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与视角|古代社会中的啼笑皆非：用恶行成就美德

古代社会中的啼笑皆非：用恶行成就美德
道德与法律，是文明社会治理的两架马车。特别是在古代社会，几乎历代统治者都强调“德政”布于天下，就更加强调个人私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与职业道德的构建与维持。
儒家文化重视孝悌，孝道文化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一切伦理关系的核心。孝道不仅仅是约束个人的行为，以社会舆论的方式监督和评估，形成名誉、声望等无形资产，在很多朝代也相应制定出配套机制，将个人私德的成就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福利挂钩。
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私德一旦伴随了附加值更高的社会福利，也就催生出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美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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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书》里，关于休妻的记载很多。史书的编撰是一件非常严谨的事，选择什么样的事例入书，用什么样的角度、文字去描述，几乎可以看作是官方或者主流意识形态的最直白的表达。而且，古代史书一般以记载帝王将相的事迹为主，平民百姓是很难有资格进入史官的视野和笔下的。
《汉书》这样一部“官气十足”、标准苛刻的史料，能够在空间有限的情况下，选择多例平民百姓休妻的小事，堂而皇之树碑立传，至少可以说明两种情况：一是当时应该是休妻成风，在民间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案例，史官不可能一一描述，仅仅是择其精彩、典型者记录；二是从官方的态度看，是认可甚至支持这种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近乎荒诞的时尚的。
《汉书》记载，有个叫王吉的人，邻居家里有棵枣树“红杏出墙” ，将枝丫伸到了自家院落。而且枣子成熟了，红艳艳、香喷喷，非常诱人。王吉的妻子因为疼爱自己的丈夫，就偷偷摘了几颗枣子让丈夫吃。这本来是一个非常罗曼蒂克的夫妻小情调，但在王吉看来，妻子是偷盗行为，属于严重的失德、违法行为，枣子一颗未尝，妻子却收到了丈夫的一纸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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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家庭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休妻是一件相当严重的事件，至少说明这个妻子已经严重失德，或者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王吉休妻的事引起了邻居的惶恐，但凡正常人不会忍心看着一个原本圆满的家庭轻易破碎。为了缓解王吉夫妻之间的矛盾，邻居准备砍掉那棵引发休妻时间的祸根——枣树。后来，这件事也引起了周围其他邻居的强势围观，大伙劝了东家劝西家，一番东奔西走的游说之下，王吉接回了妻子，邻居也保留了枣树。
如果深层次分析王吉收回休书、接妻回家的决策转变，我们就会发现这其中有几个微妙的情节在内。王吉休妻，是因为妻子偷盗邻居财物；邻居砍树，是为了表达谅解的姿态，维护一个家庭的圆满和谐。但邻居的诚意没有让王吉改变初衷，反倒是众人的围观让一起恶性事件获得了颠覆性转折。为什么会这样？关键就在于众人的参与。因为众人的参与，王吉大义休妻的行为扩大了传播面，产生了新闻效应。王吉本来就没有要坚决休妻，他只是想借着这件事彰显自己的高尚。邻居砍树将宣传效应限制在了两家人之间，而众所周知才是王吉的真实目的。
另外一起案例：有个叫鲍永的人，他的妻子当着母亲的面呵斥家里的狗，鲍永认为妻子的嗓门过大、言辞粗俗，既有指桑骂槐的嫌疑，也有行止不端庄、有违妇德的情节，就以妻子不孝顺、不守德为由，将妻子休回了娘家。王吉是假休妻，鲍永则是真休妻，尽管两人的行为表现不同，但最终结果是一样的：两个人都获得了美好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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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休妻更残忍也更荒唐是为了博取美德名声而卖妻。南北朝时期，有个叫徐孝克的人，据史料称他是“遍诵五经，博鉴史籍” ，可见是一个受到过严格教育，知识非常渊博、修养非常好的大知识分子。因为其文章道德，这个人也曾经在朝为官，做过梁国的太学博士、国子监祭酒等职位，而且还是一个两袖清风的廉吏。
家底本来寡薄，后来适逢战乱和饥荒，徐孝克的家庭生活一度陷入了捉襟见肘的境地：上有老母，吃饭问题严峻异常。这位大知识分子为了破解难题，思前想后，作出了卖掉妻子、养活老母的决定。徐孝克的妻子臧氏出身名门，是当时出名的大美人。消息一旦放出，很快就有买家上门，交易价格一谈即拢。很快这位美貌与贤惠并存的女人，就只能在新的主人——孔景行将军的牵引之下，肝肠寸断、一步三回头地走出了家门。
为了一个人选择去伤害另外一个人，为了母亲的温饱，将自己的妻子，一个柔弱不堪的女子当作商品任意交易，甚至有可能将其陷入飘零动荡的不堪命运之中，夫妻之情在孝顺之德面前，败得一败涂地、一丝不挂。这就好比“二十四孝”里的“郭巨埋儿”事件，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是非常缺德的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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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古代人的伦理系统里，孝道才是最高级别的道德，一切情感、利益甚至伦理，都必须无条件服从这个道德标准。为了成就这个美德，可以牺牲除父母之外的所有亲情、爱情、友情，甚至可以“子为父隐” ，触碰法治的界限。如果换一个角度，是不是可以看作是用恶行成全美德？
更奇葩的是，徐孝克的妻子并不认为被丈夫当作商品卖掉是一种缺德且残忍的行为。到了新家之后，这位善良到愚蠢的女人一度“身在曹营心在汉” ，时刻记挂着前夫一家的生活，经常从孔景行将军家里偷出食物给前夫家送去，保证前夫一家人没有无米之炊的担忧。后来孔将军战死，臧氏又无处着落，就找到了前夫破镜重圆。这个事件里，尽管女主角是一个没有任何人格价值的商品，但却成就了丈夫徐孝克的孝道美名；至于两人的聚散离合，又成就了一段被不少人仰慕不已的爱情传奇。
然而就是这种变态且荒诞的恶行，使徐孝克、郭巨之类的人成就了非常美好的名声，获得了社会和朝廷的极大赞誉。郭巨卖掉了妻子，是不是极大改善了母亲的生活质量，史书上并未记载。但从卖妻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孝道的绝对服从，以及不惜一切代价付诸实践的果决，使得徐孝克获得了比以前更加显赫的名声。他原来就职的朝廷亡后，隋文帝被徐孝克的显赫名声所吸引，就任命他当了隋朝的国子监祭酒，富贵而且高寿，直到73岁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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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些用恶行成就美德和美名的事还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成分，例如饥荒、贫困、病痛之类。但个别案例就明显反映出，为了成就一个美好的名声，有些人不惜大秀演技，采取刻意做作、自导自演的方式制造离奇事件，取得公众关注和热捧。
《汉书》记载，东汉时期有个叫许武的人，有两个弟弟，一个叫许宴，一个叫许普。古代的时候，一旦父母去世，家庭里就会按照“长兄为父，长嫂为母”的规则，给长子自动形成绝对权威。许武是兄弟里的老大，就仗着这种权力提出了兄弟三人分家的提议。而且按照许武的分家方案，家里最好的土地、最宽大漂亮的房产、最强壮精干的奴仆、最漂亮伶俐的丫鬟，都划归到了老大许武的名下，给两位弟弟的，几乎就是一点点所剩不多的残羹剩饭、残渣余孽。分页标题
这种明显的不公正自然引发了社会舆论的一片哗然，对该事件的评论也较为集中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种声音是火力全开地谴责老大许武的贪婪、寡恩、绝情；另一种声音则高唱赞歌，表达对两位弟弟在如此不公正待遇之下的绝对服从和沉默、宽容、豁达。估计“家和万事兴”“兄弟情，大于天”“黄金有价，情义难觅”等种种美好词汇很快形成聚集效应，使得两位弟弟产生了光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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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两位弟弟的美德实现了变现，当地官府将许宴、许普推举为孝廉。凭借这份政治资本，许宴、许普两人获得了升官发财的社会福利。这个目标实现之后，许武却公开宣称，自己当初的分家方案是非常不义的行为。而且付诸实际，重新分配了财产。如此一来，许武痛改前非、兄弟情深大于家财万贯的行为又获得了极高的社会赞誉。
按照儒家的“悌”的道德标准，许武显然符合了，于是许武很快又被推荐为孝廉，许家三兄弟，一门三孝廉。这种反复操作、刻意为之的情形，是不是一种欺世盗名的表演。许武后来还因为仗义疏财、兄弟情深的美好名声，官至长乐少府。
道德是倡导性的，法律是制裁性的，两者的倾向性和侧重点不同。古人为了博取美好名声，用来作恶、作假、作秀的行径，今天已经无法评估这些行为的正面引导价值，但事实上的确催生了很多伪君子。在今天的社会主流价值系统构建中，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道德楷模、风范标兵的举动，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和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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