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籍从“汉籍”到“域外汉籍”
_本文原题：从“汉籍”到“域外汉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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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汉唐为标志的中国文化曾经惠及四邻、泽被东亚 ， 由民族文化发展为区域文化乃至国际文化 。 时逢中华民族崛起之盛世 ， 际会传统文化复兴之佳季 ， 追寻汉风唐韵之海外流绪 ， 大致可分三个层次：(1)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2)中国文化对域外文化的影响；(3)中国文化激发域外文化的创新 。 中国文化对域外的影响由衣裳而化为肌肤 ， 再溶为骨骼与血肉 ， 是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历程 。 因之 ， 我们的研究不能浅尝辄止 ， 停留在第一层次 ， 或踌躇于第二层次 ， 应该深入至第三层次 ， 最大限度地拓展中国文化的国际化意蕴 。 本文从“汉籍”的词汇考源人手 ， 考察中国典籍流播东亚并激发周边地区模仿与创新的机制 ， 从而催生“域外汉籍”诞生这—文化交流现象 。
一、书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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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言之 ， 中国文化包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 前者以丝绸为典型标志 ， 在东西方之间架构起“丝绸之路”；后者以书籍为主要载体 ， 在东亚地区开辟出“书籍之路” 。 尤其在中日之间 ， 由于大海阻隔和官方交通短暂 ， 近代以前人员往来极度稀少 ， 书籍遂成为日本汲取中国文化的主要媒介 。
以书籍为主线追踪中日文化交流史事 ， 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做了大量前期工作 。 比如 ， 北京大学严绍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 ， 搜括日本所存的中国古籍万余种 ， 属于第一层次经典；再如 ， 王勇主编的《中日汉籍交流史论》 ， 考索中国典籍对日本的多维影响 ， 归为第二层次作品 。 至于第三层次 ， 虽然日本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 ， 历代学人用汉文撰写了大量书籍 ， 其总量或以万计 ， 却尚未见规范整理和系统研究 。
中外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显示 ， 书籍之路并非中国文化一味输出的单行道 。 五代开始的“佚书回流”证明这是一条互有往来的双通道 ， 倘若以东亚视域来考察 ， 或许称之为“环流”更为贴切 。 亦即在东亚区域内 ， 书籍交流呈现循环往复、纵横交错的多层次立体样态 。 进而言之 ， 文化交流的真谛不仅在于传播的广度 ， 更体现在影响的深度 。 以书籍为例 ， 域外人士通过阅读中国典籍而受其熏陶或获得灵感 ， 遂激发模仿与创新的欲念 ， 取范汉文形式以吐露本民族心声 ， 营造出崭新的文明景观 。 这既是书籍之路在空间的拓伸 ， 也是中国文化国际化意蕴的展现 。 近年“域外汉籍”研究的勃兴 ， 说明学界开始关注这一领域 。
二、域外汉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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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汉籍”研究的兴起至今不过30年 。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 ， 中国台湾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多次举办“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 。 此开风气之先 ， “以往汉学家们不曾注意 ， 或是根本生疏的”领域 ， 逐渐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 这一时期台湾学者开拓甚勤 ， 造势最力 。 如林明德编《韩国汉文小说全集》 ， 陈庆浩、王三庆编《越南汉文小说丛刊》 ， 加上其后王三庆编《日本汉文小说丛刊》 ， 为“域外汉文小说”研究奠定了基础 。
大陆方面虽起步稍晚 ， 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迎头追赶 ， 推出一系列原创成果 ， 此为第一期；进入21世纪呈后来居上之势 ， 无论研究思路抑或涉猎范围以及成果数量和质量 ， 逐渐占据中心并引领学界潮流 ， 是为第二期 。 下面依次简述之 。
先看第一期 。 1989年杭州大学成立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 研究重点定位于“以书籍为纽带的中日文化交流” 。 1990年出版的陆坚、王勇主编的《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提出了汉籍研究三要素 ， 即海外佚书、中国典籍的影响、域外典籍 。 1992年出版的王勇主编的《中日汉籍交流史论》倡导“汉籍宏观研究” ， 设“汉籍宏观研究鸟瞰”专章探讨日本的汉文典籍；1997年王宝平出版《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 ， 收录总数达2671种 ， 基本网罗了留存中国的日本汉籍；2004年王勇主持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项目“中国翻刻的日本汉籍” ， 成果汇编成《中国馆藏华刻本目录》 ， 收录376种 。 在此基础上 ， 王勇提出“书籍之路”构想 ， 力图构建东亚文化交流新模式 。分页标题
再看第二期 。 2000年南京大学成立域外汉籍研究所 ， 自2005年张伯伟主编的《域外汉籍研究集刊》陆续问世 ， 把域外汉籍研究推向一个高潮 。 会议方面 ， 2006年浙江工商大学与日本二松学舍大学“日本汉文学研究”国家基地联袂举办“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 来自日本、韩国、美国、英国、比利时、泰国、越南的国外学者达41名 ， “域外汉籍”是会议热点之一；2007年南京大学召开“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 国内外八十余名学者汇聚一堂 ， 探讨涉及“域外汉籍”方方面面的问题 。 项目方面 ， 2002年上海师范大学孙逊领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域外汉文小说整理与研究” ， 2006年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主持的“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工程 。 文献整理方面.2008年人民出版社与西南师大出版社联手打造《域外汉籍珍本文库》 ， 201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 ， 2011年《域外汉文小说大系》、《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分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 研究著作方面 ， 王晓平著《亚洲汉文学》、王勇等著《中日“书籍之路”研究》、吕浩著《篆隶万象名义研究》、金成宇著《域外汉籍丛考》、张伯伟著《东亚汉籍研究论集》、王勇编《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等先后问世 。
由此可知 ， 域外汉籍研究发轫于中国台湾而盛行于大陆 ， 由小说为主而扩展至经史子集 ， 从学术兴趣而提升至国家行为 ， 从而催生出一门崭新的学科 。
三、仁智各见
“域外汉籍”作为一门交叉学科 ， 虽然诞生伊始 ， 但已呈显学之势 。 各路精英学术背景既不同 ， 概念定义自相异 。 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在1987年12月刊行的首届会议论文集中开宗明义地归纳会议的三个主题为：“(一)有关中国域外汉籍的流传、出版与版本等问题的；(二)有关中国域外汉籍现存情形与研究概况等问题的；(三)有关中国域外汉籍史料价值以及中国与亚洲各国当年关系等问题的 。 ”王勇于1990年撰写的《汉籍与汉字文化圈》一文对“域外汉籍”诠释如下：“汉字文化圈诸国在摄取和消化中国文化的同时 ， 历代留下大量汉文典籍 ， 这些出自域外人之手的汉籍 ， 不断丰富着汉字文化的内涵 。 域外汉籍至今仍是一座有待发掘的宝库 ， 其中蕴藏着令人惊叹的汉文化遗产……域外汉籍既与中国文化一脉相承 ， 又与本土文化血肉相连 ， 这无疑是汉籍研究的一个全新的领域 。 ”
进入2l世纪后 ， 域外汉籍研究渐成气候 ， 吸引各专业学者参与其中 ， 尤其是文献学、历史学、文学等领域的学者 ， 各自依托自身擅长的专业对“域外汉籍”作了独到的释义 。 如南京大学中文系张伯伟教授把域外汉籍概括为三类：“1.历史上域外人士用汉文书写的典籍 ， 这些人包括朝鲜半岛、日本、琉球、越南、马来半岛等地的知识人 ， 以及十七世纪以来欧美的传教士；2.中国汉文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 ， 比如大量现存的中国古籍的和刻本、朝鲜本、越南本等 ， 以及许多域外人士对中国古籍的选本、注本和评本；3.流失在域外的中国汉文古籍 。 ”再如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持编撰的《域外汉籍珍本文库> ， 其《编纂凡例》也框定了三部分内容：(1)中国历史上流失到海外的汉文著述；(2)域外翻刻、整理、注释的汉文著作；(3)原采用汉字的国家和地区学人用汉文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 。
【汉籍从“汉籍”到“域外汉籍”】两相比较 ， 虽然排列次序有所不同 ， “域外所存的中国典籍”、“域外刊刻抄写的中国典籍”属于基本相同义项 ， 而“域外人士撰写的汉文著作”则稍有不同 ， 即《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的收录仅限于“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 。 若从“域外汉籍”作为独立的学科、新辟的领域来考量 ， 上述定义尚有值得商榷之处 。
其一 ， “域外所存的中国典籍” 。 中国典籍至迟在两汉已然形成专学 ， 从汉儒到宋学再到朴学 ， 数千年来师承有序；由校雠及训诂至考据 ， 学风蔚然成型 。 这里所指的“域外”仅仅是个空间概念 ， 以此类推的话 ， 既然同一本书籍按收藏国而别为“日本汉籍”、“韩国汉籍”、“越南汉籍”等 ， 那么是否也可按存放地区而分成“北京汉籍”、“浙江汉籍”、“福建汉籍”等等?窃以为同一种书因分置不同地域 ， 不足于将其另立门户 。 而且我们知道 ， 有些域外汉籍如静嘉堂的“皕宋楼”旧藏之类是近代甚至现代才作为商品流出海外的 ， 作为“中国汉籍”研究才顺理成章 。分页标题
其二 ， “域外刊刻抄写的中国典籍” 。 张伯伟提到包括“域外人士对中国古籍的选本、注本和评本” ， 《域外汉籍珍本文库>还增加了“注释”本 ， 即所谓的和刻本、朝鲜本、越南本之类 。 据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 ， 中国典籍在日本刊刻分“和刻本”与“翻刻本”两种 ， 原书的白文再刻本属翻刻本 ， 再刻时添加训点、假名则为和刻本；再刻时添加的音符、旁批、头注等超过—定限度 ， 或书名冠以“改订”、“增补 ， ’、“景印”之类 ， 一概算作“日本汉籍” 。 和刻本大抵居于中国汉籍与日本汉籍之间 ， 据笔者经眼 ， 有些冠以“景印”而归为“日本汉籍”者 ， 本文一如原书；有些书名照旧而划入“和刻本”者 ， 不仅增加序跋 ， 甚至增删作品或添加图版 。 因此辨别困难 ， 不妨单独立项为宜 。
其三 ， “域外人士撰写的汉文著作” 。 张伯伟介绍说 ， 日本学者往往将此类典籍称作“准汉籍” ， 然而这种说法在日本学术界并非主流 。 虽然有些熟悉中国文献学的学者把日本汉籍称作“准汉籍”以对应正统的中国汉籍；但也有些日本学者着眼于本土文化 ， 将本国人士撰著的汉文书籍从文体上区分为“纯汉籍”与“准汉籍” ， 前者一依汉文规范 ， 后者夹杂日语文法 。 在日本享誉汉学研究重镇的二松学舍大学.2004年获准创建全国唯一的“日本汉文学研究”国家基地 ， 其标志性成果是构建了“日本汉文文献目录”数据库 ， 按“日本汉文”、“和刻本汉籍”、“准汉籍”分类 ， 对“准汉籍”定义如下：“汉籍本文经日本人加工 ， 从而改变了原本的形态……比之和刻本汉籍 ， 日本人加工的痕迹尤为明显 ， 所以更接近日本汉文” 。 这大概是目前日本学术界最专业、最权威的定义 。 据此 ， “汉籍”与“日本汉文”是对应概念 ， “和刻本汉籍”类乎“汉籍” ， “准汉籍”则接近“日本汉文” 。 至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所称域外汉籍限于“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 ， 从内容的角度看 ， 数以万计的日本汉文典籍基本多属中日文化交融的结晶 ， 欲分辨是否“与汉文化有关”几乎不太可能 。
在上述三种“域外汉籍”中 ， 张伯伟认为主体是第一类 ， 即“域外人士用汉文撰写的各种思想、历史、文学、宗教、艺术等方面的典籍” ， 这也是笔者主张应该重点研究的第三层次 。 如果将留存海外的中国典籍比喻为“衣裳” ， 和刻本类乎“肌肤” ， 那么日本汉籍相当于“骨骼与血肉”——虽属日本土生土长 ， 但隐藏着中国文化的遗传基因 。
四、“汉籍”新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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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 ， “域外所存的中国典籍”之“域外”是个空间定语 ， 表示“汉籍”的存储地；“域外人士撰写的汉文著作”之“域外”是行为主语的一部分 ， 表示“汉籍”创作者的国籍 。 前者重在“汉籍” ， 后者要在“域外” ， 两者不可等量齐观而置于同一平台 。 既然这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 ， 我们不妨在时空轴中为之重新诠释定义 。
“域外汉籍”诞生不久 ， 业外人士或许觉得陌生；至于“汉籍”两字 ， 大概都耳熟能详 。 其实“汉籍”的古义失传已久 ， 而现在使用的概念有可能是近代舶来之物 。 笔者曾探其由来 ， 先查《现代汉语词典》、《古汉语词典》 ， 继翻《辞海》、《辞源》 ， 再阅《中国古文献辞典》《康熙字典》 ， 均未见收录 。 追踪至《汉语大词典》、《中文大辞典》 ， 终于如愿以偿 ， 但释义颇令人意外 。 如《汉语大词典》有两个释项：(1)汉代典籍；(2)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称中国汉文典籍 。 也就是说 ， “汉籍”的原意指汉代的典籍 ， 犹如“唐诗”指唐代之诗、“宋词”称宋代之词 ， 此处的“汉”是朝代名而非国家或民族名 。 《中文大辞典》在此义项引《宋书·历志》：“远考唐典 ， 近征汉籍 。 ”这是祖冲之上表文中的一段 ， 以上古之“唐典”对应近代之“汉籍” 。 据笔者考索 ， 最早的用例大概出自汉代扬雄《答刘歆书》：“其不劳戎马高车 ， 令人君坐帏幕之中 ， 知绝遐异俗之语 ， 典流于昆嗣 ， 言列于汉籍 ， 诚雄心所绝极 ， 至精之所想遘也夫 。 ”这个义项传承至唐宋 ， 元明以后日渐式微 ， 迨及近代而遭遗忘 。分页标题
大略在古汉语“汉籍”逐渐消亡之际 ， 日本词汇“汉籍”传人中国 。 推想开始仅在涉日人员等小范围流传 ， 真正进入大众视野则是比较晚近的事了 。 如清人姚文栋在《答近出东洋古书问》中提到：日本富藏中国古书 ， “而明治维新以后 ， 西学兴而汉籍替 ， 世禄废而学士贫 ， 将不能保其所有 ， 其流落归于澌灭者 ， 翘足可待也” 。 再如清末大儒章太炎在《文学略论》中责难日本学人读书偏颇：“日本人所读汉籍 ， 仅《中庸》以后之书耳 ， 魏晋盛唐之遗文 ， 已多废阁 。 至于周秦两汉 ， 则称道者绝少 ， 虽或略观大意 ， 训诂文义 ， 一切未知 ， 由其不通小学耳 。 ”考两人行实 ， 姚文栋1881年曾出使日本 ， 章太炎自1899年多次东渡 ， 他们以“汉籍”指称中国典籍 ， 显然带着些日本学界的色彩 。
在日本语境中 ， “汉籍”大致有以下几个义项：(1)相对“国书”(日本人撰写的书籍)而言 ， 指中国人撰写的汉文典籍 ， 这是狭义的；(2)相对“和书”(用假名撰写的书籍)而言 ， 包括日本的汉文典籍 ， 这是广义的；(3)相对“佛书”而言 ， 指佛学以外的汉文书籍 ， 尤其指儒学典籍 。 举例来说 ， 日本人读“汉籍”多用长安一带的“汉音” ， 诵“佛经”则多用江南一带的“吴音” ， 两者泾渭分明 ， 绝不混淆 。
然而 ， 这个词汇_旦在中国落地生根 ， 马上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 ， 与日本“汉籍”的原意渐行渐远 。 姚文栋所言“汉籍” ， 相对于“西学”著作；章太炎所言“汉籍” ， 也与西学相对 。 时至今日 ， 中日两国学者聚集一堂谈论“汉籍” ， 往往南辕北辙 ， 甚至产生摩擦 。
概言之 ， 中国目前使用的“汉籍”既传承古汉语基因 ， 又吸纳日语词血液 ， 经扬弃而创制出一个新词——不仅包括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 ， 还涵盖佛经及章疏、变文之类 ， 甚至有人建议将简帛、碑刻、尺牍、图赞之属 ， 凡传递汉字文化信息之载体尽纳其中 ， 以构建面向未来的新汉字文化圈 。
“汉籍”从中国传播到东亚 ， 又从域外回馈至中华 ， 再经国内学者呵护 ， 升华扩容为超越时空的新概念 。 如此环流吐纳而生生不息 ， 中国文化的精髓在斯 ， 东亚文化的真谛亦当在此 。 笔者在此建议 ， “汉籍”为不分时代、不别国籍、不拘种类、不囿内外之总称 ， 中国人原创称“中国汉籍” ， 日本人原创日“日本汉籍” ， 以此类推 。 由此 ， 既可彰显中国文化普惠四邻之辉煌 ， 亦可观摩东亚各国孜孜不倦之创意 ， 庶几臻于“和而不同”之理想境界 。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