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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标题——维舟:中国人崇拜的龙就是鳄鱼吗? 龙一向是中国的象征 , “中国龙”的说法深入人心 , 可谓家喻户晓 。 可“龙”究竟是一种什么生物 , 在自然界中却又找不到对应物 , 这可算是让“龙的传人”最感困惑而尴尬的事情之一 。 关于龙的原型 , 历来争论不休 , 迄今没有定论 。 近代以来对此影响最大的是“古史辨”派 , 认为“龙”是由多种动物形象叠加而成的图腾符号 。 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通行说法认为它“是以蛇为主体演变而来 , 并改造鳄、龟之短小身形为蛇状蟠曲腾跃 , 但龙的头、四足、背棘仍不失鳄、龟(同为鳞介类)的本相” 。 《中国古代动物学史》主张“原型动物为鼍(Alligator)” , 也即扬子鳄 , 何新《龙:神话与真相》洋洋洒洒论证龙“就是古人眼中鳄类、蝾螈类以及蜥蜴类动物的共名” 。 郭静云则认为鳄鼍并无飞天能力 , 与中国的神龙崇拜相左 , 主张“龙”的本源是昆虫 。 另一派学者则否认龙是真实存在过的动物 , 如民俗学家施爱东在《中国龙的发明》中 , 认为上古的“龙”是一个集合名词 , 只能在神话学意义上得到理解 , 甚至也不能算是图腾 。 马小星《龙:一种未明的动物》则在旁征博引之后得出一个谨慎结论:“龙”在上古很可能确实是存在过的古老生物 , 但早已灭绝 , 成了一种“未明的生物” 。 这各家的观点 , 分开来看 , 似乎都颇能自洽 , 言之成理 , 但合起来则显然矛盾重重 。 真如当年陈寅恪所言 , 由于古人“去今数千年 , 其时代之真相 , 极难推知 。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 , 仅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 , 因而如果不能代入古人“同一境界”的话 , “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 , 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 当然 , 这一点极难做到 , 但如果不理解古人的神话思维 , 恐怕是无法窥见真相的 。
通观文献不难发现 , 在上古时人们还常常言之凿凿地记录见龙、御龙、豢龙 , 但到中古时代 , 这样的记载就越来越稀少 。 这当然可能是这种动物濒危了(如果现实中真有的话) , 也可能是人们逐渐趋于理性 , 因而不再把神话生物当现实了 , 但不论如何 , 龙在中国文化中的形象仍然无处不在 , 人们对此是有具体感知的 。 晚至唐宋时代 , 人们在旱季时还常以蜥蜴求雨 。 唐代有无名氏作《蜥蜴求雨歌》:“蜥蜴蜥蜴 , 兴云吐雾 。 雨若滂沱 , 放汝归去 。 ”《全唐诗》注:“唐时求雨法 , 以土实巨瓮 , 作木蜥蜴 。 小童操青竹 , 表青衣以舞歌云云 。 ”这样的仪式在民间延续至宋代 , 苏轼作《蝎虎》诗讥讽这样向泥偶祈求:“今年岁旱号蜥蜴 , 狂走儿童闹歌舞 。 能衔渠水作冰雹 , 便向蛟龙觅云雨 。 守宫努力搏苍蝇 , 明年岁旱当求汝” , 意谓如果这能求雨 , 那外形相似的壁虎岂不也可用以求神致雨?但反过来说 , 这恰恰可以印证在民间巫术的观念中 , 蜥蜴是与龙形状相似的同类 , 符合“相似律”的原则——一如《金枝》所界定的 , 即“把彼此相似的东西看成是同一个东西” 。 事实上 , 李时珍《本草纲目》注引诸多文献发现 , 包括蜥蜴、猪婆龙(扬子鳄)、壁虎等一系列动物都因类似的外形并可祈雨而被称为“石龙子” , 他将之与鲮鲤(穿山甲)、蛤蚧(蟾蜍)同列为龙类九种之一;而扬子鳄至今在皖南南陵、宁国方言中仍被称为“土龙” , 说明鳄鱼是可以称“龙”的 。 在中古时代 , 鳄鱼还有一个乍看十分令人费解的称呼:忽律 , 也作“忽雷”、“骨雷” 。 《太平广记》卷四六四“骨雷”条引唐人郑常著《洽闻录》:“扶南国出鳄鱼 , 大者二三丈 , 四足 , 似守宫状 。 常生吞人 , 扶南王令人捕此鱼 , 置于堑中 , 以罪人投之 。 若合死 , 鳄鱼乃食之;无罪者 , 嗅而不食 。 鳄鱼别号忽雷 , 熊能制之 。 握其嘴至岸 , 裂擘食之 。 一名骨雷 , 秋化为虎 , 三爪 , 出南海思雷二州 , 临海英潘村多有之 。 ”这里值得注意的有几点:一是其状类似壁虎(“似守宫状”) , 二是能变化(“秋化为虎”) , 三是具有神性 , 被用以作为神判 。 当时有不少勇武之人 , 被冠以“忽雷”之名 。 文献可考最早的是唐代开国名将张士贵(586-657) , 虢州卢氏县人 , 《旧唐书》卷八三本传称他“本名忽峍 , 善骑射 , 膂力过人 。 大业末 , 聚众为盗 , 攻剽城邑 , 远近患之 , 号为‘忽峍贼’” 。 唐代桂阳人欧阳绍因在雷州勇斗大蛇 , 而获得“忽雷”名号 , 被称为“欧阳忽雷”;五代时前蜀王建麾下亲骑军有勇士名“樊忽雷” 。 《水浒传》里负责在梁山泊外面开酒店 , 打探情报的头领朱贵 , 绰号“旱地忽律” , 即指他一如鳄鱼上岸 , 在水泊外面警惕守卫 , 兼顾水陆而又勇悍警惕 。 隋唐英雄秦琼(?-638)的坐骑名为“忽雷驳”(后世小说中或改为“呼雷豹”) , 他与张士贵是同时代人 , 忽雷/忽峍一词可想当时在北方广为人知 。 罗新近年在考订唐初骏马名号时 , 也注意到欧阳忽雷、樊忽雷这两例 , 推断“忽雷”之名“既可能源于北语(突厥语) , 也可能源于华南土著语言 。 如果是来自北方 , 那很可能是突厥常见名号küli/ külüg(阙/阙律/屈利) 。 驳是杂色马(毛色不纯) 。 当然 , 秦琼这匹忽雷驳未必是突厥马 , 或者这个马名未必是直接或间接从突厥而来 。 ”不仅如此 , 唐代有琵琶之名也作“忽雷” , 《太平御览》卷五八三乐部二一琵琶门引《乐府杂录》:“唐文宗朝 , 女弟子郑中丞善于胡琴 , 内库有两面琵琶 , 号大忽雷 , 郑常弹小忽雷 。 ”罗新认为 , 这是个外来词:“忽雷一词进入汉语既早又深” , 忽雷、骨雷、忽律等写法则只是不同的“汉语音写形式” 。 罗新此文发表不久 , 陈恳已撰文指出 , 将“忽雷”比对为突厥贵族名号是站不住脚的 , “除了对音上的粗略近似之外”全无任何证据 , 而“其中列举的几个涉及唐代‘忽雷’一名流行的例子多与南方地域相关联 , 这正好与鳄鱼是南方动物相契合 , 那么作为鳄鱼别号的、显然是外来语音译词的‘忽雷’一名来自北方塞外的突厥语就显得不太合常理 。 ”在此 , 他也以为“忽雷”并非汉语 , 但在质疑时却遗漏了一点:如果“忽雷”源于突厥语名号 , 那么这和琵琶之名又有何关系? 更关键的问题是 , 在汉语相邻的各族语言中找不出有将鳄鱼称作“忽雷”的 。 那么中国人为何要将鳄鱼称作“忽雷”呢?这恐怕不是通俗望文生义所以为的是因“忽忽有雷声”(这无法解释为何也写成“骨雷”和“忽律”) , 而极有可能是对“夔”(上古音*grul)的缓读——“骨”是古忽切 , 与“忽”很相近 , 而“雷”*rul与“律”*rud的区别只是后者作为入声 , 发音促化 。 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忽懔国可还原为Khulm , 而汉译为“勃律”的葱岭古国在藏语文献中作sBrul-zhags , 可见唐代“忽律”一词的读音 , 与“夔”字最初的复辅音声母形态仍可以完美比对上 。 这种语言现象在汉语中并不少见 。 先秦所说的“瓠”*ɡʷlaː , 到中古以后改称“葫芦”*ɡaː* raː;今俗称“小猫头鹰”的“鸺鹠” , 上古音* qʰu*m·rus , 很可能来自“鸮”*ɦraw的分音 。 宋代江南农谚中 , 将“雷”称作“孛辘” , 语言学家张永言将其还原为b’luk , 推断与藏语的“雷”’brug相吻合 。 历史语言学中常引的另一个著名例子是汉语“笔”*prud , 其缓读式是“不律”p-rud , 《尔雅·释器》:“不律谓之笔 。 ”郭璞注:“蜀人呼笔为不律也 , 语之变转 。 ”它还有一个形式作ɦprud , 变rud又变楚语lud , 《说文解字》写作“聿 , 所以书也 , 楚谓之聿” 。 将“夔”读成“忽律/忽雷/骨雷”恰相类似 , 这可能是方言中的残余 , 也或许是对神圣事物禁忌而产生的讳称 , 但类似的分音词迄今在晋方言、福州方言中均十分常见 , 通常是在声母后插入一个弱化韵母 , 在韵母前插入边音、流音 , 形成两个音节 , 如元曲名作《哨遍·高祖还乡》中将“环”写作“胡阑” , “圈”则作“曲连” 。 晋语中至今以“忽栾”(圜)指“一块、一片” 。 分页标题
“忽雷”一词的诸多异写也可以由此理解 , 因为这本身就是音节拆分所致 , 可以有不同写法 。 这一点完全可以在汉语言学中得到解释 , 与外来语毫无关系 。 不过 , 它用作勇士之名 , 倒是与突厥人的一个习惯相似: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指出 , tuŋa(统阿)一词原指“豹子等一类动物 , 它是象的天敌 。 该词的主要含义如此 。 但是在突厥人中 , 该词原有含义虽然已经消失 , 但仍作为人名保留着 。 该词多用在人的绰号里 。 ”事实上 , 汉语人名中“夔”也不少见 。 夔是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神兽 , 被视为龙的同类(所谓“夔龙”) , 夔龙纹可说是青铜器上最常见到的母题 。 据《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中有流波山 , 入海七千里 。 其上有兽 , 状如牛 , 苍身而无角 , 一足 , 出入水则必风雨 , 其光如日月 , 其声如雷 , 其名曰夔 。 黄帝得之 , 以其皮为鼓 , 橛以雷兽之骨 , 声闻五百里 , 以威天下 。 ”同书《海内东经》又载:“雷泽中有雷神 , 龙首而人头 , 鼓其腹 。 ”神话学家钟宗宪在系统梳理中国雷神形象的嬗变时 , 曾说《山海经》是“最早提及雷神或雷兽的典籍” , 并进而推断:龙的出现必随云雨 , 雷电大作 , “这是否就是古人关于‘龙’或‘雷’的原始图画?当然这样的猜测不一定准确 , 但是从传说中对龙的认知 , 以及雷神的龙身形貌来看 , 仍不得不说两者有太多的共通点 。 ” 如果“忽雷”即夔龙 , 那么它被用以命名乐器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 因为舜帝命夔典乐 , 雅乐一贯即被称为“夔乐” , 这是广为人知的典故 。 所谓“忽雷琵琶”(据《文献通考》)即胡琴 , 在西南一带也被称为“龙首琵琶” , 这或许正是因为它饰有夔龙纹或被视为大雅之乐 。 不仅如此 , 鳄鱼的另一古称“鼍龙”也是鼓乐之神 。 据陆佃《埤雅》“鼍”条:“今㹠将风则踊 , 鼍欲雨则鸣 , 故里俗以㹠谶风 , 以鼍谶雨 。 ……旧云鼍性嗜睡 , 目睛常闭 , 能吐雾致雨 , 力亦酋健 , 善颓坎岸 。 ”此处所描写的嗜睡、力大、毁岸等特质与扬子鳄极为相近 , 《续博物志》也指出“鼍”一名土龙 , 正与扬子鳄现在的土名相同 。 上古有鼍鼓(以鼍皮制成的鼓) , 击打时有如鼍鸣 , 《诗经·大雅·灵台》:“鼍鼓逄逄 , 矇瞍奏功 。 ”“矇瞍”在先秦时兼巫师与乐师于一身 , 极受尊敬 。 当然 , 鼍鼓、夔鼓原是打击乐器(对应南方的铜鼓文化) , 而胡琴则是弹拨乐器(对应东方的弦乐器和凤鸟崇拜) , 但在古人看来两者相通——《诗经》中常有“鼓瑟鼓琴”这类语句 , “鼓”这个击打的动作被用作指弹拨演奏 , 一如文人作画落款时作某某“写”而非“画” 。 这些细节可以证实:在唐宋时的人们看来 , 鳄鱼确属龙类 。 缅语“鳄鱼”me-kjongklong也接近于古汉语的“龙” 。 语言学家郑张尚芳曾指出 , 汉藏语本出同源 , 但藏语发展慢 , 保留很多汉语在发展中已经丢失的信息 , “因此许多古汉语的谜团往往要通过藏语来解开” 。 他在《龙字古音》一文中认为:从“龙”藏文声母ɦbr-判断 , 可推断汉语原来可能也是复辅音声母 , “龙”的上古音很可能读ɦbrong;并进而指出一个演变规律:带ɦ头的 , 将浊化声干使之弱化消失 。 有意思的是 , 伯希和发现 , 汉文“龙”字 , “突厥语译音作lüi或lu , 而西藏文亦作klu(k字不发音)”;而“龙”在日语中没有后鼻音ng , 读りゅう(ryuu , 一如“中国”之“中”读tyuu) , 这变得和“夔”读“忽律”的第二个音节颇为相似 。 很可能“龙”和“夔”是被人遗忘的同源词 。 “忽雷/忽律” , 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汉语中另一系列词:囫囵、葫芦、混沌、昆仑、糊涂、鹘突、骨碌、轱辘、辘轳、樚櫖;还有一组象声词:胡卢、呼噜、咕噜、咕咚、轰隆 , 发声器官“喉咙” , 在吴语方言中也作“胡咙” 。 甚至还能倒过来:“胡咙”可作“咙胡”(“请为诸君鼓咙胡”) , “胡卢”与“卢胡”则同表喉间笑声 。 “喽啰”既则指喧嚣 , 又指为人伶俐 。 清代经学家程瑶田的训诂学名著《果臝转语记》论证 , 汉语中有一个发音近似的庞大词族 , 其初均指圆形的东西 。 不过 , 他当时尚未意识到上古汉语有复辅音 , 从忽雷、夔、雷、龙这些字词的最初发音来看 , 似都指向一种模糊不定、圆滚滚、连排成串的状态 , 又或是沉闷、空洞又含混的声音 。 如果听过扬子鳄的鸣声 , 就不难发现它正是如此 , 而雷声也有同样的特征 。 也许这就是雷神“夔”和“龙”得名的真正原因 。 如果鳄鱼被称为“龙” , 还可以解开另一个谜团 , 那就是:现有的考古发现和文物均可证明上古时中国人对鳄类很熟悉 , 扬子鳄曾广泛分布于华北各地 , 张光直认为史前山东地区河流、湖泊、沼泽多 , 温暖湿润 , 扬子鳄在各地遗址中均可见到;但看起来很矛盾的是 , 如今汉字中的“鳄”字 , 却是魏晋时才引入的外来词 , 那么在此之前 , 中国人怎么称呼鳄鱼呢? 先秦无“鳄”字 , 直至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 , 也只有“左虫右屰”字 , 解释为:“似蜥易 , 长一丈 , 水潜 , 吞人即浮 , 出日南 。 从虫屰声 。 吾各切 。 ”当代权威字典《辞源》中 , “鳄”的最早出处只能征引西晋左思(约250-305)的《吴都赋》;而另一字“鱷”甚至出现得更晚 , 始见于中唐时韩愈(768-824)的《祭鳄文》 。 这三字均读ngak , 语言学家基本一致认为这是外来借词:邢公畹发现布依语、傣语等多种侗台语言中的“龙”均读ngek , 认为这其实是汉语“鳄”的同源词 , 证明“所谓‘龙’就是当时人所见蛇与鳄等爬行动物而被神化者”;郑张尚芳也认为“称‘鳄’是依据东南亚的叫法借的:越南ngak , 泰文ngɯak” 。 如果“龙”就是鳄鱼 , 那问题就很简单了:上古时之所以没有“鳄”字 , 是因为鳄类就被称为“龙”或“夔” 。 其时声调尚未确立音位 , 而到东汉末年汉语四声齐备 , 复辅音声母已简化消失殆尽 , 于是隋唐时才代之以“忽律”或“忽雷”这样两个汉字来拼读原先的复辅音声母词 。 无独有偶 , 汉语用“干栏”这两个汉字来译写侗台语单音节复辅音声母词“房子” , 也始于西晋张华 , 这与“鳄”字进入汉语同时 。 当时生态环境剧变 , 鳄类栖息地急剧收缩 , 罕能目睹 , 以至于从南方引入外来词“鳄”以称之 。 不过 , 另一派也有自己的语言学证据:王维堤《龙凤文化》中 , 举证说布依语、门巴语、阿昌语、纳西东部方言 , 龙、蛇均为同源字 。 据《山海经·海外南经》:“南山在其东南 , 自此山来 , 虫为蛇 , 蛇号为鱼 。 ”这乍看似乎虫、蛇、鱼相通不分 , 十分令人费解 , 但语言学家张永言发现 , 这与现代各支台语对“蛇”的称呼恰好证合(identification):泰语/傣语的ŋu、临高话的ŋja与汉字“鱼”的古音正相符合 。 郑张尚芳则认为 , “虺”(小蛇)的上古音*hŋulɁ也与泰语“蛇”同源 。 如此推断 , 侗台语的“蛇”、上古汉语的“鱼”/“虺”很可能与侗台语的“鳄”系出同源 , 只有收尾音-k的差别 。 就像古汉语的“祝”本有祈祷、诅咒两义 , 上古仅尾音-k和-g的区别 , 后尾音脱落 , 才演变为“祝”和“咒”这两个同源词 。 更有意思的是 , 藏语“龙”的声母ɦbr-看起来与藏语“虫”ɦbu很接近(试对比书面藏语蛇sbrul*smrul , 古藏缅语声母应是复辅音*sbr-) 。 甚至英语“蛇”(snake)所源出的原始印欧语词根*sneg-(指“爬行;蠕动的东西” , “to crawl, creeping thing”) , 如果词根声母之前的咝音成分s-脱落 , 看起来与“鳄”(ngek)竟然也不无相似 。 至于《洽闻录》说“鳄鱼别号忽雷……秋化为虎” , 乍看费解 , 但或可参见《抱朴子》:“鼍之为虎 , 寿千年 , 五百年色白也 。 ”巧的是 , 白保罗将“虎”的上古音拟为*s-khlo , 郑张尚芳也认为其上古音声母是*hl- , 近于“忽雷” 。 这意味着 , 虽然“龙”可能与鳄类或蛇类有其相关性 , 但在古人眼里 , 这几类动物似乎都是相通的 , 甚至混淆不分 。 非要想从某一种动物身上找到“原型” , 很可能会迷失方向 , 或陷入各执一端的窘境 。 要解决这个问题 , 仍然需要回到古人的巫术思维上来——因为巫术思维的特性 , 正是把“相似”看作是“相通”乃至“相同” 。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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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维舟:中国人崇拜的龙就是鳄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