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百精杨奕 | 20世纪早期的群体传播思想史（二）群体与群体心理的形成"

小编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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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与认同：二十世纪早期的群体传播思想基于特洛特群体心理和行为研究的重述与讨论（二）

摘要

20世纪早期的群体心理和行为研究因应大众社会的到来而起，勒庞及其《乌合之众》至今是学界重要的讨论、引述对象。本文试图完整呈现、重述这一时期群体心理和行为研究的思想史，其主要目标有三个：以“被遗忘的先驱”特洛特及其群体观念为介绍重点和讨论中心，弥补勒庞及其相关研究垄断本领域学术话语的缺憾；对特洛特、勒庞、弗洛伊德、塔尔德等同时代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进行勾联和比较，以整体呈现20世纪早期群体心理和行为研究的思想地图；展开必要的批判，以供今日群体研究资鉴。本文主要包括四部分：特洛特与大众时代的到来、群体心理的形成、群体行为的发生、群体行为的后果及其批判。

群体与群体心理的形成

所有的社会心理学家都要回答三个基本问题：

个体为何要加入群体？

群体心理何以形成？

群体行为如何发生并将产生怎样的后果？

勒庞、塔尔德就第一个问题给出了进化论式的答案：个体因恐惧所迫或生存之需而加入群体。特洛特的观点看似与勒庞一致，他也认为个体恐惧孤独，唯有在群体中方得安全自在；个体对群体的意见比其他外部影响更敏感，群体的声音可以刺激或压抑个体的思想和行动；个体极易受到领袖召唤、集体恐慌或群体暴力的影响；个体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皆来自群体中伙伴关系的确立与维系（Trotter，1917：113-118）。

“自然选择叫人屈从于群体的声音。不听从狼群的孤狼会被饿死。不对羊群及时作出反应的羊会被吃掉。”（Trotter，1917：30）而深究下去，特洛特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勒庞、塔尔德的个人主义视角，而持有后来社会学、传播学意义上明确的群体思维（group mind）。

在特洛特看来，人乃社交性存在，社交同自我保护、摄取营养和性一样是人的生物性本能。“对每个人来说，社交性都是自明的特质，不论身处喧嚷人群，还是踽踽独行。”（Trotter，1917：42）

弗洛伊德看似也以群体视角理解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在个体的心理生活中，总是有他人牵扯进来，他们以模范的形式出现，以客体的形式出现，以帮助者和对手的形式出现。……所以，个体心理学同时也是社会心理学”。（弗洛伊德，1923/2016：84）

但弗洛伊德认为人是部落动物而非社交动物。人因对自己的爱而需要他人，进而建立伙伴和群体关系；社交只是工具或过程，而非基础或深层的力比多（弗洛伊德，1923/2016：85）。个体对领袖的迷恋不过是自恋的投射——领袖代表了自己追寻的某些品质或理想。

特洛特认为，社交本能驱动个体加入三种类型的群体：

一是攻击型，譬如狼群；

二是防御型，譬如羊群；

三是社会型，譬如蜂群。

他观察了一战中的英德交战，指出德国实践的是狼群一般的攻击型团结，而英国则是蜂群一般的社会型团结。他批判德国的进攻型团结导致族群之间的残忍和利他主义的缺失，盛赞英国的社会型团结使人们按既定方向协同前进，并获得“永不枯竭的精神动力、不屈不挠的凝聚力和无可匹敌的忍耐力”（Trotter，1917：207）。

特洛特对群体的分类引起了弗洛伊德的不满，后者专门声明要重视由领袖主导的群体（horde），而未必是组织化的群体（organized crowd）（van Ginneken，2007：70）。

塔尔德则细致地辨别了“群众”（mass）和“公众”（public）两个概念。群众必然有地域和身体上的接近，公众则是纯粹心理上的集体；群众的边界是有限的，公众的边界却可无限延伸；一个人只能是一类群众中的一员，却可以同时隶属多类公众（塔尔德，1969/2005：214-217）。

勒庞对群体的定义较为宽泛，即“一群聚集的人”。但他强调群体未必意味着身体相聚，更意味着精神聚合。

群体有两大特质：一是群体心理和行为与其中的个体成员完全不同，群体不是个体的简单复制或累加；二是所有群体成员共享一致的情感和信念，即所谓的“群体心理同一律”（law of the mentality unity of crowds）（勒庞，1895/2016: 15）。

这就牵涉到前述的第二个问题：群体心理何以形成？

特洛特等人主要从三方面考察了群体心理的形成机制：

（一）非理性与无意识

特洛特等人都认为群体存在轻信、易变、同一共震等心理特征，并将之归因于群体非理性和无意识。在勒庞看来，个体一旦加入群体，就“变成一个不再受自己支配的玩偶”，表现出明显的情感强化和智力压抑（勒庞，1895/2015：71）。群体的智力会退化到其中个体智力的下限。

因此，集群意味着叠加的愚蠢而非累积的智慧。就情感而论，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者更差，一切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暗示的性质。

群体人多势众，个人因此释放出独处时刻意压抑的本能，“责任感”随即消失；加上群体暗示总是相互传染、相互强化，群体成员因此时而热情勇敢，时而残暴狂热。温和有礼的绅士在群体当中可能滥杀无辜，胆小懦弱的平民在群体中也有可能慷慨赴死（勒庞，1895/2015：71-72）。

群体外部环境的刺激加上群体内部暗示的传染性共同促成了群体无意识。个体成员一方面被动接受环境影响，一方面又本能地接受暗示并进一步传播这种暗示，这才导致了非理性的诞生（勒庞，1895/2016: 17，20）。至于理性，那是“人类晚近才获得的品质，太不完美，不可能向我们揭示无意识的规律”（勒庞，1895/2016: 前言）。

特洛特认为非理性以精神不稳定为表征，这又可分为两种状况：坚持己见而忽视社会规范，或面对社会规范时无所适从（Trotter，1917：64）。

第一个来源表明人人本具非理性的低劣人性，个体加入群体后，群体唤醒和放大了它们；第二个来源则解释了群体及其成员为何经常陷入暴躁和疯狂。

特洛特也提到了群体中低劣的人性，他引述了乌克兰裔美国心理学家波里斯·萨迪斯（Boris Sidis）的观点：非理性隶属“潜意识自我”，同模仿、轻信、残忍、冲动一样，均是低级和野蛮的人性（Trotter，1917：26）。

但他明确指出，萨迪斯观点的可取之处在于强调社交性和暗示性的紧密联系；错误之处在于认为暗示性是意识的分裂。每一正常头脑都具备暗示性。

勒庞、特洛特所言的无意识或潜意识，正是弗洛伊德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弗洛伊德认为，理性和意识遮蔽了人性的本体结构——性。群体的情感强化和智力压抑不能用“理性”来解释，也不能仅从“暗示”或塔尔德所称的“模仿”层面进行观察，而应从性欲层面寻找答案。

性欲是爱之本能催生的一定程度的能量（弗洛伊德，1923/2016：109），是群体心理的本质。与其拷问非理性和理性、意识和无意识谁能获胜，不如探究个体之间是否存在这种爱的本能作为连接纽带。如果有，个体就愿意用群体暗示来补足自己的缺憾，选择与他人合作而非针锋相对。

因此，群体表现出的非理性实是个体性欲、爱之本能的无意识延伸。

如是而观，勒庞将群体非理性归因于群体对个体意志的瓦解，弗洛伊德则将之解释为个体本能在群体中的无意识扩散。

特洛特并未在群体的退化问题上走得太远；他对个体主观需求和能动性的看法则强力支持了弗洛伊德——甚至进一步指出非理性亦有积极意义：非理性表明了个体对伙伴、对所处群体心理和行为的敏感。这种敏感是完美交流的必然前提，其程度会与文明进步的程度同步上升。而人类当务之急是在发挥这种敏感性优势的前提下实现理性对经验的拓展。“这个过程将会困难重重，但势必是人类进化史的重大飞跃。”（Trotter，1917：64）

（二）同一律的生成

群体成员为何在心理和行动上整齐如一？这显然未必源于非理性，后者亦可能导致众声喧哗、分崩离析。特洛特等人的回答如下：

一是生物学解释。

特洛特提出，单细胞生物遇到对手就斗个你死我活，多细胞生物中的每个细胞都甘愿牺牲部分利益，与其他细胞共同组成有机体。如此，整体容纳变数的能力增强，个体接受自然选择、参与竞争、承担严重后果的能力也随之增强（Trotter，1917：18-19）。基于这种部分牺牲和有机合作，群体成员之间便产生了共同的情感、意志和信念。

弗洛伊德赞同特洛特的生物学观点，他把群体成员在心理和行为上的联结、合作归因为“爱的力比多”（弗洛伊德，1923/2016：128）。塔尔德也认为，两个不同但相近的生命在同一生物体中的相遇和杂交乃“真正至关重要的相遇”（塔尔德，1890/2008：18-19）。

勒庞的说法更直接，单细胞之间必然存在差异，而当它们共同生长于一个新生命体，就必须拥有相同的结构和特征。个体在聚合成群体的过程中会表现出不同的心理特征，但这种异质性只是暂时现象；无需多久，群体成员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便会如出一辙（勒庞，1895/2015：65）。

二是心理学解释。

勒庞提供了著名的论断：传染、暗示、催眠。

群体内部的一切情感和行为都具有传染性，一只羊的不安会扩散给整个羊群；随后，传染产生暗示，无所不在的暗示导致群体情感冲动和智力压抑；最后，“暗示对群众中的每个人都起作用，又因为人们的相互作用得到加强”，群体成员要么昏昏欲睡，要么一触即发（勒庞，1895/2016：22）。

“群体心理同一律”被弗洛伊德表述为：个体身上差异化的心理上层建筑被移除了，而相似的无意识基础却继续存在着，并因此形成了共同的心理结构（弗洛伊德，1923/2016：89）。

同时，弗洛伊德强调自己说的是“无意识压抑”，而勒庞并未从压抑这个角度考虑问题，也因此无法解释群体心理同一的强度（弗洛伊德，1923/2016：90，脚注1）。而关于心理传染，勒庞认为传染是暗示的结果，而弗洛伊德则提出传染是暗示的一种表现（弗洛伊德，1923/2016：92）。

此外，二人对群体领袖的强调程度也不同。勒庞认为群体中的个体会天然臣服于领袖，后者权威不可动摇；但弗洛伊德主张领袖也需改变自己来适应群体。特洛特将之生动地比喻为“成功的牧羊人往往像羊一样思考”（Trotter，1917：117）。

塔尔德更多地使用了“模仿”这个概念。他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发明、模仿和对立这三个阶段。“心理同一”存在于第二阶段；首先应当重视发明者（精英）的作用。“精英……给社会提供指引的模式，使新发明得以广泛流布。”

正因如此，精英成为模仿之源，确保了全社会信念的统一（塔尔德，1969/2005：22）。“心理同一”乃群体成员对精英或领袖追随、模仿的结果。在精英的指引下，“并非一切从脑到脑、从心到心的交流，都必然要建立在身体邻近的基础上”，联结个体的纽带存在于“他们同步的信念或者激情当中，存在于同时与许多人共享一个思想或愿望当中。”（塔尔德，1969/2005：214）

特洛特的观点一贯温和。他坚持自己的核心主张：社交性是个体的基础生物性本能，因而群体成员会“保持对同伴行为的敏感”，自发地回应其他成员的暗示，并在行为层面与他人沟通、互动。“群体的每个成员都有追随同伴的趋势，也反过来会被同伴追随。”即使领袖也不例外，“如果一个领袖走得太远以至于不再跟群体保持一致，他理所当然地会被抛弃。”（Trotter，1917：29）

弗洛伊德在呼应特洛特的观点时说，当人们因为社交性这样一种特殊的本能而聚合，“切断自然的连续性”时，群体心理就诞生了（弗洛伊德，1923/2016：85）。

群体心理的同质性应当归因于人们精神生活的无意识因素。无意识乃是群体形成的主导机制。

无意识元素构成了种族的先天秉性，在这个方面，种族的所有个体成员都十分相似。……即使智力相差悬殊的人，在本能、热情和情感上也是非常相似的。……从智力上看，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和他的鞋匠之间可能有天渊之别，但从性格上来看，他们的差异可能微乎其微，甚至根本就不存在。（勒庞，1895/2016：18-19）

（三）群体心理的转换

特洛特等人都注意到了群体的急躁、冲动和多变，其中勒庞的论述最为生动。他眼中的群体是“刺激因素的奴隶”，随着刺激因素不断变化，群体的心理也快速发生转换。

因此，群体一会儿闲庭信步，一会儿狂暴无常；一会儿是血腥的刽子手，一会儿又变成慷慨赴死的英雄，甘愿“为每一种信仰的胜利……血流成河”；他们不会未雨绸缪，而是可以同时被最矛盾的情感和当前刺激交替影响，“就像被风暴卷起的树叶，向着每个方向飞舞，然后又落在地上”。（勒庞，1895/2015：76-77）

弗洛伊德重复勒庞的论调说：群体情感强烈且易变，群体绝不会未雨绸缪，可能热切地欲求某物，忽而又热情殆尽乃至漠然；群体总是简单浮夸，既多疑又轻信，像梦中那样“全能”或飘忽不定，且“从不需任何合理中介来检验这些思维与现实是否相符”（弗洛伊德，1923/2016：93-94）。

塔尔德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认为群体的情感不过是“幻觉滋养的激情的极端膨胀”。而根据他的模仿律，群体心理的变幻总是首先起源于一个人、一个核心，很超前，突然喷发而出。他的信念刺激了他的欲望；出于欲望的观念又抬高了他的地位。他的转换就引领着流行风气的转换。“就这样，整个民族就可能今天皈依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明天却可能皈依社会主义了。”（塔尔德，1890/2008：22）

勒庞从宏观上归纳了群体心理变幻莫测的三大原因：

一是普遍信仰的衰落。

普遍信仰为一个时代的所有人提供相似的传统、习惯和意见。它调整着群体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唯一真正支配人头脑的暴政”（勒庞，1895/2015：205）。而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大革命的进程中，“以往的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残破不全”，“取而代之的观念仍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失去了普遍信仰，群体便只能任凭机遇或周围环境摆布。（勒庞，1895/2015：209）

二是群体的势力不断增长且缺少制衡。

数量优势令“不可能”的概念从群体成员头脑中消失，独处时被压抑的冲动由此释放。群体成员会“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且“即刻屈从于这种诱惑”；一旦愿望受阻，便“立即表现出激愤的状态。”（勒庞，1895/2015：77-78）

三是媒体的发展导致意见的竞争和分化。

媒体不断把对立的意见带到群众面前。每一种个别的意见所产生的暗示所用，很快就会受到对立意见的暗示作用的破坏。结果，所有意见都成了过眼烟云。“一种意见还来不及被足够多的人接受……便已寿终正寝。”（勒庞，1895/2015：209）

特洛特从微观层面将群体心理的转换归因于群体暗示性的转换。群体中的暗示性并非时断时续，而是永远存在、随时随地发生。日常生活中如此，恐慌、暴动和催眠情境下也是如此。一种暗示性变化了，其它暗示性也相应变化，这种变化的背后乃是“人性周而复始的发作却又如昙花一现般的消逝”（Trotter，1917：28）。群体暗示性一旦转换，人们可能瞬间在新的声音、新的思路中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变得积极、亢奋、干劲十足，甚至为集体而献祭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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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作者简介

欲望与认同：二十世纪早期的群体传播思想

基于特洛特群体心理和行为研究的重述与讨论

国际新闻界 2017年第10期

作者｜胡百精杨奕

胡百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执行院长杨奕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16级博士生

胡百精 杨奕 | 20世纪早期的群体传播思想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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