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方雄：中国需要韬光养晦，培育长期投资环境过去几周

过去几周，美国称要对来自中国的1500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中国也随即做出反应，各方对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发生破坏性贸易战担忧增加；3月底，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中国存托凭证CDR（Chinese Depository Receipt）试点的各项制度框架，资本市场开放备受关注。

此时此刻，深耕资本市场策略研究的第一前海金融董事长、原摩根大通(JP Morgan)亚太区董事总经理、中国投资银行主席龚方雄的相关观点，格外引人关注。

龚方雄先生演讲

2018年5月6日，龚方雄出席了由北京大学校友会主办、北京大学金融校友联合会承办的“2018北京大学全球金融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中午11点半，龚方雄来到主会场外的嘉宾采访间，接受记者采访。在接受记者专访时，龚方雄进一步阐述了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的客观条件、培育长期投资环境的具体做法等市场关注的热点。此外，他还针对时下流行的“佛系青年”概念，谈及自己的体会与思考，体现出北大人对文化现象、社会现象的关注。

记者：您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增长转换的客观条件是否成熟？

龚方雄：

我认为转换条件已经成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内涵近年来发生了实质的变化。之前是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现在主要是靠消费和服务业拉动，这些消费和服务尤其集中在非传统产业或者新经济产业中，譬如说支付宝、微信支付。当下我们很多支付行为是依靠新型方式，或称新型业态实现的。微信等工具的普及和进步促进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譬如很多产品或者服务的供应商可以通过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留痕来判断用户行为，然后积极主动地进行推广，这会促使消费向智能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开始向可持续的高质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增加经济的高技术含量、经济的品牌含量、经济的资本要素，离不开经济金融的发展，所以中国要培育一个好的资本市场来促进对技术领域的长期投资。我们现在发展新的金融体系，是希望在未来，创新要素可以成为经济转型的核心动力。但是创新要依靠长期性的投资才能实现，所以我们需要金融的开放，资本市场的开放。总之就是要培育一个资本市场来促进技术的创新。

记者：您刚刚谈到对技术的资本投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前段时间美国对中兴的制裁案也反映出技术创新的困局，您如何看待国内技术投资呢？

龚方雄：

中兴事件发生在一个非常好的时点上，它提醒我们现在不能妄自菲薄，我们还需要韬光养晦。过去40年来，中国走过了很多发达国家一百多年走过的路，中国的成就是非常大的，我们要认可这一点。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中国还是很落后的，我们不能说我们已经超过美国了。现在国内很多言论说中国的整体国力已经超过美国了，这是一种谬论，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排名全球第二，但中国的财富是13亿乃至14亿人口创造的，美国的财富却是3亿人口创造的，我们跟美国之间还存在巨大的差距。不单从数据上看存在差距，从核心技术上考量也存在差距，在核心技术层面我们是“缺芯少魂”的，所以中兴事件一出，这家全球排名第四的通信设备制造商马上宣布进入“休克状态”。我们不可以妄自菲薄，要继续和美国的合作，在全球化体系里把自己分工的部分做好，同时也要在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但是要在核心技术取得突破，不像建三峡工程那样可以在几年内集举国之力搞定，核心技术的创新和突破需要几十年的积累，而且要辅以相应的制度环境、体制环境，所以我们要稍安勿躁、韬光养晦。

记者：您刚刚提到我们要“韬光养晦”，从投资和资本市场的角度看，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龚方雄：

我认为我们要培育长期的投资环境和机构投资者，营造好的投资氛围，让更多人愿意去做长期的投资，这一点散户很难做到，还是得靠机构投资，像保险基金、养老基金、学校的捐赠基金等，因为这些基金的钱都是可以长期持有的钱。政府可以通过给予政策上的优惠，鼓励机构的长期投资行为，鼓励长期投资基金的设立。前段时间个税修订案出来的时候，有人提议每个人每个月都往自己的养老账户里多放一点钱，放进养老账户的钱可以当月不扣税，我觉得这个方案蛮好的，一方面可以解决居民养老来源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因为养老金在短期内不会被使用，所以可以作为长线投资基金。事实上，我们的改革是一个蓝海，还有很多可做而未做的事情。

记者：您曾提到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拉动，但近来社会上出现一批“佛系青年”，他们倡导低消费生活。因此有观点称，中国会像日本一样慢慢步入“低欲望社会”，您怎么看待这个社会现象？

龚方雄：

我觉得这个现象跟文化有关系，整体而言日本文化是一个孤僻的文化，日本人也是相对封闭的，但中国文化是群居文化，我们很喜欢聚在一起餐叙、消费，文化会影响群体行为。此外，“佛系青年”现象可能是由年轻人的短期压力造成的，现在房价和各方面的物价较高，年轻人的压力大，所以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会出现欲望降低的现象。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要引导，拿美国举例，美国的大学生不会觉得他们必须要买房，美国女孩也不会要求结婚对象必须有房子。但我们中国的文化会给年轻人这方面的压力，但我认为这是个短期现象，是可以通过社会引导解决的。

但是这个问题暴露出一个很值得我们注意的趋势，就是人口的老龄化，这也是一个全球的趋势。大家发现，中国二胎政策放开后，想生二胎的家庭数却减少了，原因很简单：大家觉得养孩子成本太高。在东方体系里，随着经济的发展，香港、新加坡的人口出生率都在下降，因为人们的“养儿防老”需求减少了，现在大家更加追求个性化的、自由的生活。事实上，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单只出现在中国或者东方体系中，现在全球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都呈现出了这一趋势，这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经济现象，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要尽早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提防“未富先老”情况的出现。

作者李薇薇（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财经传媒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