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你的眼睛里还有没有我？”

一般革命先烈、国家干部，死后都会进八宝山公墓，但是像四人帮这样的，肯定是不可能进八宝山公墓，那么他们会安葬在哪里？

姚文元是比较幸运的，他在1981年经过审判之后，判处了20年的有期徒刑，刑期从1976年算起，到了1996年10月的时候，他就刑满释放了。

他和妻子金英很恩爱，他在出狱后就为妻子修建了坟墓，之后他主要在家中写回忆录，直到2005年12月23日，因为糖尿病去世，享年74岁。

姚文元死后和妻子合葬在一起，墓地在上海青浦区福寿园，为了不给子女带来麻烦，他虽然是和妻子合葬，但是墓碑上没有姚文元的名字，从外表看只是一个人的墓碑。

也有人说姚文元是留下了一块“无字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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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也是在1981年进行宣判的，他被判了18年，在1998年1月的时候，被保外就医，在狱中的时候，1973年时张春桥已经和妻子离婚了。

但是没有对外界公布，张春桥在出狱后，仍和妻子在一起生活，直到2005年4月21日，因癌症去世，据说他去世后被安葬的老家山东巨野县。

江青是四人帮的主要人物，她是在1991年5月14日去世的，她去世后是唯一的女儿李讷，到狱中为她签署的死亡通知书。

据江青的秘书所说，江青生前嘱咐死后要葬回老家山东诸城，但是女儿李讷不同意，因为李讷不能去山东诸城为母亲守墓，又担心墓被人破坏。

后来经过上级批准，允许江青葬在北京，最后李讷选择把江青葬在北京福田公墓，这里背靠燕山山脉，引来的有永定河河水，算是一块风水宝地。

江青的墓碑是李讷和丈夫还有外孙合立的，墓碑的名称是江青的本名“李云鹤”，立碑人只有“女儿、女婿、外孙”几个字，没有具体的名字，据说是为了不引人注意！

王洪文被判无期徒刑，他比江青晚去世一年，是在1992年8月5日，因肝病去世在狱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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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被捕之前，还一直想要和妻子崔根娣离婚，但是入狱之后就没有离婚，而崔根娣也一直帮忙，照顾王洪文的老家父母。

王洪文去世后，他的骨灰一直被妻子崔根娣保留在家中，为的是能够日夜的陪着他。

值得一提的是，王洪文有个女儿，是一位成功的商人，美国人曾邀请他的女儿去美国定居，但是被拒绝了，他的女儿只说了四个字，我爱祖国。

江青马上反驳：“我是反革命？可笑！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才是反革命！他们要起诉我，我倒要起诉他们呢！他们在1976年10月6日，突然袭击，把我逮捕，把我扔进地下室，扔在地上六七个小时没人管我，这是非法绑架……”

江青被捕之后，关押在北京远郊的秦城监狱。

江青的地位特殊，所以在秦城监狱里的待遇也特殊。

江青关押在秦城监狱内一幢单独的两层小楼里。这幢楼只关押江青一人。江青住在底层的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屋里有卫生间，也有书桌、椅子、床。她可以看书，也可以看报。房门上设有观察洞，狱警通过观察洞监视着江青的一举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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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2月起，汪东兴组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武警干部大队，从十三个省抽调了近三百名干部。这个干部大队专门负责秦城监狱要犯的看管。

干部大队分成三个中队：

一个中队看管“刘少奇线上”和“文革线上”的人。所谓“刘少奇线上”的人，是由于当时刘少奇冤案尚未平反，有关刘少奇案的重要人物便被称之为“刘少奇线上”的人。所谓“文革线上”的人，是指戚本禹、王力这些人。另一个中队看管“林彪线上”的人，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有一个中队则看管“‘四人帮’线上”的人，如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此外，还成立了“女子分队”，江青便属于这个分队看管。

江青在狱中住了一段时间，渐渐习惯。她焦躁的情绪慢慢安定下来，不再骂骂咧咧，不再咒骂“修正主义”。她喜欢看书。她的注意力渐渐被书所吸引。

在批判“四人帮”的高潮过去之后，江青在外界也渐渐被人们所淡忘。但是，到了1980年下半年，她在狱中的安静生活被打破了，她又一次成为万众关注的焦点。

1980年11月20日下午，北京正义路一号人头济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这里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主犯共十六名，即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谢富治、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内中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已死，出庭受审的是十名主犯，人称“十恶不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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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时整，庭长江华宣布开庭。

三时十五分，江华宣布“传被告人江青到庭”。

已经四年多没有公开露面的江青，在两名女法警的押送下，走出法庭的候审室，站到了被告席上。

江青是梳洗打扮了一番才出庭的。她的目光是傲慢的。据云，在出庭前，她为自己下了三条“决心”：

一、永远保持英雄形象，保持革命者应有的志气；

二、绝不向修正主义者低头；

三、坚持真理，不认罪、不怕死。

据副庭长伍修全回忆：在开庭之前，“我们还到关押江青等人的秦城监狱，在不被他们知道的情况下，一一观察了这些即将受审的主犯。记得我那次看到江青时，她正坐在床铺上，用手不住地摩平自己裤子上的褶纹，看来她一方面是感到很无聊，一方面还是有点穷讲究，坐牢也不忘打扮。她每次出庭前都要梳梳头，衣服尽量穿得整齐些，时刻不失她的‘戏子’本色。”（注：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显出从未有过的“谦虚”，居然给两位律师鞠了一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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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云，江青在关押期间，每日闻鸡起舞，锻炼身体，为的是上法庭“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她说：“造反有理，坐牢；革命无罪，受刑；杀头坐牢，无上光荣。”

开庭之前，江青收到起诉书的副本，便提出：“我身体越来越坏了，不知还能不能支撑到宣判？如果身体不行，能不能缺席判决？”

不言而喻，江青在试探能不能躲过公开审判这一关。

当她的要求被明确地否定之后，她又提出：“在戏曲里，审讯皇太后的时候，皇太后是坐在那里的。我在法庭上能不能也坐在那里？”

江青在囹圄之中，还要摆“皇太后”的架子呢！

她得到的答复是：“在法庭上，叫你站，你就得站。允许你坐的时候，你可以坐。”

最后，江青又提出要请个“顾问”。

江青说：“我身体不好，易忘，易激动；有时候感情一激动会说不出话来。因此想请个顾问，在法庭上好有人替我说话。我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同顾问商量。”

她得到的答复是：“无法替你请‘顾问’，但是你可以请律师。作为辩护律师，对于委托辩护的被告人提出的问题，只要与案子有关，都会作出答复，这也可以说是起了‘顾问’的作用。”于是，江青要求请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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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谁当她的律师呢？

江青自己提出了三个人：

第一个是史良。江青说，史良是大律师，又是女的，比较合适。

江青得到这样的答复：“史良现在不是律师，年事已高，她不可能出庭为你辩护。”

第二个是刘大坚。

江青说，过去毛主席接见他时，她见过他。

其实，江青把他的名字记错了，他叫刘大杰，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这时，刘大杰已经去世，无法担任江青的辩护律师。

第三个是周建人。

周建人，鲁迅之弟。江青在提出周建人之后，马上又自己加以否定：“哦，周建人年纪也大了，恐怕不行。”

江青无法自己指定律师，就要求特别法庭为她请律师。

特别法庭经过研究，决定为江青请两位律师：一位是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特别法庭辩护组组长张思之，另一位是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刑法专家朱华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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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1月13日，两位律师在司法部律师公证司司长王汝琪的陪同下，前往秦城监狱。到了秦城监狱，那里的贾政委向律师介绍了江青的近况，然后安排他们会见江青。

会见室就在秦城监狱江青所住的那幢小楼底层，在关押江青的房间的隔壁。

两位律师在会见室坐定后，政委从隔壁把江青带了进来。

江青穿了黑色棉大衣，戴了顶帽子。她见了两位律师，显出从未有过的“谦虚”，居然给两位律师鞠了一躬。

然而，江青一开口，就露出了她的“本色”：“两位律师的简介，我都看了。两位都是很有名的律师，这很好。不过，我知道你们很可能是邓小平、叶剑英派来的。虽说这样，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党内斗争嘛……”

张思之律师听到这里，不客气地打断了江青的话：“现在不是‘党内斗争’的问题，你是作为反革命集团的首犯被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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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来，变成律师与江青进行“法庭辩论”了。

朱华荣律师一看，这样下去，双方会僵持，就转移了话题，问江青有什么不清楚的法律问题，需要他们帮助解答。

于是，江青向他们提出一连串问题：什么叫公诉？公诉她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朱华荣律师一一作了答复。

江青听罢，说道：“按照宪法、国法、党纪，我都没有罪！我请你们，是要你们替我跟邓小平、叶剑英辩，不是让你们代表他们跟我辩。你们要好好学习《五·一六通知》，好好学习《十六条》，好好学习《九大政治报告》……”

张思之律师明确向她指出：“律师要看什么文件，律师自会安排。现在的问题是，你要不要请律师？”

江青说要考虑一下。这样，她结束了与两位律师的谈话。

过了一会儿，江青告诉监管人员：“那个姓张的律师，我不要；我先要那个姓朱的律师吧。”后来，法庭加派了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傅志仁律师，和朱华荣律师一起，担任江青的辩护律师。

你们不敢做我的代言人，那就不能作我的律师！

1980年11月22日，朱华荣律师和傅志仁律师去秦城监狱与江青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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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回，江青见了两位律师，没有鞠躬，却亲自给两位律师沏了茶，表示敬意。

江青拿出起诉书，上面写满她的批语。江青说：“起诉书完全否定了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违背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江青指着那些批语说：“你们要根据我的意见，批驳起诉书，为我进行辩护，作为我的代言人。”

朱律师向江青指出：“律师只能按照事实和法律维护被告人的合法利益，但是不能做代言人。”

她恼怒了：“你们也是那边的人！你们不敢做我的代言人，那就不能作我的律师！”

这样，江青拒聘了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