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檩子：今天，90岁的台湾诗人、散文家余光中因病去世了 ...  我知道余光中，和许多人一样，源于那首“乡愁” ...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而更被持久打动的，是罗大佑为余光中《乡愁四韵》谱写的那首歌  ...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酒一样的长江水

醉酒的滋味

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

血一样的海棠红

沸血的烧痛

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

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

信一样的雪花白

家信的等待

是乡愁的等待

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

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母亲一样的腊梅香

母亲的芬芳

是乡愁的芬芳

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余光中是散文大家、诗歌大家，梁实秋称赞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今天，和大家分享他的一篇著名的散文：《假如我有九条命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九条命，怎么分配这九条命，就构成了我们的人生 ... 

今天请允许我们“文艺”一下，和大家分享这篇意蕴隽永的散文，以此纪念心目中的文学大家 ... 

余光中，1928年生，台湾中山大学教授及讲座教授。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涉猎广泛。代表作有《白玉苦瓜》《记忆像铁轨一样长》和《分水岭上：余光中评论文集》等。本文为余光中先生所作散文，原标题《假如我有九条命》

假如我有九条命，就好了。

一条命，就可以专门应付现实的生活。

苦命的丹麦王子说过：“既有肉身，就注定要承受与生俱来的千般惊扰。”

现代人最烦的一件事，莫过于办手续；办手续最烦的一面莫过于填表格。表格愈大愈好填，但要整理和收存，却愈小愈方便。表格是机关发的，当然力求其小，于是申请人得在四根牙签就塞满了的细长格子里，填下自己的地址。

许多人的地址都是节外生枝，街外有巷，巷中有弄，门牌还有几号之几，不知怎么填得进去。

这时填表人真希望自己是神，能把须弥纳入芥子，或者只要在格中填上两个字：“天堂”。一张表填完，又来一张，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的各条说明，必须皱眉细阅。至于照片、印章，以及各种证件的号码，更是缺一不可。

于是半条命已去了，剩下的半条勉强可以用来回信和开会，假如你找得到相关的来信，受得了邻座的烟熏。

中年余光中

一条命，有心留在台北的老宅，陪伴父亲和岳母。

父亲年逾九十，右眼失明，左眼不清。他原是最外倾好动的人，喜欢与乡亲契阔谈宴，现在却坐困在半昧不明的寂寞世界里，出不得门，只能追忆冥隔了二十七年的亡妻，怀念分散在外地的子媳和孙女。

岳母也已过了八十，五年前断腿至今，步履不再稳便，却能勉力以蹒跚之身，照顾旁边的朦胧之人。

她原是我的姨母，家母亡故以来，她便迁来同住，主持失去了主妇之家的琐务，对我的殷殷照拂，情如半母，使我常常感念天无绝人之路，我失去了母亲，神却再补我一个。

一条命，用来做丈夫和爸爸。

世界上大概很少全职的丈夫，男人忙于外务，做这件事不过是兼差。女人做妻子，往往却是专职。女人填表，可以自称“主妇”(housewife)，却从未见过男人自称“主夫”(househusband)。

一个人有好太太，必定是天意，这样的神恩应该细加体会，切勿视为当然。我觉得自己做丈夫比做爸爸要称职一点，原因正是有个好太太。

做母亲的既然那么能干而又负责，做父亲的也就乐得“垂拱而治”了。

所以我家实行的是总理制，我只是合照上那位俨然的元首。四个女儿天各一方，负责通信、打电话的是母亲，做父亲的总是在忙别的事情，只在心底默默怀念着她们。

余光中家人旧照

一条命，用来做朋友。

中国的“旧男人”做丈夫虽然只是兼职，但是做起朋友来却是专任。

妻子如果成全丈夫，让他仗义疏财，去做一个漂亮的朋友，“江湖人称小孟尝”，便能赢得贤名。这种有友无妻的作风，“新男人”当然不取。

不过新男人也不能遗世独立，不交朋友。要表现得“够朋友”，就得有闲、有钱，才能近悦远来。穷忙的人怎敢放手去交游？我不算太穷，却穷于时间，在“够朋友”上面只敢维持低姿态，大半仅是应战。

跟身边的朋友打完消耗战，再无余力和远方的朋友隔海越洲，维持庞大的通讯网了。演成近交而不远攻的局面，虽云目光如豆，却也由于鞭长莫及。

余光中、林清玄、白先勇作品集《孤独是生命的礼物》

一条命，用来读书。

世界上的书太多了，古人的书尚未读通三卷两帙，今人的书又汹涌而来，将人淹没。谁要是能把朋友题赠的大著通通读完，在斯文圈里就称得上是圣人了。

有人读书，是纵情任性地乱读，只读自己喜欢的书，也能成为名士。

有人呢，是苦心孤诣地精读，只读名门正派的书，立志成为通儒。

我呢，论狂放不敢做名士，论修养不够做通儒，有点不上不下。要是我不写作，就可以规规矩矩地治学；或者不教书，就可以痛痛快快地读书。假如有一条命专供读书，当然就无所谓了。

书要教得好，也要全力以赴，不能随便。

老师考学生，毕竟范围有限，题目有形。学生考老师，往往无限又无形。上课之前要备课，下课之后要阅卷，这一切都还有限。

倒是在教室以外和学生闲谈问答之间，更能发挥“人师”之功，在“教”外施“化”。常言“名师出高徒”，未必尽然。老师太有名了，便忙于外务，席不暇暖，怎能即之也温？倒是有一些老师“博学而无所成名”，能经常与学生接触，产生实效。

另一条命应该完全用来写作。

台湾的作家极少是专业，大半另有正职。我的正职是教书，幸而所教与所写颇有相通之处，不至于互相排斥。

以前在台湾，我日间教英文，夜间写中文，颇能并行不悖。后来在香港，我日间教三十年代文学，夜间写八十年代文学，也可以各行其是。不过艺术是需要全神投入的活动，没有一位兼职然而认真的艺术家不把艺术放在主位。

鲁本斯任荷兰驻西班牙大使，每天下午在御花园里作画。

一位侍臣在园中走过，说道：“哟，外交家有时也画几张画消遣呢。”鲁本斯答道：“错了，艺术家有时为了消遣，也办点外交。”

陆游诗云：“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

陆游认为杜甫之才应立功，而不应仅仅立言，看法和鲁本斯正好相反。我赞成鲁本斯的看法，认为立言已足自豪。鲁本斯所以传后，是由于他的艺术，不是他的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