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会越来越焦虑？感到困惑和焦虑

现在有一种很普遍的现象：相比从前，我们在物质上更丰富了，知道的事情也更多了，但是很多人却越来越焦虑和困惑。

为什么会这样？一位文化人类学家给出了一个解释。

阎云翔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是一位文化人类学家，曾经对东北一个农村下岬村做了长达10年的田野调查，出版过《礼物的流动》和《私人生活的变革》两本著作。

他在复旦大学的一个演讲中，提出了开头说的命题：同三十年前相比，每一个中国家庭的财富都是增长的；每一个人的知识积累也都成倍增加。

但是，绝大多数人会感觉自己在精神领域经历的是一个相反的过程。更有钱了、知道的也更多了，但是感觉却更差了。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是阎云翔教授的研究想回答的问题。

首先，了解一下阎云翔教授建立的研究框架。阎云翔教授认为，用人格来概括一个人并不准确，更准确的说法是“为人的状况”，或者用中国的说法：做人。阎云翔教授建立了一个做人框架，把做人分成三个部分。

他用了一个比方，称之为生活在一个人头脑中的三个小人。这三个小人分别是：代表欲望和直觉的个体（Inpidual）、代表反思能力的自我（Self）、代表社会的关系人（Person）。

第一个小人个体代表着欲望，是对自我利益近乎本能的追求，用阎云翔教授的话说，它不需要任何教育和刺激，“以近乎生物性的存在寄于身体当中”。

第二个小人自我，是一种反思性和伦理性的存在，会用价值规范作为衡量标准来看待自己和各种事物。自我具备反思能力，它会在我们的头脑中跳出来，观照其他小人。

阎云翔教授说：“这个小人不一定给你带来幸福，反而会带来更多困扰。但是一旦有了这个小人，你很难再将它塞回去，它有自我生长的机制。”

第三个小人是关系人。顾名思义，这个小人主要是基于社会生活发挥作用和采取行动的，它希望不断寻求社会认可。

阎云翔教授把个体、自我和关系人的做人框架用于分析中国社会。

在他看来，从1949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这三十年，中国人做人框架中的主线是“自我反对个体”；改革开放后到现在，做人框架中的主线是“自我反对关系人”。

这个转变，就回答了为什么现在中国人虽然在物质上和知识上比过去都更好，但在精神生活上却感到纠结和焦虑。

什么叫自我反对个体？中国人一直喜欢强调集体和关系。用孔子的话说叫“礼”。晚清时，梁启超提出来“小我”和“大我”，也就是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1949年之后，国家也提倡个体服从集体。

中国人头脑中代表着反思和伦理的第二个小人，不断在打压代表个体欲望和个体利益的第一个小人，目的是为了做更好的关系人，也就是第三个小人。

而且，在改革开放以前，几乎每一个个体都是处在“单位”中的。个体被深深镶嵌在组织之中。

自我反对关系人是指，改革开放之后，个体开始从单位和组织中脱离，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如，人们称最早的商人是“个体户”。第一个小人，“欲望在中国经历了羞羞答答地登台，到完全合法化，然后极度膨胀。”

第二个小人自我不是去压抑第一个小人，而是对第三个小人，也就是关系人产生了深刻的质疑，“我活得这么累难道就是为了满足他人对我的期待吗？”

汉语里有一个词叫“对得起”。它可以理解为，在伦理上要对某些人负责，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要向其他人解释自己的行为。

以前是对得起别人、家庭甚至更大的国家。现在出现的新的现象却是，“我要对得起自己”。以往是自我对关系人的负责；现在，是自我向个体负责，要更真实的做自己。

阎云翔教授说：“现在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活得不容易，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我们的文化中，‘自我’这个概念一直处于上升成长阶段。

但理性化、反思性的‘自我’的增长和幸福无关。我们的‘自我’越强大，很可能感受到的痛苦就越多，因为我们因此看得更清楚，考虑得更多。”

不过，阎云翔教授认为，这种自我的增长带来的是人的多样性。 “感到空虚”其实正表现出一个人在进行精神追求，只是暂时没有得到满足。

而这种试图让自己精神层面发生变化的努力，是一种可喜的变化。感到困惑和焦虑，说明你正在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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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澎湃新闻作者：杨羽讲述：杰克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