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图」新锐·创作谈 | 美丽突然发生（宋阿曼） |宋阿曼|费里尼|

_本文原题：新锐·创作谈 | 美丽突然发生（宋阿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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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图」新锐·创作谈 | 美丽突然发生（宋阿曼）】
宋阿曼
1
我从不记事起就常被寄放在法图麦奶奶家。法图麦是她的教名，我只知道这个名字，就叫她法图麦奶奶，后来简化成法图奶奶。我将她老公——一个瘦小可爱的老头——就叫作法图爷爷。两位老人非常疼爱我，当亲孙女照顾。我可以在法图奶奶家作威作福，父母下班来接我，我常是不大愿意走的。法图奶奶有一架顶厉害的脚踏缝纫机，只要缝纫机的脚踏板被踩动，手轮飞速转动起来，总会有漂亮的衣服逐渐成型。她喜欢给我做夏天穿的斜襟短袖，我感到新奇，觉得那是清朝格格穿的。不仅给我做衣裙，她做成衣剩下的边角料随便拼拼就会穿在邻居小孩的身上，这些小活计她从不收钱。除了会做成衣，她还精于绣花，无论是被套、枕巾还是鞋垫儿，她都能将它们变成一件艺术品。如果有熟人来家讨鞋垫儿，她会得意地从衣柜里拿出许多，摆开来，让他们按自己脚的大小去挑喜欢的花色。法图奶奶家有座花园，她似乎很擅长侍奉这类美的事物，她的花园总是花团锦簇，一派生机。比起住在楼房里的局促，我更喜欢在法图奶奶的院子里疯小孩一样自由穿梭。
法图爷爷就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老实最淳朴的老头，他总是用笑意将他脸上的皱纹挤得更明显。法图爷爷有自己的地，根据他对时令的判断，隔几年换一种谷物。法图爷爷无论种什么作物，等到成熟时都会背满满一麻袋上我家，话不多说，放下就走。法图奶奶很有主见，法图爷爷一团和气。这一直是我记忆中他们相处的样子。
后来我大一些，不用被寄放了，但我还是常出没在法图奶奶家所在的巷子。短短一两年，我们之间建立了无关血缘的亲情。几乎每年我和母亲都会提上粮油或生活用品去看望他们。初高中学业紧张些，走动稀疏，但每隔几年我母亲就会提醒我必须去看望两位老人家了。去年国庆节我回家参加发小婚礼，趁空暇和母亲去探望他们。我发现他们换了新居。穿过那条我一无所知的巷子时，我对旧巷子的印象似乎格外清晰起来。
正是这次拜访，让我有写《堤岸之间》这篇小说的冲动。自然，新院子里还是有个小花园，简易晾衣绳挂着的枕巾上依旧是精妙的手绣；但院子堆满物件，花园荒芜，几只鸭子在花园里大摇大摆。更让我没想到的是，法图奶奶和爷爷各踞一屋，大有不再往来之势。我与法图奶奶亲切问候之后，她开始向我母亲倾诉法图爷爷的种种“坏行为” 。我坐在一边聆听。那些在法图奶奶看来完全不可接受的事情和细节，在我看来是多么可爱的罅隙，她肯定觉察不出自己的语气是嫌弃并爱着。我暗笑，人老了还真是可爱啊。
这是我第一次讲述小说灵感的来源，也可能是唯一清晰的一次闪念。写作《堤岸之间》这篇短小说某种意义上是为了备忘。备忘两位有趣的老人。备忘我童年的一部分。当然小说仍以虚构为主，且仅以很短的篇幅展现一个切片。我由他们思考时间的形态，思考“对抗关系”的相处景观，思考爱。思考一条河的干涸与涨潮。我感谢他们与我有过关联的一生。
2
“药方是什么？”
“药方是和海豚一起跃出水面。 ”
这是2015年我和好友阳鹤的玩笑式对话，一直没忘。从生活的潮涌中跃起，是一次明亮的自我宽解。一次深呼吸。每次想起都感到无比轻松。
《白噪音》里的小张和小钟是城市地下交通线上最普通的两个青年。搞技术的小钟可能是晚九点后北京13号线上的任何一个人，搞编剧的小张可能是文创园咖啡馆里讨论剧情的任何一个。小说很轻，人物只是在自身逐渐显形的生存疑惑中做了短暂的漫游；那是热衷知识与信息的当代人不察的：知识的习得如何影响了我们的想象力。与我近期写的《李垂青， 2001》、《我们城市的船》不同，这篇小说没有进行快节奏的叙事，也摒弃了复杂的情节与冲突，只想展现平静、平淡生活中，年轻人情态的“一瞥” 。重要的是一些美丽的瞬间，比如，地铁车体探出地面的一瞬，飞机当空驶过的一瞬，雨中的顿悟时刻，一次偶遇。越是迅速的城市，人的时间似乎越窄，一天过去得快而雷同。而我期待的，是一些意料之外的，超越流水线惯性的“突然发生” 。这是可信的、可承领的、可永久回味的超生活之闪光。如果按捺住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时产生的浮躁，从公共知识与二手感受中取摘自我，以独特感觉、嗅觉、触觉浸入日常事务，我们总能从中发觉抵御琐屑与盲目的动人情节，光影与视听。分页标题
我近期常为记忆感到忧虑。第一次感觉到备忘的紧迫。无论是个人记忆还是公共记忆，都在时间内完成其必然的消退；这种必然对很多人来说自然而然，但对于创作者而言，无疑是一种灾难。许多艺术家，都有备忘自己（在备忘自己的同时备忘他人与世代）的作品。自我备忘常常不是将自己从记忆中挖掘出来移至台前，更多的是他人，是那些深度参与自己，那些共同组成“童年”、共同组成“故乡”的他人。他人的存在与自身的存在互为佐证。我和朋友聊天时说，我隐隐觉得备忘自己或许就是在备忘当代，很多话题与记忆自以为私人，却往往极具普遍性。我和朋友也都觉得，总体性通过个体得以赋形，但这对具体赋予者提出了超级高的要求。意大利导演费德里科·费里尼，一个高超的赋形者，他的《阿玛柯德》恰好完成一次完美影像记录。春天纷飞的尘絮飘在故乡小镇，进入他镜头中的是人物群像，每个人的存在都和他人紧密相关，如此共同构成记忆。费里尼的立意并不在展现时代，但却通过许多的个人视角与生活细节，真实再现了“二战”前后意大利境内法西斯主义在普通人生活中的波动。这部被视为“自传电影”的作品不仅是费里尼对故乡与童年的备忘，而且跨越种族与国界，让许多非意大利人想起了自己的童年。这就是伟大作品的魅力。去年引起关注的家庭纪录片《四个春天》也是如此，四年时间，导演陆庆屹记录了父母与姐姐生活的瞬间与片段。相似的还有王占黑的“街道英雄”系列，某种意义上也用虚构的方式对身边人作了记录，是在抵御时间，防止某一段空间从记忆中模糊甚至消失。
作家写的内容是否对本人产生慰藉，对于读者而言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无需提及。作家要做的反而是掩藏好自己，将一切交付文本。大多数写作者之所以觉得创作谈难写，大约就是因为在这个篇幅里，要在自己的文本内现身，不能不真诚。而且往往不知道，失去虚构护甲的我们又是否能给到读者温柔与美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