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售股解禁上海银行股价暴跌同业占比超40%压力倍增 | 银行上市一周年的上海银行第一批限售股解禁

上市一周年的上海银行第一批限售股解禁，共计29亿股，占总股本的37.49%，涉及3.46万名股东，并引发股价一字跌停。其中相当部分股东早已通过多年分红收回成本，而此次解禁正是他们锁定利润的良机

文 | 《投资时报》记者薛南骏

银行股也可以跌停，这是很多A股市场投资者万万没想到的。

上市一周年纪念日接到的礼物却是一字跌停，且次日继续大幅下跌，中间甚至创出上市以来最低价14.04元—上海银行初冬时节的悲情故事瞬间成为市场关注热点。

元凶并不难找：首批解禁的限售股。A股市场素来有“巨量解禁猛于虎”的魔咒，今年9月25日，无锡银行限售股解禁就遭遇跌停，上海银行不过是将历史重演。但值得注意的是，与上海银行同日解禁的还有乐心医疗、奥特佳、宏图高科等6家公司，但这6家公司股价非但没有跌停，个别还逆势上涨。

分析人士认为，上海银行解禁当日之所以出现惨烈场面，一是因为解禁数量巨大—一夜之间，流通股增加了3.7倍；二是涉及股东数量多且分散；三是银行业的增长前景不够明朗，尤其是城商行。

在存贷传统业务上，城商行先天不足，弱于大中型银行，于是只能另辟蹊径大力发展同业业务，以期获得短平快的发展，但这类业务无疑隐藏着巨大风险，也是近年来监管层着重规范的领域。以上海银行等为代表同业业务占比较高的城商行，正在痛苦地削减、消化该业务。

长时间的隐痛，终究会引发一次撕心裂肺，市场给出了它的判断。

股东3个月减少2万户

早在7年前，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曾表示，并不希望内部员工持股比例太高，称“这对上市后企业的社会影响不好，也不利于上市企业稳定”。

上海银行近日表现恰恰验证了这一担忧。

不妨还原一下上海银行上市一周年纪念日发生的一切：11月16日，上海银行股价一字跌停至15.41元，直接跌破15.91元的每股净资产。第二日继续下跌，后又小幅回升，盘中触及上市以来的最低股价14.04元。

“对于限售股还没解禁的小银行板块，不能以银行股的逻辑来判断，要把它看做次新股来投资。”一位投资人士发出如此感慨。

他的逻辑是，地方性银行往往存在大量个人股东，这批股东持股成本低，长期持有意愿低，一旦解禁，多数都会选择抛售以一次落袋。更别提上海银行此次解禁量大，小非又多。

根据公告，此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限售股，共计29亿股，占总股本的37.49%，涉及3.46万名股东。此番解禁后，上海银行的流通股本增加至37亿股，占总股本的47.49%。

而在解禁前，上海银行的流通盘只有7.8亿股。这意味着，一夜之间，上海银行的流通股体量膨胀了3.7倍。

上海银行下一轮的解禁期是两年后的11月16日。不过，前述投资人士对此倒是不太在意：“下一轮解禁基本都是大股东，主要是战略投资者，抛售会相对理性。”

资料显示，在上海银行此次解禁涉及的3万多名股东里，包括社保基金、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闸北区财政局、上海市静安区财政局、中国商飞、上海市卢湾区财政投资公司等机构，还有自然人上海银行监事冯雪飞以及“其他”。实际上，“其他”的上市流通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最高，此次限售股解禁流通占总股本的37.49%，仅“其他”就占了31.69%。

所谓“其他”，就是诸多城商行、农商行都有的内部员工持股。

“当前银行的生存环境并不乐观，再出现人数众多的解禁，上海银行的股价走势反映了投资者心理。未来还会有其他地方银行遭遇类似情形。”一位券商分析师表示。

投资者对上海银行解禁下跌的心理预期由来已久。今年三季度，上海银行的大股东分别以其持有股份数量为基数又各自增持了30%，但这种打提前量的“护盘”并没有给投资者带来信心。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虽然大股东增持，但总股东数在3个月之内还是减少了近2万户。

据了解，上海银行的个人股东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产生，这也是地方性银行比较普遍的现象，经过多年的分红配股，绝大多数人已经收回成本。“只要公司能够上市，他们就是净赚，现在限售一放开，基本都会选择变现。”前述投资人士表示。

同业整顿压力

尽管遭遇股票跌停，但上海银行自身的经营表现尚可。

业绩方面，三季度末其净利润为117亿元，同比增长6.8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15.91元，较上年末增加1.08 元；营业收入90亿元，同比下降7.54%，不过环比仍然上升—较二季度上升25.31%。

资产质量也逐步趋稳，不良贷款率1.15%，较上年末下降0.02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273.06%，较上年末提高 17.56个百分点。

不过，上海银行同业业务压力警报仍未解除。

有券商研究报告指，二季度末时，上海银行的同业负债+同业存单占总负债比重为41.7%，超过明年一季度将开始实施的33%监管红线，仍存在监管调整压力。

而监管层对于同业及非标业务的监管在上海这个金融机构聚集的地区取得明显效应。

据沪上人士介绍，中小城商行在上海驻点普遍集中于环球金融中心和上海中心两座写字楼，小银行往往只租一个单元，而实力强点的银行租一层，就开始拓展业务了。

“之所以这么集中，就是为了方便同业交流。在过去同业业务火热时，一天能有多场同业交流会同时在一座写字楼里举行。有不少中小银行从券商等机构一个团队一个团队地招揽人才专做机构委外，这些挖来做委外的人薪资非常高，算上提成甚至能超过该银行本部的高管，不少城商行在沪挖来的投资经理年薪都是以百万计。”

随着同业业务风险被业界所重视，监管层接连出手重拳整顿，先后下发了45、46和53号文，即定性“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的三个文件；以及4、5、6、7号文，即主题为服务实体经济、市场乱象整治、防控十大风险和弥补监管短板四个文件。

伴随着监管的从严、同业风险亦逐渐显露，一些银行挖来的“能人”拿到提成就选择跳槽，往往给银行留下一堆坏账。出于风险的考虑，很多银行已开始主动收缩同业业务，一些城商行甚至开始计划撤出上海。

当前同业业务占比偏高的银行，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大幅收缩消化同业业务，在达到监管标准的过程中稳踩刹车，而不至于因过度收缩导致银行业绩大起大落。

2017年中报显示，上海银行2017上半年同业资产同比减少13.4亿元，存量占总负债比重为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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