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的房产税为什么不得人心 (2012-01-13 17:00:58)杂谈 可是 ， 理论考虑得如此成熟、制度设计得如此完备、连税率都符合国际惯例的民国广州房产税 ， 却一直得不到当时广州市民的支持 。 我们翻翻《广州民国日报》就知道 ， 从1925年到1945年 ， 广州市民对房产税的抗议绝对是此起彼伏 。 而且 ， 逃税的、漏税的、瞒报房产的 ， 比比皆是 。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 ， 房产税推行没多久 ， 就偏离了“平均地权”的初衷 ， 本来是用来劫富济贫、平衡需求、打压豪宅和空置房的一个合理税种 ， 演变成了一棵单纯用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摇钱树 。 无论征税对象是贫是富 ， 是坐拥多套豪宅的富裕家庭还是住房紧张的困难家庭 ， 居然都执行相同的税率 。 就富裕家庭而言 ， 每月缴纳月租的15%或者房价的0.12% ， 等于是九牛拔一毛 ， 无关痛痒；而很多困难户 ， 像拉黄包车的、做苦力的、做钟点工的 ， 连糊口都困难 ， 拿什么去缴房产税？所以绝大多数劳工家庭都反对这个税种 。 其次 ， 公安局对征税专员的管理并不像纸面上规定的那么完美 。 鉴于市政府只关心税收总额的高低 ， 所以公安局也把管理重心放到激励征税专员多征税上 ， 谁能多征房产税 ， 谁就是优秀雇员 ， 至于工作作风是否恶劣 ， 是否在征税过程中吃拿卡要 ， 那不是重点 。 时间长了 ， 管理方式越来越趋于惰性化 ， 财政局不再去花力气调查每个片区的月租和房价 ， 不再花力气去编制一份份完备且合理的征税报表 ， 公安局也不耐烦再给每个征税专员下达细致到繁琐的月度任务 ， 干脆把整个辖区的征税工作都承包给一个人 ， 以后只给他一人下达指标 ， 至于这些指标怎么层层分配 ， 管它呢 ， 只要他能完成任务 ， 就万事大吉 。 为了让人家完成任务 ， 必须给人家好处 ， 譬如施行分成制 ， 征上来1000万 ， 给他100万的提成 。 这样一来 ， 谁承包房产税 ， 谁就能日进斗金 ， 于是竞争就非常激烈 。 到最后 ， 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那个人 ， 不是公安局长的大舅子 ， 就是财政局长的小侄子 ， 或者是经常给某个市政领导“做贡献”的黑帮头子 。 这些人上了台 ， 肯定会雇用大批的地痞流氓 ， 分片包干 ， 挨家收钱 。 管你有没有房子 ， 管你该不该缴税 ， 统统都得掏腰包 ， 而且必须比规定的税额多缴好几成 ， 不然他们没有“分红” 。 你看 ， 本来是很完美的计税和征税 ， 结果变成了黑社会收保护费 。 老百姓还不能投诉 ， 因为这些“征税专员”不是恶棍就是官亲 ， 你敢投诉 ， 他们就会报复 ， 而且政府还未必受理你的投诉 。 再其次 ， 房租怎么估计 ， 房子怎么作价 ， 没有客观的标准 。 前面说过 ， 房产税或按月租的某个百分比征收 ， 或按房价的某个百分比征收 ， 所以要征税 ， 必须先确定每套房子的房价或房租 。 这房价、房租有很多种 ， 购房合同上的房价跟征税时找人评估的房价肯定有区别 ， 三年前的房价跟现在的房价肯定有区别 ， 财政局计算的房价跟业主自报的房价肯定有区别 。 房租亦然 ， 房东自报的房租会很低 ， 财政局替人家估算的房租会很高 。 以哪个数据为准 ， 没有一定之规 。 如果你是财政局长的亲戚 ， 估计家里的房子就“不值钱”了 ， 这样可以少缴税；如果财政局派出去造表的工作人员故意欺负你 ， 估计你家里的房子就会骤然“升值” ， 这样你必须多缴税 。 到后来 ， 张三李四两家同时买的房子 ， 同样的户型 ， 同样的面积 ， 同样的朝向 ， 同样都是自住房 ， 结果张三月缴上千元的房产税 ， 李四却只需要缴几块钱的房产税 ， 如此不公平 ， 肯定会有很多人不满 。 最后 ， 政府征收房产税 ， 本来打着平衡供需、改善民生的旗号 ， 结果税征了 ， 供需未见平衡 ， 民生未见改善 ， 那么多房产税都花到哪儿了 ， 市民们一无所知 ， 肯定也会不满 。 在同时期的很多西方国家 ， 像美国和法国 ， 业主们每年房产税的开支决不算少 ， 但是大多数业主并不反对这项支出 ，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上缴的税款最终流向了哪里 ， 一般而言 ， 大家缴税缴得越多 ， 享受的公共服务就越好 。 所以他们选择居住地点 ， 并不会刻意选择税率低的地方安家——他们知道 ， 税率低往往意味着学校的教学质量差 ， 政府的公共服务落后 。 这种觉悟 ， 民国时期的广州人决不会有 。 这不怪他们 ， 怪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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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民国时的房产税为什么不得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