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新论■十哲：孔庙从祀的历史演变

引言：
孔子庙主祭孔子，孔子的弟子中那些贤能的人从祀于孔子庙。从祀者一共有十个人。最初从祀的时候是按照“四科十哲”来安排的。其后这十个人有所变化，有的依然从祀孔子庙，有的则迁出。今天就带大家看一下从祀十哲是如何演变，以至于变成现在这个模样的。一、十哲的起源
十哲脱胎于“孔门四科之子” ，其人员以《论语》为依据。《论语·先进》载:“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 ，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
十哲有时候也被泛称为“从于陈、蔡者” 。因为这十个人都曾跟随孔子周游过列国，都曾与孔子一起被围于陈、蔡之间。
四科十子很早就脱颖于孔门弟子之上，以小团体形象示人。东晋时，国子学旁立夫子堂，其内就有夫子及十弟子像。
南朝齐时，成都刺史刘俊修玉堂礼殿，殿中也画夫子及四科十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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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魏时，兖州刺史李珽修孔子庙，在碑文中他还述及立十子于夫子之侧的原因:“孔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因历叙其才以为四科之目。生既见从，没口口侍…所以雕十子侍于其侧。 ”二、关于十哲的争论
然而，这些情况只出现在个别政权、个别地区内，十子与夫子的亲密关系远没有形成固定模式。唐初，太宗以汉晋诸儒有传经注经之功，诏令“二十二贤”与颜回并配享于孔庙。十人除了颜回、子夏，其余八人无缘于享祀。
“十哲”的提法最早出现于开元八年国子司业李元瓘的奏折中，此一团体的转机亦随即到来。李氏奏请:“十哲弟子，虽复列像庙堂，不预享祀。谨检祠令:何休、范宁等二十贤犹沾从祀，望请春秋释奠，列享在二十贤之上。 ”玄宗依其奏，改颜子等十哲为坐像，悉预从祀。
在与“二十二贤”的竞争中，四科十子还是成为最终的胜利者，重新取得了以往的地位。
十哲的提法虽然因约定俗成而在后世广泛通用，但是它的前身——四科——显然也将一些模糊性的争议遗传给了它。四科十子到底是曾经跟随孔子到过陈、蔡等国的优秀者，还是三千中的优秀者，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倘是前者，则孔庙十哲径取四科显然有以偏概全之嫌，倘是后者，则其人员选定去取又很难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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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朝是将十哲直接视为孔门之选的，这可以从朝廷褒扬十人的诏令中获知，诏文云:“且门人三千，见称十哲包夫众美，实越等夷。畅玄圣之风规，发人伦之耳目，并宜褒赠，以宠贤明。 ”
可见，官方十哲就是以三千弟子中的佼佼者身份出现的。道州刺史薛景晦（号伯高）则有异言:“夫子称门弟子颜回为庶几。其后从于陈、蔡，亦各有号。言出一时，非尽其徒也。于后失厥所谓，妄异科第。坐祀十人以为哲，岂夫子志哉？”
柳宗元作《道州文宣王庙碑》，称引了这番话。二百多年后，当修《新唐书》者看到此语，却直以异端视之:“观七十子之贤，未有加于十人，坐而祀之，始于开元，非特牵于一时之称号。 …伯高之语，柳宗元志之于其书，必有辨其妄者。 ”
史才们的预言显然并不高明，因为其后的辨妄路线恰恰是薛伯高式的，而非官方式的。
实际上，在《新唐书》修撰前夕，司马光就有过一番非议。他专门作了一篇《十哲论》，其中有言:“十哲于经无见，而学者多称之国家祀孔子，十哲则祀于堂上，其余门人祀于东西庑下，俎豆之数皆异焉，愚窃以为过矣。是十人者，孔子虽以四科第之，非谓门人之中唯十人为贤也，至于‘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 ，岂谓唯此四人为不肖邪。以此观之，尊十哲非孔子意明矣。 ” 分页标题
温公此篇作于仁宗庆历二年，《新唐书》始修于庆历五年，两者相距无几，旨趣却是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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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哲设位，自唐以后，基本稳定为夫子南面而坐，十哲东西列侍。后来虽有四配跃居于前，十哲依然列位于殿上。三、十哲的迁移与补充
十哲初为十人，后来迭有迁补。
1、十哲变为十二哲
十人中，颜渊居首，享受着特别的恩宠。他很早就陪侍于夫子之侧，参与侑食，其他九人却并无此幸。开元八年制施行后，十哲方得列于从祀之位。然而在朝廷所追加的爵号上，颜回依然获得区别对待。他被赠封为兖公，余九人为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十哲均被追封为公。颜回依然高一等，为国公，其他九人为郡公。
神宗元丰七年，孟子以邹国公的身份与颜回并配于孔庙，这一事件标志着一个独立的高于十哲的受祭单位已然清晰出现。颜回抽离出十哲后，曾参自然而然地补充进去。
理宗端平二年，又升子思于十哲，共十一人。度宗咸淳三年，曾参、子思升配享，进子张入其列，十哲恢复为十人。康熙五十一年，增朱熹，十哲变为十一哲。乾隆三年，又将有若升入，共十二位，称十二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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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十二哲中关于曾子的争论
围绕着十哲发生的最大争议是人员择定问题，卷入争议最深的是曾参。
曾子初以孝著称，后又以传道之功闻名，如此德能却不列于四科，这令很多人感到不解。是曾子个人条件有差抑或是四科品陟标准有失，是主观原因造成的抑或是客观原因造成的，这是后世解释行为分驰的两大路经。
徐干是从曾子的主观硬伤出发的，他在《中论》中称:“人之行，莫大于孝，莫显于清。曾参之孝，有虞不能易；原宪之清，伯夷不能间。然不得与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 ”
徐氏的不足在于以“才”作解却又不详具各弟子才力之高下短长，无法对比，显然失于空泛。汉人解经不破经之习，于此可略见一斑。此论无法令人深服，后世也不见承袭其说者。
到了宋朝，夏竦作《曾参不列四科论》，重又秉持了与徐干相似的风旨，他说:“孔氏四科之选皆有贤哲之具体者哉，非各言其一也…而曾子惟以孝行著闻，不能具得能者之体，但行其一端，故所以不列于十哲者也” ，其最终结论是“参不列其间者，念其道有所未至矣。 ”
夏氏作解，在逻辑安排上显较徐干略胜一筹。然而此番话与其后的道学风潮大相背逆，得罪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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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馆臣既力斥其说，进而深讥其学， “其论曾子不列四科尤多缪，盖竦专攻词赋，未究圣贤之学也” 。徐干与夏竦解释原因都是从曾子自身之故出发，也就只能以寻短来弥补经说。此种用力方向很难突破说理上的论据难题。
相反，曾子的推崇者却能够轻易地将曾子的人格魅力渲染得淋漓尽致，邵博就是个中能手，他在《闻见后录》中称:“孔子答群弟子问孝不过一二言，至曾子则特为著经。又‘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其告曾子，犹曰‘吾道一以贯之’ 。盖颜渊死，孔子之所付授者，曾子一人耳。 ”
纠曾子才德者如果得见此论，不知道又会作何感想。
更多的解释倾向于通过寻找外在原因，来为曾参委曲疏解， “非参之德行不及诸子也，当时适不从游耳” 。早在唐代，李观作《辨曾参不为孔门十哲论》，就以客问主答的方式表述了这一观点:“四科十哲之名乃时之言也，非燕居之时门人尽在而言也。于时仲尼围于陈、畏于匡，曾参不在从行之中。 …使曾子于时得与数子从行，则仲尼之圣不遗参之孝，不后冉伯牛、仲弓之目也，必矣！” 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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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之人，如白居易亦有在孝上做文章的，白居易说:“曾参至孝，不忍一日离其亲。及仲尼旅游历聘自卫反鲁之时，曾参或归养于家，不从门人之列。论拟之际，偶独见遗，由此明之，非曾参德行才业不及诸门人也。 ”
然而不管是哪种场合的缺席，解释者们都相信，曾参不列四科，绝不是因为才德不及，而是客观原因造成的。这样，曾参仍值得配享孔庙。结语：
孔庙从祀十哲并非一成不变的，也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伴随着争论，一步一步慢慢形成的。
【文化新论■十哲：孔庙从祀的历史演变】而在从祀之人中，因为曾参未曾跟随孔子于陈蔡之时，因而不曾被列入四科十哲，后世之人针对曾参是否应入十哲之列，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也是十哲中最被人争议的一位。最终，曾参还是被列入。之后就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从祀规模。如今进孔庙，依然可以看到十哲从祀与孔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