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六万新疆人叛逃苏联内幕 ●原创投稿请至:historymook@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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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4月初的一天，中国新疆乌鲁木齐，春风吹拂着坚硬的冻土，路边厚厚的积雪已开始融化，白杨树鹅黄色的嫩芽挂满枝头，草地上出现了一层淡淡的翠绿。天刚蒙蒙亮，乌鲁木齐军区大院里一片静寂，正在值班室值班的军区保卫部保卫科长岳耀礼，听到办公大楼外边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汽车喇叭声，他跑出门去，见大门口停了一辆吉普车。“一大早这是上哪去?”他问司机。“这是祖龙泰耶夫副参谋长要的车，到伊犁去有紧急任务。”

正在他们说话的时候，祖龙泰耶夫手提皮箱，匆匆从办公楼里走了出来。岳科长忙迎了上去:“首长，您一个人到伊梨去?”

“怎么，不行吗?”

“不，不……我是怕首长路上不安全，要不要派个警卫?”

“那就不必了?”祖龙泰耶夫冷冷地说。

汽车加大油门，驶出了军区大院，岳科长望着汽车背影陷入了沉思。祖龙泰耶夫，俄罗斯族人，中等个，高鼻方脸，一头金黄的鬈发，脸上总是红光满面。他靠在汽车椅背上，半闭着眼睛，一束轻柔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他双肩上的少将军衔被映得闪闪发光。他一会儿抬头瞅瞅车外，一会儿又催促司机快开，情绪显得焦躁不安。1944年9月，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武装暴动，完全占领了上述三个地区，并成立了新疆民族军，史称“三区革命”。祖龙泰耶夫是早期的民族军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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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龙泰耶夫

1949年8月，党中央邀请民族军总司令依斯哈克伯克、第一副司令达里力汗、苏克尔巴也夫等人参加全国新政治协商会议，8月22日乘飞机经苏联去北平，途中飞机失事，不幸全部遇难。1949年12月，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祖龙泰耶夫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

这时，公路上有一辆吉普车迎面驶来，祖龙泰耶夫看清了是一辆军车，他命令司机把车停下，汽车吱的一声停下了，对面那辆军车也停下。祖龙泰耶夫跳下车朝那辆车走了过去，从对面车上下来的是伊犁军分区司令员马尔国夫，少将军衔，也是俄罗斯族人。两人先是握手，也许双方都感到还不够挚热，于是又紧紧拥抱在一起……。

“司令，我们今天到哪儿去?”

“去裕民县，我已经和苏侨协会说好了。”

两辆吉昔车，一前一后朝裕民县驶去，沿途一眼望去，人烟稀少，草原上的雪还没有融化，仍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牧人赶着羊群在放牧。汽车驶进了一个村子，“边防军首长来了!”人们从家里跑了出来，有人弹起了六弦琴，有人拉响了“巴扬”。

“大家跳吧、唱吧，尽情地欢乐吧!”祖龙泰耶夫高叫着跳起了俄罗斯骑兵舞……。

“呵……呵……呵……哎……哎……”人们随着他的舞步的节奏，一阵又一阵地欢呼起来。接着，马尔国夫也参加了跳舞的行列，他一边跳，一边摘下军帽扔到空中，双脚用力朝前踢着，发出“嗒嗒”的响声……

舞会结束了，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并没有想离去的意思，他俩从汽车里拿出了白酒和羊肉，牧人们又一次欢呼起来，特别是酒在当时可是难以看到的好东西。牧民们从家里拿来了仅有的烤饼和奶酪，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喝酒，边拉家常，说来说去，说得最多的还是想吃饱肚子。

祖龙泰耶夫见时机到了，便向马尔国夫使了个眼色。马尔国夫站起来向人群扫了一眼，没有发现有党政机关的干部，便低声说道:

“大家不是想吃饱饭吗?我倒是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什么办法……快说呀……”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说什么的都有。

“现在只有一条路，上苏联去!”

人群一下子炸了窝，有人说:“上苏联，那不是叛国吗?”

“怕什么，中国是社会主义，人家苏联不也是社会主义，人家还是老大哥吗!”

“别的倒不怕，就怕人家不要咱!”

祖龙泰耶夫一本正经地说:“谁愿意到苏联去，可以到苏侨协会去领侨民证，有了苏侨证就是苏联公民了，上苏联去就是合法的了。”于是，人群一哄而散，去领苏侨证。就这样他们两人以深入牧区为名，走村串户做了大量的煽动工作，加之一大批“克格勃”分子，又以探亲访友，贸易谈判为由渗入中国境内，大肆活动，便秘密铸成了一个巨大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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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世界的中国新疆六万人大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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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4月22日，“伊塔反革命暴乱事件”几乎在没有任何先兆，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突然爆发了。

离伊宁市不远的霍尔果斯口岸，是中苏边境一条重要的开放通道。霍尔果斯山口的下面是一条峡谷，在多雨的季节里，它就变成了一条波涛翻滚的河流，在两个山口之间，有一座水泥桥，桥的中央有一个红点，这是中苏两国的分界点，北方为苏联，南方为中国。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前，霍尔果斯口岸有定时的中苏国际公共汽车对开。1960年之后，在中苏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双方对开的公共汽车明显地减少了。

4月22日凌晨，数十名拎着行李，拖儿带女的边民，来到霍尔果斯口岸，要求乘坐国际公共汽车到苏联去，一名边防检查站的值班人员说:“今天没有去苏联的公共汽车。”他的话音未落，立刻招来一片叫骂声，值班人员和边防战士无论如何劝说都无济于事。这时，要求过境的人已经达到数百人，可是公路上仍有人流源源不断地涌来，这些人的手里拿着清一色的苏侨证，嘴里喊着:“我们要回老家去!”

“我们要去苏联!”

“你们这是从哪里弄来的证件?”当边防检查人员正在查询证件时，又有数干人赶到了霍尔果斯，口号声、叫骂声、争吵声响成一片……

值班人员急中生智提出马上打电话，请求州委派车，过了一会电话打通了，州委有关领导的答复是，等研究研究再说吧。可见包括州委领导在内也没有估计到事态的严重。当边民们听到州委领导的意见后，有人煽动:“走呀，找那些汉人头头要车去!”一股人流又掉头向伊宁市涌去。

就在州委领导接到霍尔果斯边防站紧急电话几分钟之后，伊犁州委也出现了不寻常的情况，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了的。伊宁市斯大林大街，北面是伊犁军分区，对面是区党委，东面一拐是州委，三个单位离得都不太远。早上九点多钟，斯大林大街上车来人往，秩序井然，路口的民警在指挥交通，商店与往常一样正常营业。

这时，从大街上走来一伙年轻人，他们手持木棍、扁担，一边走一边高喊着“打死汉人，打死汉人!”的口号，并对马路两边行走的汉族群众，不分青红皂白，棍棒相加，拳打脚踢，边打边朝州委大院冲了过来，门口站岗的警卫战士，正欲上前阻拦，被冲在前面的几个人，用棍子打倒了，于是人群一窝蜂地涌进了州委大院。

棍棒、砖头、石块雹点般地飞来，砸烂了岗楼，砸破了传达室的门窗，州委的干部正准备坐吉普车外出办事，刚开出几步远，就被挡住了，车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了，有人喊了一声:“咂!”顿时把车棚车窗全砸碎了，受伤的州委干部在车里还没有爬出来，小车已经被掀翻了，又有人用汉语高喊着:“烧车，烧……”

汽车的油箱被砸漏了，汽油流了出来，有人划着了火……在这紧要关头，警卫战士和州委干部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救出了车里的同志。汽车烧着了，火光熊熊，浓烟滚滚……这时，冲进州委大院的至少有两三千人，不少人手里还举着土枪和火铳，冲着州委办公大楼“砰……砰……”开了火，打得门窗冒出一股股白烟。州委办公大楼是一幢土黄色哥德式建筑，一共有四层，楼内一百多名干部，用桌椅将门顶住，边守边退，当一层失守时，一部分干部从后院撤到了离州委不远的区党委大院内，一部分干部撤到楼顶，继续坚守。闹事的人群抢了档案和秘密文件，砸烂了办公室。州委干部守在办公楼的平台上，下面攻了几次也没能攻上来，双方僵持住了。

几个小时之后，围攻的人群包围了离州委不远的区党委，人群中有人高呼反动口号，挑动群众打砸抢。当时，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曹达诺夫，带领工作组正在伊犁检查工作，听到消息后便从军分区赶到区党委。曹达诺夫不顾个人安危，只身站到院门口的高台上，大声劝说:“大家不要受坏人的挑动，冲击党政机关是违法的，有要求可以按级反映，不要……”

“不要听他的，他和汉人一样是共产党!”

“打啊，冲啊，打死这些汉人!”在一阵喊叫声中，人群又朝大门冲来，曹达诺夫和区党委的干部们被迫退到了办公楼前，人群扒倒了铁栅栏墙冲到了院子里。这时伊犁罕分区警卫连战上赶到了，战士们挎着枪连成一排人墙，挡住了冲击的人群。仅仅过了几分钟，人群又冲了上来，警卫连开始后退。

与此同时，新疆自治区政府和乌鲁木齐军区，都接到了来自塔城、阿尔泰、博尔塔拉、伊犁的紧急电话和电报，当地政府和军营都遭到了冲击和包围，要求马上派部队支援，但是上级的答复是没有部队，各地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防止事态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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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果斯山口，人群越围越多，不少人开始围攻守桥的边防战士，一帮人拉倒了旗杆，扯碎了五星红旗，冲上了霍尔果斯桥头……这时，苏联境内从阿拉木图方向开来了一长溜汽车，有客车也有卡车……有人喊了一声:“这是来接我们回老家的，想去苏联的冲过桥去。”人群几乎是疯狂地朝桥头挤去……

“砰……砰……”边防战士开始朝天鸣枪，很快枪被夺走了，战士被挤倒了，人群从边防战士的身上踏了过去，如同一股浊水流入了苏联境内。

在州委办公大楼上，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冲出包围，州委干部用仅有的几支枪向楼下还击，有人被打伤了，围攻的人害怕了，开始动摇了，稀稀拉拉地溃退了……州委干部趁机冲了出来。在区党委大院里，围攻的人群还没有任何要撒退的迹象，他们已经冲到了大楼前面。警卫连长在路中央划了一道线，郑重宣布:“谁越过了这条线，我就下令开枪!”

没有人理会他的话，他的话音刚落，就有人喊道:“冲，冲……他小子不敢开枪，他不敢!”人群前吁属拥，一下子冲过了白线，连长咬了咬牙，一摆手，战上们一齐朝天鸣枪……。人们愣了一下，接着又冲了上来，战士们开始朝地上射击，人们还在往前冲，子弹打到了前面一排人的腿上，有十几个人倒下了，有的是被挤倒的，有的是自己卧倒的……。

“开枪了!开枪了……”人群开始散去。

天渐渐黑了下来，通向苏联各个口岸的公路上，响起了嘈杂地喊叫声，和汽车拖拉机的轰鸣声，到处是黑压压的人群，人们赶看牛羊，坐着“二牛抬杠”的大木轮车，朝着一个方向滚滚而去……

有白天过境的人，又跑了回来，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消息:“那边边境上已经摆了奶油面包，牛奶香肠有的是，不要钱，随便吃，随便拿!全是共产主义!”

“房子和帐蓬也都搭好了，想住多少，就住多少……”人们高兴地欢呼起来……。一位叫哈依尔的村干部，躺在路中央，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乡亲们，你们不能走啊，咱们世世代代是中国人，到那边去要后悔的……”没有一个人理睬他，人们从他身上迈过去，头也不回地朝前走。一辆汽车停在他面前，车上的人骂他是挡道的狗，有两个年轻人跳下车来，像拖东西一样，把他拖上车去，汽车开动了，哈依尔挣扎着从车上跳下来，摔倒在路旁。

从阿尔泰、塔城、博尔塔拉到伊犁四个地区，二十几个县，在三千多公里的中苏边境上，几个重要的边境口岸，滚滚的人流如潮水般涌动了三天三夜，白天苏联当局用巨大的广播声指示方向，夜间则打开探照灯，一道道光柱射入中国境内几公里远，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中国共有边民六万七千余人逃到了苏联，有两个县跑得还剩几百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国际间边民外逃事件，也是中苏边境由局部紧张转入全线激烈冲突的导火索。

毛泽东说:“我不相信那边就是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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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坐在菊香书屋的沙发上，漫慢地吸着一支烟。周恩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走了进来，打开一份电报:“这是刚收到新疆军区的电报，伊犁和塔城地区的几万边民，围攻了党政机关之后，跑到苏联去了。”

“哦……”毛泽东沉思了片刻:“恐怕又是老大哥搞的名堂吧!”

“这个事件，是有组织的、有预谋的，在此之前没有发现什么迹象。”

“迹象还是有的，只是我们没有想到人家会这样干。”

“还有一件事，新疆军区的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写了报告，要求到苏联去。”

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身来，“人家把手都伸到我们军队中来了，我看愿意走的不要硬留，我就不相信那边就是天堂，我也不相信他们这样做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还有一些人也要丢，我看是不是让赛福鼎同志去做一下工作?”

“我看不必了，这件事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的，究竟谁是谁非，现在讲不清楚，过2O年，也许30年，大家会明白的。”

“愿意走，可以欢送嘛!”毛泽东的思路跳跃得很快:“中印边境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从新疆军区礼堂里走出来，直接上了送他们的吉普车，和他俩一块要求去苏联的还有四十多名校、尉级军官。在刚才的欢送会上，新疆军区的主要领导都没有讲话，不少人对送他们走想不通，因为中央有指示必须坚决执行。这些去苏人员和他们的家属都上了汽车，汽车驶出了乌鲁木齐，问中苏边境驶去。

一晃30年过去了，中苏关系解冻，全球趋于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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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了，叶利钦宣布1992年1月2日全面放开物价，于是各共和国竞相提价，人们一夜之间发现自己几乎一贫如洗，一个漫长而饥饿的冬天来了，于是30年前逃亡到苏联去的中国边民想起了自己的祖国。

人们从莫斯科、从彼得堡、从阿拉木图乘飞机、乘火车、乘汽车赶往伊犁和塔城，霍尔果斯口岸国际公共汽车人满为患。霍尔果斯边防站，五星红旗在高高飘扬，庄严的国徽下面，边防战士持枪肃立，当人们从桥上通过的时候，也许不曾忘记30年前那个夜晚。人们望着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望着餐桌上丰盛的食品，望着孩子们天真的笑脸……如同大梦初醒。

许多人要求留下来，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我们本来是中国人。然而遭到了有关方面的婉言谢绝，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中国国籍。

正是应了中国那句老话:30年河东，30年河西。正如30年前，那个阻拦边民外逃的村干部哈依尔说过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真理:离开羊群的羊不会活下去，离开祖国的人不会有永久的幸福。

【摘自:《冰点下的对峙》著/陈志斌、孙晓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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