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院士樊嘉:门诊不限号 手术敢闯“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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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樊嘉 (左一) 与其恩师汤钊猷一起研究病例。 (中山医院供图)
“我就是想来看看樊院长的门诊,您看过,我就放心了!”对于很多肝癌患者来说,见到中山医院的樊嘉医生,就等于看到了生存的希望。
上周四上午,又到樊嘉雷打不动的门诊时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特需门诊16号诊室,照例又加了十几个号。许多患者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就为了等他一个判断,“放心了”是得到诊断后病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樊嘉,著名肝脏外科专家,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从事肝肿瘤外科30多年,他完成了9000余例肝肿瘤切除手术以及1800余例肝移植手术,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主刀世界首例“废弃肝脏”成人—儿童部分肝移植、亚洲首例成人肝心联合移植、亚洲首例机器人辅助活体供肝移植手术、中国首例经典劈裂式肝移植术,首次提出适应我国国情的肝癌肝移植适应症标准“上海复旦标准”,率先在国际上揭示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转移的关键机制……
尊重病人,医生的角色就是给病人提供帮助
为了能多看几个病人,樊嘉的门诊从不限号,从上午8点到下午1点,常常是连续看六七十位病人,而他总能很迅速地在“开与不开、做与不做”之间,给出最合适的治疗建议。
一些没来得及挂号的患者还会在门诊前往病区的路上拦截他,樊嘉每次都会耐心地帮看片子、问病史。他说,医生的角色就是给病人提供帮助,这正是一个医生的价值所在。“不管面对怎样的患者,我们都不应该漠视或挥手打发。”在樊嘉眼中,是疾病使病人衰弱、痛苦,而尊重病人,是一个医生基本的职业素养。
肝癌被称为“癌中之王”,手术难度大、死亡率高,全球每年肝癌新发约80万人,其中我国约46万人,死亡约42万人,占全球的55%,绝大多数病人发现时已属晚期或失去治疗的机会。
近十年来,肝移植技术在我国不断发展,成为治疗肝癌的重要手段之一,樊嘉无疑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
老徐在16年前最后一搏,在中山医院接受了肝移植手术,这也是樊嘉从美国进修回来主刀完成的第一例肝移植手术。如今,63岁的老徐依然健康地活着,他和病友自发成立了肝移植病友会,并成了“中山绿叶志愿者”的一员,而樊嘉对他们的关心也从不间断。
中山医院第二例肝移植患者是一位女性,她至今还保留着一个红包,那是手术成功后第五年,主刀医生樊嘉送给她的结婚礼物;术后第十年,她生下一个健康的女儿,又一次收到樊嘉送来的祝福与关怀。
由于肝源往往在深夜送到医院,从拿起手术刀的那一刻起,樊嘉就习惯了这样的节奏:夜深人静时走进手术室,天放亮后回家,7点半又准时出现在病区,每周工作时间超过80小时,最忙的时候一天要做20台手术。他说:“选择医生这一职业,就意味着奉献和牺牲,因为病人是等不起的。”
敢闯“禁区”,凭精湛医术挽救无数病人生命
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当时20岁的樊嘉开始了学医之路。他生就一双修长灵敏的手,一上手术台就更有悟性,再加上勤奋,因此被老师们一路看好:这将是一个不错的外科医生。1995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进入中山医院,开始了肝肿瘤治疗的探索之路。
手术台上,打开的腹腔里,遍布着密密麻麻的血管、网膜等,包裹着肝尾叶的巨大肿瘤张力很大,假包膜比纸还薄,肿瘤则隐藏在四根大血管中。作为一位肝脏外科医生,樊嘉既要毫厘不差地完整取出肿瘤,又不可破损大血管。
他和团队不止一次面对这样的手术“禁区”。可以就此放弃吗?他的回答是:绝不轻言放弃,尽一切所能,想方设法救治病人。
在肝癌手术中,肝脏的门静脉癌栓是一个禁区,手术难度大,风险也大。因为门静脉癌栓可以迅速从门静脉的末梢长到主干,栓塞血管,许多人甚至熬不过三个月。针对这一世界性难题,樊嘉在国际上最早系统阐明门静脉癌栓发病机制,并首创外科综合治疗技术,他的手术刀“扎”进了这一禁区。完成这一类手术,需要医生有高超的手术技术,将癌栓完整取出,同时考虑门静脉癌栓的发病机制,采取术后门静脉肝素冲洗、持续灌注化疗等针对性措施防止再次栓塞。部分患者因此从“不可治”变成“可治”。
一个外科医生,需要面对太多的惊险。他曾经历过近10例肝移植手术,病人在病肝切除后、新肝植入前心跳突然停止,经抢救最终化险为夷。让樊嘉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们坚持为病人做了一个半小时的体内心脏按压,这不是常见的体外心肺复苏,而是医生用手直接在裸露的心脏上按压。当心脏重新搏动的那一刻,樊嘉的喜悦无法用言语表述,又救回一条命!
潜心科研,所有努力都围绕病人进行
“好的医生不能只低头看病,还要潜心研究;好的医院也不能只做好临床,还要通过科研提升技术水平。”樊嘉一直说,从两位恩师汤钊猷院士和余勤业教授的言传身教中思索和领悟,要成为良医,必须善于在繁重的临床工作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转化应用于临床,这样才能让更多患者受益。
经过十多年攻关,樊嘉和他的团队研究发现了肝癌转移复发的一些新机制,首创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转移防治新策略。利用该成果构建的肝癌转移复发预测模型,能准确识别转移复发高危人群,指导个体化治疗。
国际上对于肝癌肝移植有一个严格的“米兰标准”,只有单个肿瘤直径不超过5厘米、多发肿瘤数目少于3个且最大直径不超过3厘米的病人,才能进行肝移植手术。但是中国人发现肝癌时,绝大多数已超过5厘米。樊嘉带领团队用五年时间研究了251例肝癌移植病例,分析提出肝癌肝移植的“上海复旦标准”:只要肿瘤尺寸不超过9厘米就可以进行肝脏移植。经证实,符合“上海复旦标准”的肝移植病人术后的三年生存率达80%左右,肝移植适应症人群扩大了40%左右。
以往肝癌诊断中,传统的甲胎蛋白(AFP) 检测手段存在一系列弊端。最近,经过三年攻关,樊嘉带领团队在肝癌病人血浆中筛选到由7个miRNA组成的早期肝癌诊断分子标记物。对于小于2厘米的肝癌诊断准确率接近90%,效果优于传统的AFP。小于2厘米的早期肝癌往往可以通过切除、射频消融等方法获得根治,五年生存率高于90%。
“医学充满许多未知,大多数疾病的本质仍未清楚,治疗方法及药物都处于不断探索之中。”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樊嘉更觉为医之路任重道远。
创新感言
高难度手术靠的仅仅是“大胆”?显然不是。每一次的探索和创新,都建立在对病情的精准把握,以及深厚的理论和经验储备基础上。临床科研的一切努力都必须以病人为中心进行,医学科技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病人。
建设科技创新中心,要瞄准国际高精尖的大科学、大创新。不仅追求弯道超车,更要另辟蹊径。攀高需要云梯,要知道怎么创造云梯。大胆设想、大胆预测,做开创性工作,不满足于跟跑和并跑,要勇于领跑,哪怕在一个小领域。
原标题:仁其心而精其术,一切为了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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