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先行带动非首都功能有序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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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先行带动非首都功能有序疏解
进入6月,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产业层面发力频频。先是三地协同的产业对接论坛在雄安新区举办;之后京津冀科技资源创新服务平台亮相河北衡水;最新是6月25日,首届京津冀农业产业化合作对接大会召开,京津冀农业产业龙头企业联盟成立。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提出至今已进入第5个年头,雄安新区建立也已一周年。可以看到,国家和地方对于三地协同发展的推进以及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各层面对于协同发展基本达成共识:即需以各自实现优势互补为目标,尤其要将非首都功能疏解与三地经济社会的转型优化有效对接作为基础。
此前,推进非首都功能有序疏解已被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导向。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核心应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国家决策层特别强调,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
在上述战略核心理念指导下,京津冀三地在产业、交通和生态等方面相继出台专项协同发展政策,在推动落实非首都功能疏解方面呈现不同程度效果。公开数据显示,最近4年,北京市至少关停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约2000家,调整疏解各类区域型专业市场超过600家,部分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功能也进行了向外疏解。
不过细究之下,这种对外调整和疏解似乎尚未形成有效合力,目前的疏解调整还缺少某种系统性。换言之,如何将疏解调整与三地协同发展有机结合,形成系统可持续的综合推动力,是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关键命题。
无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还是非首都功能疏解,最终落脚点都在于人。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也是为了有效缓解甚至解决由于人口大量集聚引发的北京城市病等问题。所谓城市病,简单来说,是指在城市化快速发展同时,人口集聚引发水资源紧缺、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滞后等一系列问题。
北京城市病表面看是人口过多引发,背后很大程度源于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产业发展失衡和公共资源过度集中引致的人口大量而快速的集聚。而产业的发展和公共资源布局主要取决于城市功能定位。换言之,以往“大而全”的首都功能吸引过多产业,引发城市病等一系列问题。
解决的核心线索或称之为主线应是从实现三地产业经济的转型优化与升级着眼,带动相关产业人口的迁移,进而带动公共资源与公共服务的疏解,最终实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效果。
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规律来看,当下我国所处阶段,产业经济的发展是整个社会财富积累和转型优化的活力之源,也是我国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着力点。
从发展经济学看,只有通过产业转移实现迁出地和承接地的产业优势互补和转型升级,达成双方利益共赢和协同发展,各方才最有动力推进产业转移带动人口迁移的“双转移”。
因此,解决北京大城市病和首都功能及人口疏解过程中,应将产业转移带动劳动力迁移作为先导,同时进一步增进京津冀三地之间协同性和系统性,共同促进三地社会经济的大发展。
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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