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村土地政策变迁看建筑企业组织模式演变愿有幸见证和参与建筑企业组织模式的演

文/陈南军（微信公众号：建筑前沿）

国庆放假，各景点都是人山人海，赶巧家里有点事，干脆驱车三千里回湘西南老家一趟，也想借此游览下家乡的5A崀山（此处有广告嫌疑，请自动忽略）。回到新宁，崀山更是人山人海，不得已只能待在家里陪老人、带小孩。

晴朗的早晨陪年近九十的外公在乡间小路散步，这个时节已近南方晚稻收割，本应是金黄稻穗低垂可人、阡陌交通人来人往的情景，但现实却是各处田地荒芜、杂草丛生，惊讶之余听外公聊起了建国以来农村土地政策的变迁（外公自1954年从朝鲜战场转业回来，就一直在公社/乡政府担任干部，见证了所有农村土地政策的变迁）。

结合外公的介绍以及从某度获取的资料，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的土地之策大致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1954年，从土地农民私有制到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的转变。新民主主义时期，我国的土地政策是没收地主土地分到农民手中，实行农民土地私有制。然后逐渐开始转到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这颠覆了中国几千年的土地所有制，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但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土地兼并、剥削制度再现等。

第二阶段：1954年—1978年，从初级社到高级社（人民公社）的转变，这期间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大锅饭”、文革、生产力下降等事件，被广受诟病，成为几代人的痛苦回忆。但也正是这段时间里，工业化在农村的支持下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广大农村的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得以建设，相当一部分现在还在发挥重大作用。

第三阶段：1978年—至今，从家庭联产承包制到呼唤新土地政策出台。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的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实行了农业“大包干”，从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家庭联产承包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最终上升为中国农村的基本制度，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分散的耕作使得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等越来越老化、落伍，同时由于人均土地少、附加值低，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离开土地进城务工，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田地荒芜、杂草丛生……，社会都在呼唤新的土地政策出台。

历次土地政策变革背后都有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生产力因素，评价也是见仁见智，但似乎又都是那个时代的必然选择。笔者无意研究土地政策，自从国庆期间与外公的那次聊天，就一直在思考建筑企业的组织模式，似乎与中国农村的土地政策隐隐有些相似。自改革开放近四十年里产业政策、社会经济、投资主体、企业资源能力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而来的建筑行业的组织模式也是不断调整和创新，未来又将如何发展？笔者抛砖引玉，试与业内同仁探讨。

一、以前，从国有建筑公司到市场经济下组织形式的百花齐放

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听过太多类似的传奇故事：某年轻人不甘于被几分薄地束缚，带着同村略懂木工、砌砖、水电的老乡背井离乡去分包、承揽小工程项目。筚路蓝缕，通过一代人的艰苦奋斗，由当初的几把砖刀、几副刨子发展成为拥有几千甚至上万员工、年营收过百亿的企业集团。这其中有国家经济腾飞、建筑业迅猛发展的宏观因素，有敢于拼搏、善于经营的个人因素，也有建筑企业灵活的组织形式因素。

这期间建筑业市场迅速发展，各类型投资主体的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建筑业市场的主要矛盾是“迅速增长的多层次的市场需求与建设能力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因此这个阶段最适应市场的组织形式便是分散作战、承包放权模式，就像当年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充分调动起了各团体的积极性，发展迅猛。有位已经做到百亿级企业的负责人曾经回忆说：“在那个只争朝夕的年代里，最有效的增长方式就是寻找队伍（承包者）到更多的地方去布点、设分公司”。

这种模式在特定的时代成就了众多的建筑企业，但也有其严重的缺陷：

布局散、管控难。正如硬币有两面一样，这种松散的市场布局在带来业务快速增长的同时，管控的难度也在加大。工程项目本来就具有一次性、不固定性、标准化程度低等特点，再加上这种模式的企业普遍标准化、信息化水平低，公司管控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业务小、能力弱。每个业务机构的能力有限，难以做大做强、形成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各个机构为了接活生存，自然会去承接能接到的各类业务，越发分散了资源和能力，越做越弱；

管理乱、风险大。由于是松散的“诸侯制”，中央对各诸侯是管不了、不愿管，诸侯是各施其政、不服管，往往出现公司不知道各分支机构的合同签订、资金支付、工程进度等情况，安全事故、老板跑路等现象频出。

二、现在，从各自为战的松散型组织到资源统一配置的紧密型组织

市场普遍增长、企业快速发展的时代在几年前已经结束。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几家欢乐百家愁”的新态势，野蛮生长、鱼龙混杂的自由竞争时代过去，垄断竞争的新时代正在到来，并由此形成建筑业商业新形态、发展新动力，让建筑企业去思考新的组织模式。

作为建筑行业主要组成部分的房屋建筑，总体上呈现基本稳定或下降趋势。同时开发商越来越集中（某个机构统计，2016年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新增地块基本被排名前三十的开发商拿走），势必造成施工业务的集中；

基础设施维持中高速增长，但在目前大的政治背景和经济环境下，政府部门更愿意将项目委托给资金实力雄厚和工程管理能力强的大型企业，特别是PPP模式的盛行，基本将中小企业拒之门外；

电力、矿山、黑色、有色、水工等领域的建设需求不会再有太多空间，而去产能的领域，除了改造和维保的需求，新建需求几乎会进入冰封时代，何况这些领域“本来就不是诸侯制企业的菜”。

以上种种，让原来以松散型组织形式做得风生水起的企业一时无所适从，笔者在与某发达城市建筑业协会沟通时了解到，该市2016年公布的工程项目数大致是2000个，而该市有资质的工程企业就有2000多个，一半以上的企业处于无业务状态，恰恰这些企业绝大部分是原来的松散型企业。与之相反的是，这几年集约型组织开始显示出他们的市场竞争力（抛开所有制因素，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都有做得好的，也有做得不好的）：

中枢指挥，方便及时调整战略，更快适应市场变化。近年来房屋建筑和基础设施建设两大板块冰火两重天，集约型组织能更快的调整业务和组织结构，迅速适应市场。比如中国建筑这几年就强力发展基础设施业务，2017年1-9月基础设施新签合同超过5000亿，占比超过30%，业务结构迅速得到调整；

组织紧密，更易于权衡长短期利益，集中力量办大事。企业在快速发展或者转型期，需要权衡现金流业务和潜力业务的资源投入及利益分配，集约型组织更能权衡企业的长短期利益、协调不同层面的利益诉求，发挥协同作用，集中力量办好大事，建设方也更愿意、更放心将项目委托给这些企业；

资源集约，更高的运营效率、更强的组织能力。笔者比较过总包分包模式下工程企业的运作效率，那些年人均营收超过500万的企业基本都是集约型组织，公司对人财物等核心资源实施统一调配；同时运营效率也更高，百元产值管理费控制在2元以内。

笔者在工作中与多家松散型企业管理层有过沟通，他们也希望能通过一次管理变革来实现向资源集约的紧密型组织过渡，且不说荒废多年的武功不是一朝一夕能恢复，单单说把已经分散的市场、人力、技术、财务等资源拢到一块就绝非易事，这中间涉及到太多的利益格局、人事纠葛。就像农村推行了几十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现在突然要把一个村子的土地集中起来搞个农庄，做集约化生产，谈何容易。

三、将来，从普遍大而全到围绕少数超级平台型企业形成无数“专而精”的企业群

中国有近十万家工程企业，绝大部分成规模的企业都在追求更高、更多的总承包资质，未来行业真的容得下或者需要这么多总承包企业吗？以美国为例，美国每年的建筑业产值不到中国的40%，但注册的工程企业有70多万家，其中绝大部分企业人数少于100人，都是聚焦于某个细分领域的专业型公司。

也许发达国家成熟的建筑业市场就是中国建筑业的明天，是否可能形成这样的行业布局：顶端是一批顶级总承包企业，同时他们也是资源整合的平台；基础是数以十万计的专业公司，他们专业能力突出、集约化程度高，依托总承包平台、服务总承包项目，形成互利共赢行业生态。

我们已看到行业内有不少企业开始类似的尝试：

某顶级央企从产业价值链及行业价值链的维度构建生态链，形成多个企业集群；

某大型建企建立穿透所有组织层级的垂直管理体系，并要求下属业务单位必须聚焦于细分业务、产品领域（如聚焦宗教文化、医药洁净室设计施工一体化等），在全公司打造多个专业领域的行业冠军；

某劳务公司立志做成中国做大的劳务提供商，并打造公司在多个技能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笔者年近四十，自硕士毕业一直从事建筑行业管理咨询，预计大概率会一直留在这个行业，因此下个四十年里应该有幸见证和参与建筑企业组织模式的演变，是否如上所言，拭目以待之。

作者|陈南军，上海攀成德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事业合伙人、咨询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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