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读汪曾祺用几个月时间陆陆续续看了一阵汪曾祺。

用几个月时间陆陆续续看了一阵汪曾祺。目的是带了些功利性的，就是想从汪老温润舒缓又饱含民俗味烟火气的文字中，找寻那种在快节奏的阅读中颇为稀缺的地道。手机移动端阅读的泛滥，刻板公文的大行其道，“网文腔”西化表达的比比皆是，让我常生出一种饥渴感，渴望读些意味悠长古色古色的东西，算是一种精神上的调剂。

汪老的作品入选过高中课本，仍记得中学时早晨忘情朗读《胡同文化》的情景，尤其是结尾那句“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的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这种对于传统文化、生活场景的“怀旧”以及对于其消逝的“微妙”的怅惘，在他的多篇小说中也有体现。

读大学时看了他的散文，《多年父子成兄弟》中十七岁的他和父亲一起抽烟喝酒，对于父子关系生动又有些叛逆的呈现，让我印象深刻，也激起了当时刚满20岁的我很多浪漫主义的遐想。

这次重读了他的一些散文，还有他几乎所有的小说。总觉得要记录些许的感悟，又不知从何说起。读得还是太少了，不免这样自责，见识少就难在比较中鉴别，就难“知其所以然”，便只能诉诸于比较感性的语感之类来评品。另外不得不提的是，随着年纪渐长，读书的难度其实是越来越大，记忆力不如年少时，感知上的敏锐性也衰减了。最近看到一句话：“少年背书如以凿刻石，永生不忘；中年背书如以刀刻木，记忆不深；老年背书如以锥锥水，旋背旋忘。”看书也是这个理吧。综上种种，我就只能对重读汪老泛泛而谈了。

汪曾祺1920年出生于江苏高邮一个旧式地主家庭，他祖父“大概有两三千亩田，还开着两家药店，一家布店”。也正是得益于这种家境，加上后来又考上西南联大中文系，幼时的家学渊源和新式的教育经历，生逢特殊时代的独特经历，他熟悉清末民初尚留存的古风遗韵，他曾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河北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四年，每天都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构成了他擅长摹写风物展现时代变迁中普通人命运悲欢以及在淡雅平和中探寻人性真善美的文风。

比较大的篇幅去写景，写风俗比如各地美食、放焰火、踩高跷、唱戏、打锡器，然后再慢慢出现人物和故事情节，这是汪曾祺散文和小说中都最常见的笔法，对于各种民俗画面不厌其烦的细致描摹，出现在了他绝大多数的小说中。也因此，他的小说大多不会直接地表露主题，也不会有很尖锐的矛盾冲突，更像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特定时空的画卷，强调留白，“以少少许胜多多许”，供人去揣摩。

别人说他的小说是散文化小说，汪曾祺自己没有否认。故而阅读时会发现，一些体现传统风俗风物的人和事，在他的小说和散文中都多次反复出现，比如老家卖草帽烧饼的摊贩、药店的掌柜、河边拉皮条的薛大娘等。他的小说往往显露很明显的个人经历的特点，常常会让人分不清这是虚构还是真实。他在小说《云致秋行状》末尾专门加括号写了一句“这是小说，不是报告文学。文中所写，并不都是真事。”这也从侧面应证了他小说散文化的倾向。

他早年的小说，有很多受西方意识流流派影响，冗长的环境描写及华丽辞藻的堆砌，淹没了关于人物和故事的仅有的寥寥数笔，很是晦涩难懂。比如他1944年写的短篇《葡萄上的轻粉》，全篇都以对话构成，也无主人公，如在呓语，让人不知所云。当然，他早年的一些小说常常构造一个比较狭小的时空，以较小的篇幅展现一个极短时间内的故事剪影，也给人一种别样的隽永，虽然阅读时要颇多费些脑力，这类代表有他1941年写的《寒夜》。

不用屈服于以离奇乖张惊诧人的情节取悦读者的窠臼，汪曾祺游刃有余地刻画了各个时代的一些人物，他们几乎都是普通人，除了不多的虚构，我相信这些以人物为主题的很多作品都是作者所见所闻的真人真事。很忠于生活，忠于自身经历观感到的事态，反倒使得汪曾祺笔下专注写人的小说给我留下了最多的印象。

如1945写的《老鲁》，写的是一个校工的故事，想必应该是脱胎于作者彼时在昆明郊外一所学校教书时的见闻，从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普通人生活的一些悲欢。1981年写的《文嫂》，写的是西南联大所在地一个叫文嫂的寡妇养的鸡被一个道貌岸然的叫金昌焕的大学生偷吃的事，不动声色中见出了作者的悲悯和批判。1981年写的《榆树》中独居老妇人侉奶奶在瓢泼大雨中死去，很伤感，短小的篇幅却写尽旧时代个人的凄苦，让我不禁想起自己前不久过世的奶奶，悲从中来。

这种对普通人细心的关注，字里行间有同情有礼赞更有质朴的平视精神，体现了作者所自认为的“人道主义”。他在1983年《卖蚯蚓的人》中借“我“之口对此进行了一番夫子自道，“我是个写小说的人，对于人，我只能想了解、欣赏，并对他进行描绘，我不想对任何人作出论断。像我的一位老师一样，对于这个世界，我所倾心的是现象。我不善于作抽象的思维。我对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审美意义。你们可以称我是一个生活现象的美食家。”我觉得这番自说自话是恰如其分的。

有人说汪曾祺的小说像一幅幅风俗画。汪老的这种淡雅平和的文风，在如今这个观点为王人人争相表达相互灌输的时代，肯定难成为主流，而去尖锐矛盾情节的趋向本身有时也的确会影响作品给人的冲击力，若非细细品尝，有时可能会有看不下去或印象不深的感觉。

汪曾祺对此是有清醒认识的，他说：“风俗画一般是清新浅易的，不大能够概括十分深刻的社会生活内容，缺乏历史的厚度，也达不到史诗一样的恢宏的气魄。因此，风俗画小说常常不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的主流。这一点，风俗画小说作者应该有自知之明，不要因为自己的作品没有受到重视而气愤。因此，我希望自己，也希望别人，不要只是写风俗画。并且，在写风俗画小说时也要有所突破，向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掘进和开拓。”

这种宝贵的自省精神，让汪曾祺没有成为一个沉湎于杯水风波、顾影自怜的作家，让我们得以从民俗风物的角度窥探他所经历的不同时代，具有浓郁生活气息和现实意义，也许不是波澜壮阔，却自有一种涓涓细流般的美感和意境，让人徜徉其畔，一起看那如风俗画般的文字中的喜怒哀乐和生死无常。如今很多所谓文化人写的东西耽于抽象思维空对空的阐释，躲在书斋里自娱自乐，用汪老的话说“实在太幼稚，而且和人民的疾苦距离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