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公子之一，捐给国家的字画件件都是瑰宝，曾经穷到四处借钱文|黄薇“乱世出枭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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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四公子之一，捐给国家的字画件件都是瑰宝，曾经穷到四处借钱。字画|民国|公子|瑰宝|借钱|张伯驹---

文|黄薇

“乱世出枭雄”，收藏界也不例外，如吴湖帆、庞元济、王季迁等一批大收藏家因而脱颖而出，张伯驹无疑是其中耀眼的一位，启功曾评价他为“民间收藏第一人”。2018年春天，“予所收蓄永存吾土--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在故宫博物院武英殿拉开帷幕，将其捐赠给国家的书画精品汇集一堂。从见证了汉字自隶书向楷书过渡、被誉为“墨皇”的西晋陆机《平复帖》，到传世最早的一幅独立山水画、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再到大诗人李白的唯一真迹《上阳台帖》等，几乎件件堪称艺术史上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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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张伯驹与老少词友雅聚于香山农舍。

1955年底，政府号召文化界人士购买经济建设公债。茅盾、夏衍、郑振铎等领导带头表示认购几千块的公债，张伯驹参加过几次动员会，感受到了压力。不知情的旁人几乎不相信张伯驹没有钱。1952年他应郑振铎之请，将《游春图》以低价3万元转让给了故宫。1953年，天津的家人和他打官司分割家产，他选择将承泽园卖给北大，保住了字画。全家搬到后海南沿26号，家中生活尚可，但没有什么现钱，有也都换成了书画。有人见过张伯驹为买一幅古画，看妻子没答应，索性躺倒在地，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妥协。

钱花得也快。多年老友文物专家朱家溍，看到1956年初张伯驹刚向一位朋友借了400元急用，又见他用来帮助了几个人。袁氏大公子袁克定，早先迷恋权力做太子梦，与张伯驹互为陌路人。等到前者散尽家财无处可栖之时，还是张伯驹收留他在承泽园住下，直到最后为其送终。

1956年7月，张伯驹与夫人商量后，将陆机《平复帖》、杜牧《张好好诗》、范仲淹《道服赞》、蔡襄《自书诗卷》、黄庭坚《草书》卷等顶级珍贵法书共8件捐献国家。这一年，张伯驹还将李白真迹《上阳台帖》托人送给了毛泽东，他说“因为李白书法浑厚雄壮，正合乎毛主席的气概”。学者荣宏君评价张伯驹，“是非常纯粹的人，他是发自内心拥护新时代。”《上阳台帖》1958年由毛泽东转给故宫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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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在中国书法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张伯驹为大会献墨宝

就在张伯驹将国宝捐献出来的第二年，他被打成右派。陈毅有次请张伯驹吃饭，说:“像你这样一个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都捐给国家的人，还能是右派吗，我想不出，我向你道歉。”在陈毅的关照下，1961年张伯驹夫妇来到长春，潘素在艺术院校教国画，张伯驹出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在吉林省博工作的5年中，由于没有正馆长，张伯驹事实上担负起了整理、扩充馆藏的主要责任。这项工作发挥了他的专长和热情，张伯驹收到最具传奇色彩的藏品之一是薛素素脂砚，点评《红楼梦》的“脂砚斋”之名据说便源出于此。他同时捐出自己所藏的薛素素《墨兰》轴，希望两件文物交相辉映。

为丰富吉林省博的馆藏，张伯驹先后捐出了20余件自己的书画珍藏。在大部分珍藏都悉数归于公藏后，他只留下了一幅杨婕妤的《百花图》，杨婕妤是宋宁宗的皇后，这幅画被认为是中国绘画史上现存最早的女画家作品。他写道:“此卷欲自娱，以娱老景。”“文革”开始后，张伯驹在长春因组诗会“春游社”而被视作特务行为，遭审查，此后又因写作诸如表达对江青愤慨的《金缕曲》等“反动诗词”遭到批判。去职前，为弥补馆藏在宋画方面的空缺，张伯驹还是选择捐出了《百花图》，现为吉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

1967年，张伯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送往吉林舒兰县插队。他快70岁了，劳动能力有限，公社认为他还要靠公社养着，拒绝接收。返回北京，原来的住所已被人占了，老两口缩身于一间10平方米的屋子，分隔两半，外头放了个桌子供写写画画。因为没有户口和粮票，老两口生活无着，一度要靠朋友们的救济。小张20岁的“忘年交”周汝昌回忆:“将节省的粮票邮寄先生，聊当濡沫。对此，他也还要笔札相谢。那时读了他的信，真是心中感到难过得很。”

尽管如此，王世襄写道:“在1969年到1972年最困难的3年，我曾几次去看望他。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张伯驹毕生爱花，最爱海棠与梅花，本人善画兰花。富贵公子时，他与好友傅增湘每年去大觉寺，专门筑了两间亭子供赏杏花;窘迫时兴致一样盎然，每岁赴杏花之约，快80的人下山嫌台阶太多，干脆坐土坡上两手撑住往下滑，还为“绝招”兴奋不已。

1972年陈毅逝世，张伯驹倍感悲痛但无法前去吊唁，他写了一副挽联送去:“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穿着睡衣赶来参加追悼会的毛泽东，停在了这幅挂在灵堂不起眼角落的挽联前，说写得好，问是谁写的。陈毅夫人张茜马上将张伯驹的近况告诉了毛泽东，毛交代让周恩来解决此事。张伯驹才得以摆脱“黑户”，正式落户北京。

因诗词屡屡带来祸端，1974年张伯驹发誓道:“此后不再为词”。次年他就食言，忍不住填词数百阕，集为《续断词》。1978年平反后，马上着手再度向文化部提议成立“中国韵文学会”，让小外孙骑车代自己前往文化部送信。在他去世2年后，韵文学会在湘潭大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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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夫妇参观完故宫后在护城河边的留影

1982年初，黄永玉携妻儿在莫斯科餐厅打牙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漠，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小碟黄油两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4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半个月后，张伯驹因肺炎离世。

章伯钧曾如此介绍张伯驹，“其实公子哥儿就是他的工作”，“要知道中国文化很有一部分是由统治阶层里没有出息的子弟们创造的。”言语虽充满时代气息，倒也不失一语中的之处。尽管遭遇过时代变迁、世事艰难，张伯驹始终与周遭环境保持着距离，沉浸于为艺术的一方天地，以此度过了一生，堪称最后一代名士。

过手的国宝珍藏，如过眼烟云，不过终究留下了生命的积淀。张伯驹写道:“退藏天地之大于咫尺之间，应接人物之盛于晷刻之内，陶熔气质，洗涤心胸，是烟云已与我相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