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女权主义者所说的“肚子长在我身上”“我的历史|家庭生活|外语

【历史】如何理解女权主义者所说的“肚子长在我身上”“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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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女性主义（Feminism）又称女权（女权主义）、妇女解放（女性解放）、性别平权（男女平等）主义，是指为结束性别主义（sexism）、性剥削（sexualexploitation）、性歧视和性压迫（sexualoppression），促进性阶层平等而创立和发起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批判之外也着重于性别不平等的分析以及推动性底层的权利、利益与议题。女权主义是女性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用语，两者本质没有区别。女性主义的观念基础是认为，现时的社会建立于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体系之上。女性主义理论的目的在于了解不平等的本质以及着重在性政治、权力关系与性意识（sexuality）之上。女性主义政治行动则挑战诸如生育权、堕胎权、教育权、家庭暴力、产假、薪资平等、投票权、代表权（Representationpolitics)、性骚扰、性别歧视与性暴力等等的议题。女性主义探究的主题则包括歧视、刻板印象、物化（尤其是关于性的物化）、身体、压迫与父权。女性主义运动是一个跨越阶级与种族界线的社会运动。每个文化下面的女性主义运动各有其独特性，并且会针对该社会的女性来提出议题，比如苏丹的性器割除（genitalmutilation，见女性割礼）或北美的玻璃天花板效应，以及中国的女性参政问题、女性劳动报酬偏低的问题；女性下岗失业比例偏高的问题；流产和遗弃女婴问题；婚后居住在男方家所带来的男女不平等问题；媒体和社会观念中的父权（男权制）（Patriarchy）思想残余问题等。而如强奸、乱伦与母职则是普世性的议题。女性主义的理论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综观女性主义的理论，有些激烈如火，有些平静如水，有些主张做决死抗争，有些认可退让妥协，但是所有的女性主义理论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女性的第二性地位是如此普遍，如此持久。在这样一个跨历史、跨文化的普遍存在的社会结构当中，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认知、观念、伦理等各个领域都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即使在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中，女性也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男权制思想认为，这种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不仅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它是自然形成的；而女性主义却认为，这一性别秩序既不是普遍存在的，也不是永不改变的，因为它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社会和文化人为地建构起来的。在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文化当中，男性也受压迫，但是他们是由于属于某个阶级或阶层的成员而受压迫，而不是由于是男性而受压迫。女性则不同，除了因为属于某个阶级或阶层等原因之外，还仅仅因为身为女性而受压迫。由男性铸造的社会将女性视为低下的：她只能通过挑战和改变男性的高等地位的途径来改变自身的低下地位。历史上有许多向统治集团挑战的革命，但是只有女性主义是向男权制本身挑战的。2历史编辑人类社会史上，人权的概念已有了200多年的历史，但人权概念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不包括女权。早在1791年法国大革命的妇女领袖奥兰普·德古热（法语：Olympe de Gouges）发表或称的时候，女性主义运动就已经拉开序幕。开宗明义，认为：“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利。”两年后这个宣言的作者就被她过去的男性同党推上了断头台。法国的和美国的中， “人权”（rights of man）的含义只是男人的权利，不包含女人（women）。女权运动即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意为女人的人权，推动女人的做人之权从边缘进入主流，使女权成为整个人权的重要内容。女性主义批评，作为一种文本批评或话语批评的时尚，则迟至1960年末的政治动荡时期才在西方出现。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初，当代女性主义批评的启蒙者之一，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就已经注意到，在主流话语中缺乏妇女的声音，大部分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其实都只是说着男性作家要她们说的话，做着男性作家要她们做的事。法国女性主义思想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于1949年提出“人造女性”（即女性是人为建构的）的著名论点，催生了一批女性主义批评家，后者开始关注大众传媒如何与父权制“合谋”建构一个软弱无能的小女人，这些话语批评家相信，对父权制度的批评不能离开对父权制话语的批评。女性主义在19世纪渐渐转变为组织性的社会运动，因为当时人们越来越相信女性在一个以男性中心的社会中受到不平等对待（请见父权条目）。女性主义运动根源于西方的进步主义，尤其是19世纪的改革运动中。组织性运动的时间是起于1848年在纽约州色内加瀑布市（Seneca Falls, New York）召开的第一次女权大会。3沿革编辑早期的女性主义者与最初的女权运动通常被称为“第一波女性主义”（the first-wave），而1960年之后的女性主义被称为“第二波女性主义”（the second-wave）。也有第三波女性主义（the third-wave），女性主义者之间对于其存在必要性、贡献与概念意见不一。三个“波”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就像海浪般，一个接一个永不间断，后来者运用了前行者的贡献与资源。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是同一个英语单词（feminism）在国内的两种译法。女权主义是跟男女分工等值，妇女权益相联系的。妇女解放运动到今天为止，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两性平等19世纪末是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次浪潮，争论的焦点是要求性别包括男女之间的生命全历程平等，也就是两性的平等，也要求公民权、政治权利，反对贵族特权、一夫多妻，强调男女在智力上和能力上是没有区别的。最重要的目标是要争取家庭劳动与社会劳动等价、政治权利同值，往往被称作“ 女权运动”。两性平权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开始。人们认为，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最早也起源于美国。这次运动一直持续到80年代。其基调是要强调两性间分工的自然性并消除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要求忽略把两性的差别看成是在两性社会关系中，女性附属于男性的基础的观点。要求分领域对相应适可公众开放，等等。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对于性别研究，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兴起。因此，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女性主义流派。人们在父权意识形态中形成的概念使得他们从男权的角度来描述这个世界，并且把这种描述混同于真理，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而女权主义者对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概念提出了挑战。尽管流派众多，但基本点是争取两性寿终平权，彻底消除女性受歧视剥削压迫乃至误对（Abusement）的坏状况。两性同格提议女性自尊自省自爱自觉自理自治，要求男性辅助女性摆脱蒙昧和压制，走向等位同格。4理论编辑女性主义理论可以被划分为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两大类。宏观理论女性主义宏观理论包括一些对世界和历史加以阐释的宏大叙事，如世界体系理论。这一理论原本只是将世界区分为中心地域、半边缘地域和边缘地域，分析这些地域之间的权力关系，完全忽略了女性主义的因素。但是经过女性主义的改造，增加了一些新的理论要点，其中包括不再把女性仅仅作为男性家长家庭的一个成员；不再认为家庭成员的利益总是一致的；分析女性独立的经济贡献，女性在全球经济中作为非正式劳动力、家庭工人、食品生产者的角色。再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女性主义循着马克思主义的思路，并对它做了女性主义的改造。一个最主要的改造是提出了下列观点：男权制是先于资本主义制度而存在的，因此推翻资本主义只是结束男性对女性压迫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微观理论女性主义的微观理论也是门类繁多，不胜枚举。在此试举几例：交换理论：这一理论指出，理性的人一向被假定为自私的、相互隔离的、无情感的行为者，而女性主义理论则做出了另一种假设，它假设人是相互连结的、利他的、有情感的。女性主义还用交换理论解释男女两性之间的不平等：男性占有了份额较女性大得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知识资源。网络理论：女性主义用这一理论分析性别差异与性别不平等。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他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男女两性由于从儿时起结识的人就不同，后来的关系网络也不同，因此造成了两性发展机会的巨大差异。角色理论：这一理论涉及女性的家庭与工作的双重角色冲突问题。这两种角色一旦发生冲突，女性的工作角色往往要服从家庭角色，女性因此丧失了大量的工作和升迁的机会，致使女性做事业的动力降低。女性比较集中的职业由于缺勤率高、精力投入少，因此变得价值较低，报酬也较低。地位期望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男女两性在进入性别混合的目标动力群体时，由于群体对男性的期望值高于女性，就降低了女性在群体互动中的自信心、威望和权力。如果某位女性想反潮流而动，群体内的两性都会反对她，敌视她。在这种情况下，性别期望模式得到了巩固。符号互动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的心灵、自我和社会都是通过符号交流和话语制造出来的。正如标签理论所揭示的那样，女性往往在社会教化的过程中接受了社会对男尊女卑的定义，于是遇事常常会自责，取悦和讨好男性以避免惩罚，久而久之就造成了两性之间的巨大差别。5形式编辑对语言的影响很多说英语的女性主义者都支持使用无性别意识的语言，例如以“Ms”统指所有已婚和未婚的女性，或在不清楚性别时用“他（he）或她（she）”指明，而不只是用“他”。女性主义者也支持使用包含二性元素的语言，例如以“humanity”取代“mankind”（指人类）。女性主义者希望改变语言的运用，并非希望要求女性有平等权利或在政治论述中取得影响。它可以被视为改变有“性别歧视”元素的语言的尝试，提出在英语中很多具有重男性色彩的例子（如用“他”（he）形容婴孩）。女性主义者认为语言直接地影响了现实中的观念（见萨丕尔－沃尔夫假设）。对同性恋的影响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女权运动，是在基督教文明形成后西方世界首次公开讨论性的非生殖作用。而同性恋性行为的第一特征，就是不具有繁殖功能。因此，女性主义公开讨论性爱的非繁殖功能，就像是开了一道泄洪闸，为之后的各种性别性向运动奠定了基础。历史上，女权运动和同性恋权利运动一直摩擦多于合作，二者的交集基本局限在女同性恋上。女性就业率的增加女性主义运动带来了美国和欧洲女性就业率的大幅度上升。1950年代美国婚后女性就业率仅为11%，甚至少于1920年代。经历了在1960年代、1970年代伴随着带有浓烈地左翼色彩的民权运动而出现的的女性运动高潮后，1978年美国已婚女性就业率上升到50%。1997年达到61%，在21世纪初头几年的经济繁荣期时，认同“返回家庭相夫教子”的“选择女性主义”回潮，已婚女性就业率曾经回落到54%，在 2008年底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因为生活压力增大所迫，美国已婚女性就业率重新上扬，在2010年上升到69%左右，与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婚后女性就业率下降到77%的中国大陆已相差不远。女性婚后姓氏自主权的增加西方国家女子出嫁后从夫姓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习俗。从196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早期，伴随着女性主义的进展，西方女士结婚后选择保留其娘家姓氏，或者是用连字号形式显示其婚后的名称的百分点有轻微上升的趋势。近年来，更多会使用 Mrs. “妻子的名字”“丈夫的姓氏”。大体上来说，英美等国家的女性结婚后是否冠夫性，是可以由女性自行决定的。在某些国家的管辖权限（jurisdictions）, 妻子的姓氏会自动转变为丈夫的姓氏以保其法律上的合法地位。现在女士可以容易地更改她的婚後姓名,而这个改变不再是违宪的了。在某些地方，民事诉讼案及宪法的更改使得男士亦可以容易地更改婚后姓名，例如在英属哥伦比亚。曾经在学术期刊发表文章而用婚前姓氏的女士，即使在婚后，她们亦不会从夫姓，以保持其?旧著作对学术界所作出的贡献。这个惯例在女医生、女律师事务所及其他专业也很重要。7自由女性主义流派编辑自由女性主义在时间上是所有女性主义的流派的起点，在理论上也是其他各派的出发点或修正和改造的对象。其批判对象主要是法律上、形式上的不平等，所以批判力非常有限，改革诉求也显得过于温和。内容十八世纪欧洲女性者因为新资产阶级男人反抗君权的启发而开始质疑男权的神圣性。自由主义崇尚理性，主张人之为人是因为具有推理能力，而非因徒具人之形体，所有人在接受教育以后都具备同等的理性，故应平等对待。而且强调人性不分性别，女人亦具有理性思辩能力，男女不平等是习俗以及两性差别教育造成的，为了消弭人为不平等，应给予女性同质的教育；同时由于在兴趣、才能方面个人差异远大于性别差异，女性应有充分和平等的机会作选择，以便人尽其才，为社会提供更充沛的人力资源，提高竞争力，此外，法律应不分性别，男女一视同仁。妇女运动在七零和八零年代深受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影响，如，，及反对妇女保障名额、修改法律中的性别歧视等主张都十足展现追求平等的精神。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二十世纪后期的发展趋势是扩大公领域范围，增强国家保护弱势个人（如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的公权力；并且有鉴于个人自我实现的机会深受经济力影响，而愈益注意经济分配的公平性，主张应由政府积极介入以减轻市场经济祸害；在法律方面则由消极的反对性别歧视的立法，进而积极以立法消除歧视或矫正已有的不平等。如公设托儿所、受害妇女庇护所、加强就业训练都是现年来自由女性主义强调的重点。八零年代以后的自由派女性主义者，终于体认到做一个齐家治国的女超人并不容易，故提出家务分工、弹性工时及减轻男性养家重担等概念。代表人物十八世纪英国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最有名的著作发表于1972年的女权辩护。他认为女性存在的首要目标是做一个理性的人，而理性的实践则是透过妻子与母亲的身份来表达。十九世纪美国的玛格丽特·芙乐（Margaret Fuller）不仅主张女性在法律地位和世俗生活理的权利，并更进一步的从存在哲学的观点，强调女性有追求内在自由的权利。即包括心灵的充实、智识的成长、理性与创造力的激发。芙乐认为母职是女性生活的一部份而不是全部，女性必须超越特定的家庭关系而去追求自我成长。而且特别指出女性的自我成长不是为了作一个称职的妻子或母亲，而是为了自我成长与自我实现。芙乐强调女性特质，不鼓励女性和男性直接竞争较劲。虽然男女特质不一样，但女性所拥有的权利却是相同的。芙乐一方面争取女性的平等权利，同时其思想亦具有浓厚的宗教与存在哲学的意味。十九世纪英国的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将女性权益的观点表现于一书。穆勒指出法律的不平等使得婚姻制度的婚姻关系犹如主人与奴隶的关系。穆勒将政治哲学里公共领域的契约概念扩充到婚姻关系，认为婚姻契约必须经由当事人同意，在平等的条件下订定共同生活的方式。契约精神就是自主与自我决定，婚姻契约使女性不会在违反自身自由意志的情况下结婚。穆勒主张女性应有一技之长与经济独立的能力，这样才不会为了长期饭票而无奈地走进婚姻。穆勒也从自由竞争的观点指出，女性的能力如果真的不如男性，那麼不胜任的女性就会在竞争过程中被淘汰，不需要一开始就排除女性竞争的机会，开放机会给女性会给社会带来更多优秀的人才，使社会的运作更有效率。约翰·穆勒、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两人均认为一般女性婚后应以家庭为主，女性的潜能主要是在家庭的领域里发展，不需要外出工作。但是男女的权利是相同的，那些特别优秀的特殊女性，应该不受任何阻碍，自由发挥他们的才能，甚至和男性一较长短。整体而言，穆勒倾向伴侣式婚姻的理想，认为女性受良好教育才能成为丈夫知识上、精神上的伴侣。女人充实自己仍是为了男人，伴侣式婚姻理想说穿了就是要求女人“有点聪明但又不要太聪明”。当代美国的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承继了十八世纪以来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但同时更加强调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参与。其名著女性的奥秘则对女性的家庭角色展开锐利的解析与批评。弗里丹认为为了发挥自我潜能，鼓励妇女和男性一样从事公共领域的活动。在父权社会的文化机制下，竭尽的塑造一个快乐、满足、幸福的家庭主妇形象，使得妇女自幼就向往这个形象，并把自己的一生寄托于家庭与婚姻关系。但这个理想的形象，只是迷思。由于家庭结构本质上缺乏有形的结构及酬赏制度，而且日复一日的重复同样的琐碎的工作，受过教育的现代妇女并不能从家庭主妇的角色上得到成就感及自我实现。弗里丹鼓励女性放弃以家庭主妇的形象做为自我认同，但弗里丹也并未提倡女性在实质上放弃家庭生活，而是在事业与家庭间取得平衡。女性应从整体角度从事生涯规划，将家庭与事业都事先纳入发展计画中，生育小孩尤应事先规画，并将帮忙的人选安排好，并极力的鼓吹托儿所的设置。弗里丹认为女性可以同时兼顾家庭与事业，而以事业为主。批评过份崇尚男性价值，重视心智胜于情感、身体。强调个人先于社会，忽略了个人生活于社会网路之中，即使在出生前仍未能逃脱社会关系的左右（如妓女堕胎）。抽象的、形式的平等未顾及个人因种族、年龄、性别阶级之异而产生不同的历史、社会关系以及不同的需求和能力。自由女性主义在许多问题上属于稳健派，远不如激进女性主义那么激烈。也正因如此，自由女性主义没有取得女权运动的实质性进展，就连法律上的平等都未能成功争取到。8激进女性主义流派编辑激进女性主义诞生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主要的发源地是纽约与波士顿。它是从男性新左派（New Left）的阵营里发展出来的。当时一些投身民权运动的进步妇女在运动里得到次等待遇，他们被男同志视为低下者、服侍者、性对象，也争取不到发言权，因而在愤怒、幻灭之余弃绝新左派而独立出来。他们使用“激进（或基进）”（radical）一词，主要取其语源上的“根”（root）的意义。他们主张妇女的受压迫是所有其他种族的、经济的、政治的等等压迫的枝桠。是以“ 激进”一词，一方面系指较新左派更根本的革命立场，另一方面也暗示较自由派女性主义更广泛、深入的进步性。激进女性主义的重点：主张女人所受的压迫是最古老、最深刻的剥削形式，且是一切压迫的基础，并企图找出妇女摆脱压迫的途径。他所谈论的议题多与女人有切身关系，包括性别角色、爱情、婚姻、家庭、生育、母亲角色、色情、强暴，乃至女人的身体、心理等，处处都直接触及了女人的身心，发出了女人最赤裸的声音。父权制度从男性主导的运动里撤退出来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发现，父权制度（patriarchy），或男权制才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最早看出这一点的人之一是杰梅茵·格里尔（Germaine Greer）。杰梅茵·格里尔（Germaine Greer）以女太监一书阐述她的基本基本理念：女人是被动的性存在，因为他被男人阉割了。格里尔攻击女性受制于社会“永恒的阴柔”的刻板印象理念。她强调解放妇女的性；主张妇女应发展他们的性，并将它表现在整个人格里。她还提供解放的主要方法，即以快乐原理取代强制性与强迫性的行为。鼓励女人勇敢的尝试新的、自由的性生活规则，以及起来反抗，因为女人是最受压迫的阶级。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在其经典之作性政治一书里大声说“性即政治”，并使用“ 男权制”一词来指涉世界上许多地方控制女人的事实，它后来成为女性主义著作的标准词汇。米利特指出，父权制度夸大男女的生理差异，以确保男性拥有支配角色，女性拥有附属角色。社会藉性别角色刻板化的过程，使妇女接受他们的次等地位。而父权制度的主要支柱，即米利特所说的“性政治”。　　玛丽·戴莉（Mary Daly）的一书，为激进女性主义的旅程绘制了一面地图。此书分三阶段：第一阶段评击父权制度。第二阶段详述“虐待仪式”，如印度的寡妇自焚殉夫、中国的缠足、非洲的阴蒂切除与阴道口缝合术、欧洲过去的焚烧女巫乃至现今普及的避孕药品等。戴莉认为这些仪式全被男性学者以价值中立的语言及概念化著述正当化了，而未被揭露，因此，父权制度的学术是虐待性仪式的延伸与持续。第三阶段：建议妇女退出一切的父权制度，从事一个“认知、行动、自我本位的过程”，创造一个认同女人的新环境，此即“妇女生态”的形成。性别角色在70年代初，性别差异被激进女性主义者视为女性受压迫的主要根源，70年代中期起，阴阳同体观受到排斥而发展出妇女本位观，女性异质（female differeces，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特质）不再被认为是妇女被压迫的根源，而反被视为妇女力量的来源及解放种子，也是社会变革的契机。拥抱阴阳同体论（中性 androgyny）：早期的激进女性主义者看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性别制度（sex╱gender system），便努力思索去除这个制度的方法。一是排除性别区别，即朝阴阳同体文化努力；一是不与男性发生关系，即拒绝或改变异性恋制度，采取性别分离主义，而女同性恋女性主义乃是最彻底的方式。心理学家桑德拉·贝姆（Sandra Bem）的阴阳同体测试显示：在贝姆的分析里，深深困扰女性主义者生产育幼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一旦所有男女在心理上都是阴阳同体人，生小孩与否便完全是妇女的个人选择，而育幼的问题也会因男人新发展的抚育本能而得到解决。玛丽林·弗仑区 “重新阐释”的阴阳同体：玛丽林·弗仑区（Marilyn French）从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来探索父权制度及男女特性的形成，并论证支配权力是支撑父权制度的奴役性意识型态，而共享快乐是可以破解父权制度的解放性意识型态。弗仑区的新阴阳同体人是个完全发挥潜力的人，她结合了所有传统的做女人的优点与做男人的优点。莫妮卡·威蒂格与安德里亚·德沃金 “追求无性社会的极致”：美国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大都认为生小孩是自然的，莫妮卡·威蒂格(Monique Wittig)却不这样认为，她说：生小孩是一“强迫生产”的历史过程，但我们却威蒂格也否认女人的身体是生理的既成事实。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认为，我们总将人概念化成一定是男的或女的，是扭曲了人类有非常多样的跨性特徵的事实。德沃金认为我们的生理理论是一种社会建构，其分类是符合男性利益的。而这也就是费尔史东所说的“消除生理性别区别本身”，是追求一个无性别社会的极致了。妇女本位观：普遍地颂扬做女人（womanhood），包括女人的成就、文化、精神、同性恋，还有身体，特别强调女性生理固有的力量，以及与生理有关的创造力。女性的生理与心理遂成为妇女解放的力量来源。如心理学家米勒（J. B. Miller）。分离主义——创造女人文化：某些激进女性主义采取与男人决裂的方式来解决妇女受压迫的问题——即分离主义，其中色彩最显明者为女同性恋者。她们说：假如我们的心态是认同男人的，我们永远无法实现我们做为人的自主性，并教导其他妇女要做“认同女人的女人”。支配关系性是男性权力所在：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女人的性是为男人而存在，而男人的性并不是为女人存在，如娼妓制度、色情、强暴、性骚扰。故认为只要有正确的法律与政治制度，异性恋关系会是平等的；只要有正确的经济制度，异性恋关系也将不会是剥削的、疏离的、压制的。激进女性主义相信，除非性能加以重新构想、重新建构，否则女人将永远附属于男人。女同性恋女性主义——与男人毫无性关连；强暴是父权制度的秘方；反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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