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英欧——告别的年代 1982年

你要看的是不是《殷之光：英欧——告别的年代》？如果是，那就说明你找对了，缘分啊，继续往下看吧。。。健康摘要：究竟应当把问题归咎于文明冲突，还是应从正面着手，努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正文开始：

1982年，著名的帝国史专家大卫·菲尔德豪斯，在他担任剑桥大学帝国与海洋史讲席教授的就职演讲中，引用了一个英国人妇孺皆知的童谣故事：“蛋头先生”（Humpty Dumpty）。

英国小朋友很喜欢的这位“蛋头先生”，遭遇特别惨，他无缘无故就会从墙头摔下来，碎了一地。菲尔德豪斯教授把二战结束后的英帝国比喻成“蛋头先生”，像蛋一样“碎了一地”。他问道：整个帝国都没有了，我们今天如何来讲帝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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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注意到，如今的英国因为“脱欧”进程，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身份危机”：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它属于哪个区域？它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都引起了很复杂的争论。那么，剑桥大学帝国史教授三十多年前讲述的“蛋头先生”的命运，跟当前英国面临的“身份危机”，又能扯上哪些关系呢？我们且一一道来。

“英国就是世界”？

菲尔德豪斯教授提出的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问题是：今天所讲述的帝国史，能不能把英帝国（“碎了一地的蛋头先生”）重新拼凑起来呢？

“英帝国”这个概念，到底何时以及怎么形成的？这是英国殖民史的一部分——简而言之，英帝国的成形，完全是“实力政治”的结果。

有趣的是，就在菲尔德豪斯教授发表就职演讲的一百年前，即1881至1882年之间，剑桥大学现代史讲席教授约翰·罗伯特·希里在一系列课程中，正式将“帝国史”的观念带入英国“现代史”研究。其课授内容1883年结集出版，此即享负盛名的《英格兰的扩张》一书。顺便提一句，现在剑桥大学历史系图书馆，就是以希里教授的名字命名，可见他本人及其一手开创的“帝国史”研究，在英国史学界的崇高地位和影响。

希里（John Robert Seeley），图片来源：维基

《英格兰的扩张》一书最关心的是：那么一点点大的英格兰，如何突然成了“大不列颠”？用如今美国特朗普总统常常挂在嘴边的话说就是：英国怎么变得“Great”（伟大）了？

它试图从英格兰自身的风土、人情、环境和政治中，寻找到英国作为世界新秩序霸主崛起的原因及历史脉络。在书中，希里教授开宗明义就强调，从全球角度出发讨论英国的历史与政治制度的形成，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因为在今天（指本书初次出版的19世纪后期）的世界上，英国的影响力如日中天，且丝毫看不到其可能衰退的迹象。

因此，他自信地断言，研究英国的历史，便是对世界未来作出“启示”。相比之下，诸如“荷兰与瑞典”等曾经伟大的国家，他们对自身历史的兴趣，则仅仅是“情感趣味”或是“纯学术性”的而已。

说得更直白一点，他的意思是：英国已经很伟大了，英国就是世界，英帝国的历史就是（英国人的）世界史！

希里教授为何如此牛气冲天？在他开讲“帝国史”的三十多年前，英国殖民者通过两次锡克战争（1845～1849年），兼并了锡克人统治的旁遮普国，完成对整个印度次大陆的征服。在稍后的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中，英国又一举击败劲敌俄罗斯。可以说，那个时候欧亚大陆上，英帝国的庞大框架已经成型，后人所熟悉的“日不落帝国”风头正劲。

在英国的统治精英乃至希里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眼中，“历史终结了”，而且看起来英帝国一定会长盛不衰。既然如此，所谓“世界历史”也就是英国史，一切都顺理成章。

说来也巧，过了大约一百年，即“苏东巨变”之后的1992年，又有一位叫福山的学者站出来断言：西方主导的“自由民主”已取得压倒性胜利，“历史终结了”。大家都知道，这位日裔美籍政治学者的热门著作，书名就叫《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

“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

希里教授所代表的，是19世纪后期英国知识精英如何看待“伟大”的英帝国。那么，在同一时代的英帝国众多子民眼中，“帝国”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希里教授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1851～1901年，即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时期），那时候的大英帝国走向了世界之巅。笔者见过一份当年出版的时尚杂志，它的主题是“引导生活方式”，有点类似前些年北京人熟知的《精品购物指南》。这份维多利亚版的《精品购物指南》上面登载的广告，很有意思。

比如一个法国的舞台剧在英国一家知名剧院上演，广告词上就说，这是“国际主义”和“文明”的标志。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实现这一点呢？要有电、有电报以及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所有一切，这些都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果实。广告的潜台词是，只有在各种工业与科技新发展的支持下，世界各国的距离才变得更“近”，人们才能够想象整个世界的样子。

换句话说，“国际主义”即“文明”的同义词。

这份广告带给今人的感受是什么呢？通俗地讲，就是前些年一度热炒的大明星梁朝伟的“世界主义”生活状态：上午在伦敦市中心特拉法加广场上喂鸽子，下午回香港中环喝茶，反正随心所欲，满世界跑。从这个广告里，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国际化”“文明”的生活方式，只对有知识的城市中产阶级开放。

说得更直白一点，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一群生活在伦敦及附近的有钱、有闲的人，能最直观地感受到，英帝国扩张带来的“世界人”的丰富物质生活体验：他们可以吃到来自加勒比的糖，消费“棉花之国”埃及供应原料制成的棉织品，喝到来自印度的茶。如此美好的体验使他们觉得：这个“世界”是伟大的——当然，这个“世界”只属于一小部分人。

要维护殖民大帝国，还必须有人去当兵。19世纪末英帝国的征兵广告，向平民百姓描述了一幅完美的世界图景：每个人参军后，都有机会“Go and see the world”，翻译成今天中国的流行语，就是：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

趾高气扬还是闲情逸致，总有一款征兵海报适合你，图片来源：ebay

但在19世纪的欧洲，对“国际主义”有着与此完全不同的理解。1848年，通常称为欧洲“民族国家的春天”，对后起的欧洲帝国（如法、德等）来说，“国际主义”是另一种含义。这些大陆国家并不像英帝国那样，沿着全球的海岸线扩张，它们更注重对欧亚大陆本身有限空间内领土资源的争夺。在欧洲大陆国家历史发展中出现的“民族国家”观念，本质上是排他的，与超国家的世界帝国无法相容。

在今天的欧洲，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欧洲传统民族国家思想的回潮。现任英国首相特里莎·梅在“脱欧”公投之后的保守党大会上，对全球化拥趸流露出浓厚的敌意。她说：如果你自称是“世界公民”，那你便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换言之，今天的英国因“脱欧”而与欧盟爆发的冲突，仿佛重演了一回19世纪的历史。只不过当年国力如日中天的英国，用全球自由贸易的话语来拆民族国家的台，而今天，随着经济衰退，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变成英国的主旋律，欧盟反过来扮演着“超国家”干涉势力的角色。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度假式”帝国战争

让我们回到当前现实中来，英国“脱欧”，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笔者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又是长期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并非“脱欧”事件纯粹的旁观者。所以接下来，想尝试从更加切身的微观角度，来理解英国“脱欧”的前因后果。

首先，在2016年6月英国人公投“脱欧”之后，英镑的国际汇率大幅跳水，国内物价则飞速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工薪阶层工资购买力大打折扣。以笔者自己为例，日常收入换算成人民币，实际数额比“脱欧”公投前少了超过两成。

今年（2017年）9月份，英国与欧盟“脱欧”谈判僵持，大家都悲观失望之际，笔者去德国汉诺威开会，到了机场先换钱，居然发现欧元比英镑贵了，114英镑才换回100欧元，心痛啊！回想十年前（2007年）刚到英国时，清楚记得英镑跟人民币的汇率大约是1比15，而1英镑可以换回将近2欧元。那时候我们到欧洲大陆去，马上会觉得自己是“大款”了！

笔者在埃克塞特大学任教。埃克塞特位于伦敦西南约300公里，相当于南京到上海那么远，基本上是一个大学城，人口12万左右。在“脱欧”公投中，英国几乎所有的大学城都投票支持留欧，只有埃克塞特支持脱欧，得票率达到六成。而在埃克塞特内部，除了大学所在的核心区是留欧派占优外，其他区域包括笔者所住的小村（村里人绝大多数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家），都是脱欧派的地盘。

对于“脱欧”前景，笔者的英籍大学同事们都非常悲观，认为今后的英国前途惨淡。但是，笔者的乡下邻居们表现则截然相反。

笔者有个邻居，是一位特别热心的老人家，他的个人经历非常有趣。大家知道1956年爆发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吧？当时埃及要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这无疑是在挑战大英帝国的利益（苏伊士运河公司一直由英法两国控制），帝国政府怎么会乐意呢？英法马上派联军到运河边上，邻居那老头就是远征军中的一名普通士兵。

笔者对中东史颇感兴趣，就问老人家：在您记忆中，那场战争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什么？没想到老人家说，那时候特爽，他们一帮年轻的士兵，才20多岁，每天没事干，在红海边上晒太阳，看日落，一枪没放，前后待了两个多月。

对外界尤其是我们研究冷战史的人来说，苏伊士运河事件可真是惊心动魄，搞不好第三次世界大战都要由此爆发了，而置身前线的英国士兵，却视之为一个美好的青春记忆！这让笔者不由得想到另一个问题：当英国还是一个“帝国”时，英国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而让欧洲各国的神经高度紧张的英国“脱欧”事件，在邻居老兵这样更多的普通英国人心目中，又是什么斤两呢？

说白了，英国“脱欧”不仅仅是欧洲各国政治家之间的博弈，或依靠国际法和欧盟法律就能妥善处理的，它涉及到英国社会上每一个活生生的人。

脱欧公投：草率的一票？

谈到为何投票支持“脱欧”，那位邻居老兵说，有政治也有经济原因，最让人恼火的是职位都让外国人给占了！他这把年纪，都退休多少年了，居然还在关心就业机会。

笔者问他，“脱欧”会带动物价上涨，生活水准下降，心里难受不难受？他明白地表示“不难受”。他相信“脱欧”后波动的物价，总有一天会平稳下来的，言语之间特别淡定和骄傲。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经历过二战艰难岁月的那一代英国人，他们常常在说：我们连二战都熬过来了，别的波折算什么？

笔者所接触的许多普通的英国人，都因类似的心态而支持“脱欧”。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之前没有欧盟我们过得也不错，进了欧盟之后反而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还不如让英国的未来回到英国人手里。因此，我们与其将“脱欧”视为英国人对未来的希望，不如看作是他们对现状的幻灭与不满。

最后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是：为什么英国的“脱欧”是通过“全民公投”方式达成？不搞公投的话，英国还能“脱欧”吗？

不久前，哈佛大学国际法史学者、英国人理查德·塔克写了一个讨论英国“脱欧”的小册子。他一开始就很诚恳地承认，像学者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很多途径参与政治，比如参加研讨会，在公共媒体上发表文章，乃至直接为政客提供咨询建议等；而在选举政治中，平民百姓只有投票一途。

塔克认为，近数十年来，尤其是撒切尔夫人（1979~1990年任英国首相）当政以来，越来越多英国人发现，无论选哪个党上台，都未能对社会生活做出任何重大的实质改善。人们意识到自己手中的这一票不管投给谁，仍然是医保继续跌，房价继续涨，退休工资越来越不经花。“脱欧”公投，很可能是多年以来无数次投票中，唯一一次让每个英国人感觉能够直接左右政治决议的机会。因此很多民众积极参与进来，抗议式地投出了“脱欧”的一票。

“脱欧”公投至今已近一年半，英国的未来仍不明朗，在不确定性笼罩下的英国国内经济，在不断地走下坡路。唯一明白无误的一点是：那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感觉被全球化进程遗忘的英国人，在这场集体行动得到了短暂的欢愉，而其所导致的变幻莫测的后果，却注定要由下一代英国人去承担。

作者为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全球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由《中国经营报》采访人员谭洪安根据日前北京大学法学院法意读书会上的相关演讲记录整理而成，内容经作者审阅，授权观察者网刊载。感谢北京大学法学院章永乐副教授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