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最后的日子，再没能见到妹妹宋美龄 37年前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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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年前的今天，宋庆龄病逝，享年88岁。

宋庆龄的晚年，深受家族遗传病的困扰，她患有严重的荨麻疹，属于神经性疾病，遇到焦虑和压力等刺激就容易发作。

据说这个病症之所以变严重，是因为一位医生的失误，为她开了磺胺类药物退高烧，然而宋庆龄对磺胺类药物过敏，由此引发她的皮肤瘙痒，常常一天发作两次，必须全身涂药膏来止痒，头发也大把地掉。以致于后来为配合治疗，她不得不严格控制饮食，不再吃海鲜和肉类，只用菜油，每天用草药水洗澡，并涂抹药膏。她本来有抽烟的习惯，酒量也很好，也被医生要求最好能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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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身体状况欠佳，她还曾在给朋友的信中“抱怨”从事国务活动的吃力。1971年2月，她给挚友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写信，她在信中说，“很快人大就要开会了。我衷心希望不要再委派我什么职务，因为现在我已经无法担任了。我连站起来都困难，后背和膝关节疼得要命……”但她也就是私下跟朋友亲人抱怨一下，每当有工作需要她，她还是坚持站出来，发声、撰文、参与讨论……尽管此时她已经接近80岁高龄了。

从1971年起，为了促进皮肤病的治愈，大约有三年时间，宋庆龄频繁往返北京和上海。冬天和春天，她从北京去到上海，因为这个时间北方气候干燥，且风沙大，对皮肤十分不利。到了雨季，她又从上海离开回到北京，此时的南方过于潮湿，也不适合皮肤病的恢复。

宋庆龄在上海和北京各有一处寓所。1963年起，因为工作需要，宋庆龄开始常住北京，她在北京的寓所位于后海北沿46号，原本是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的花园，宋庆龄就住在里面一座新建造的二层小楼里，是梁思成主持设计的。楼前的草坪上有一颗槐树，宋庆龄觉得它像一只展翅回眸的凤凰，于是特意给这棵树取了个名字——凤凰国槐。而园子里更多的则是从原主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些已有上百年历史的石榴树，宋庆龄还曾在给友人信中提到这些树，她说，当年在那里出生的溥仪，一定在那些树下玩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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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海北河沿24号院，住着来自美国的医学博士马海德（马海德先生不但加入了中国国籍，也为中国的医疗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刚好跟46号院的宋庆龄是邻居。马海德夫妇和宋庆龄做邻居20多年，两家关系十分要好。宋庆龄晚年保持与多名友人通信的习惯，但时常会遭遇信件收不到，或是已被拆开的情况，尤其是在文革时期，于是马海德家就变成了宋庆龄许多信件和包裹的“中转站”。

两人年龄差距不大，到了晚年，宋庆龄不时因为皮肤病，或是不慎摔跤而卧床，马海德也曾因患“胰腺癌”做过手术。每当有一人住院或卧床，另一人则成为探病的“常客”，互相告知病房外发生的新闻轶事，或是带去给对方解馋的水果馅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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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宋庆龄设家宴为马海德祝寿，右为马海德夫人苏菲和友人格兰尼奇。

如果说北京的寓所是宋庆龄的“上班”需要，那么上海的住所，则是她内心深处的“可爱的家”。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一幢乳白色船形的假三层西式小别墅，这里是宋庆龄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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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始终不习惯北京的天气，她的皮肤顽症也不允许她在干燥多风的北方久居，何况还经常遭到沙尘暴的影响。所以一旦有机会，她都会回到上海的家中，也算是暂时逃离繁忙的国务活动。

宋庆龄喜欢回上海，还有一个原因，她觉得北京的房子太大，冬季一天要用掉一吨煤才能让整个房子暖和，实在太浪费，而在上海，一吨煤可以用用整整一个月，因为上海的房子小，这样“真是给工厂大大地节约煤了”。

上海的家，是宋庆龄晚年放松身心的避风港，她一回到家，就感觉全身清爽，“我的小花园很怡人，有高大的桉树，鸟儿在上面筑巢，清晨鸟儿们歌唱。我的管家说它们似乎知道我回家了，一直在歌唱！”

这幢不大的楼房，有着宋庆龄各种各样的回忆，底层为客厅、餐厅、书房，宋庆龄北上以前，就是在这里会见国家领导人，会晤各国来宾，接受开国大典的邀请，也接待过数不清的朋友亲人。二楼较为私密，是宋庆龄的卧室，办公室和陪伴自己大半生的保姆李燕娥的卧室。

李燕娥是香山人，比宋庆龄小18岁，从小父母双亡，结过一次婚，因不堪忍受丈夫的虐待逃跑了，从16岁时就来到宋庆龄身边，此后勤勤恳恳陪伴照顾了她50多年，哪怕是动荡混乱的战争年代，李燕娥也始终不离不弃，忠心耿耿，宋庆龄说她是“坚强高尚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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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和李燕娥，以及她们在上海寓所养的大白鹅。

宋庆龄没有后代，李燕娥也是，1948年宋庆龄来到上海后，主仆二人就在上海的寓所相依生活，早已是亲人般的关系。在宋庆龄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小餐桌，两把靠背椅，一把朝南，一把朝西，工作繁忙的时候，两人就在办公室里一起用餐。后来宋庆龄北上北京，特意让身体不太好的李燕娥“退休”，留在上海的寓所修养身体，她还让工作人员为李燕娥定制了比较低矮的席梦思，方便身材矮胖的李燕娥休息。

晚年的宋庆龄，由于身体的病痛没办法出远门。但她朋友众多，福利会的老朋友，一起创办的杂志的老同事，还有不少国际友人。她人也热情，常常有心拜访，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偶尔设宴邀请朋友们来家里聚会。

但更多的时候，她只能跟无法处在同一个城市的友人们通信，宋庆龄直到80多岁，思维依然异常灵活。她通信的对象很多，除了自己同龄的朋友，还有因工作接触到的各位工作人员。甚至朋友们因为年纪大、病痛过世之后，她又继续跟朋友的后代们保持通信，比如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儿子廖承志、女儿廖梦醒，何香凝的侄女婿，后来成为工商界代表的邓文钊，以及他的儿子邓广殷，甚至她的警卫秘书隋学芳的女儿隋永洁和隋永清。

宋庆龄写信频繁，操心的事情也多，她在信里很少谈公事，内容多是与朋友和生活有关，事无巨细。在跟她通信的朋友的后代们看来，这位参与国务大事的雷厉风行的太太，更像是一位慈祥的祖母。她在信里自称“Aunty”、“Grand Aunty”、“伯婆”等，也会亲昵地给晚辈们取外号，廖承志就被她叫做“Fatty”或者“肥仔廖”，而居住在香港的邓广殷，由于当时大陆物资匮乏，常常会给宋庆龄邮寄吃穿用物，因此还被宋庆龄叫做“圣诞老人”。

而那两位几乎由宋庆龄抚养长大的姐妹隋永洁和隋永清，因为父亲痛风瘫痪后，宋庆龄主动承担起了姐妹俩的教育问题，隋永清后来进了文工团，开始拍摄戏剧，隋永洁则被宋庆龄送去美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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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与隋永清（左）、隋永洁（右）两姐妹

宋庆龄晚年生活孤寂，两个女孩给她带来了生气和快乐，两姐妹外出求学工作后，也一直和宋庆龄保持通信，尽管永洁有奖学金，她还是不时为她寄去生活费，让她在国外不至于过得太多辛苦，也会为永清寄去衣服，因为“她们要穿好看的衣服，和她们学校的同学一样”。为了这些，宋庆龄在1979年还曾变卖过一些母亲留给她的皮草大衣，还有从她父亲那里继承过来的一些酒。

1981年，保姆李燕娥的病情恶化，早前一年多，她被查出患了子宫瘤，经过手术治疗依然阻止不了癌细胞的扩散。

宋庆龄的身体也不太好，她常常摔倒，摔伤越来越难以痊愈，加上多年的皮肤病，还有老年人惯有的关节病症等，她卧床的次数越来越多。但更让她担心的还是李燕娥的身体，她两次安排她到北京治病，想方设法给她打进口针剂，想要延长这位“至亲”的生命。

然而尽管用尽了一切办法，李燕娥还是走了，这年2月5日，她在北京医院病逝。宋庆龄按照从前与李燕娥的约定，把她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宋家父母的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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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宋庆龄和李燕娥在北京寓所

李燕娥撒手人寰，对宋庆龄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她在生命中最后的岁月，最想见的自然是亲人，但终究未能如愿，李燕娥算是她身边唯一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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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

她病逝前，宋庆龄还保持着给很多位好友写信的习惯，不断提到她对这位陪伴自己数十年的老管家病情的担忧，李燕娥逝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她像是一夜之间被抽走了生活下去的力气，不再写信，也很少再在公开场合露面。

1981年5月8日，她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她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的仪式，她觉得不亲自前去是对远道而来朋友的不尊重，于是坚持坐着轮椅去到了设在人民大会堂的授赠仪式。那是她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也是她最后一次发表英文讲话。

仪式之后，宋庆龄病情恶化，发热、呼吸困难，还伴有严重的心力衰竭。国务院随后发表了关于宋庆龄病情的公告“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

高级专家和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小组被召集到宋庆龄的病榻前，24小时关注她的病情变化。

5月28日晚，宋庆龄病危，医护人员全力抢救，抢救工作持续了20多个小时，直到宣布抢救无效。

宋庆龄停止呼吸，时间是1981年5月29日晚8时1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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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邓广殷《永不飘逝的记忆——我家与宋庆龄事业的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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