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观|山东考古与中化文明之中国考古学的历史背景

_本文原题：山东考古与中化文明之中国考古学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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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多年前，清政府覆灭，中国进入了民国时代，开启了中国人奋力追赶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过程中，守旧的顽固派渐渐失势，开明的中国知识分子从不同的方面探寻救亡图存、民族振兴之路。继晚清的维新运动、洋务运动失败之后，中国的精英阶层希望按照西方的模式构建新中国，但是社会问题重重。文化上，在中西文化对比中，两者的差异不仅使知识精英反思中国文化的弊端，也催生了民族自卑心理，在这一情形下，已经沉寂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又复兴盛，不仅是西方学者，中国的许多史学大家都曾提出或论证过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合理性。对此，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如果重置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便会理解，这反映的正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竭尽所能推动中国加入世界大家庭而做出的努力与探索。
古史研究系列成果
时间
人物
【文化大观|山东考古与中化文明之中国考古学的历史背景】成果
1915
罗振玉
《殷虚书契考释》
1917
王国维
考证商王世系
1925
王国维
提出“二重证据法”
1933
傅斯年
《夷夏东西说》
1933
蒙文通
《古史甄微》
1941
徐旭生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中国传统的古史观认为中华文明肇始于黄帝，之后历经尧舜禹至夏商周而流传至今，整个中国历史一脉相承。这一一元的古史观在清代逐渐受到挑战，清人崔述业已表露出最早的疑古思想。至民国初年，顾颉刚先生发起了古史辨运动，将疑古思潮推向了高潮。他提出“层累说”并以之解析中国早期历史，甚至发出了东周以上无信史的感叹！古史辨运动使现代史学进入了科学的轨道，打破了千百年来笼罩人心的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观念。
以顾颉刚先生为首的古史辨派重在破坏传统，如何构建真实的上古史马上摆在了学界面前。 1933年，傅斯年先生发表了《夷夏东西说》，提出了中国古代夷夏东西对立的观点；蒙文通先生也于同年发表了《古史甄微》，提出了中国上古时期存在江汉民族、海岱民族、河洛民族这三系。徐旭生先生则于1941年发表了上古史研究的大成之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认为“我国古代民族的部族的分野，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集团” ，从而为中国早期历史划分了最基本的区系框架；继罗振玉先生于1915年作《殷墟书契考释》之后，王国维先生于1917年借助殷墟卜辞系统考证了商王世系，从而证明了商代历史为信史。诸上成果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学者重建古史的信心，奠定了上古史研究的史学基础。尤其是王国维先生1925年正式提出的“二重证据法” ，以传统历史文献与地下出土的新材料相互印证考证古史并取得巨大的成功，从而使史学界对通过发掘获取史料充满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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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提出的三集团说
社会的落后被归结于文化的落后。传统史学的局限性使中国学者逐渐认识到，只有使用新的方法、发掘可靠的史料才能重建国史。于是现代考古学——这一古史重建最有力的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引进也就顺理成章了。
中国最早的考古发掘是由国外学者完成的，很快中国学者也开始了考古学探索。被称作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先生首次考古工作即前往中华文明的诞生地汾水流域考查。李济于1925年探访了尧帝、舜帝的陵墓，并去传说中的夏都调查了大禹庙和夏王的陵墓，归来的途中又找到了一处仰韶文化遗址，次年进行了发掘。这是首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考古发掘，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仰韶文化是在中国发现的第一支考古学文化，它以彩陶闻名。由于这些彩陶与中亚的彩陶具有相似性，曾一度被安特生作为中华文明西来说的考古学证据。后来在中国学者对彩陶文化重新分期的基础上，这一认识得到了纠正，各地考古学文化尤其是东海之滨山东龙山文化的发现则使中国文化西来说不攻自破，中华文明本土起源说已经无可怀疑。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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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盆
仰韶文化，距今7000年——5000年，出土陶器线条流畅、图案绚丽，是仰韶文化的主要特征，故仰韶文化又享有“彩陶文化”之盛誉。
由于仰韶文化的分布地域以黄河流域中上游为主，且文化特征与殷墟文化存在巨大的差异，中国的考古先驱们遂将目标锁定在以山东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冀望于此发现与殷墟联系更直接的早期本土文化，并于1930年发掘了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从而发现了龙山文化。这支黑陶文化的出现，使中华文明的曙光初现在中华大地上。城子崖发现的黑陶文化也被认为是商文化的源渊，这极大地鼓舞了中国考古学的开拓者们。发掘者对龙山文化寄以厚望，并相信“要是我们能寻出城子崖的黑陶文化的演绎秩序及所及的准确范围，中国黎明期的历史就可解决一大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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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本考古发掘报告集《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
建国前，中国学者做了大量考古工作，中国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已经初具规模，为建国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较重要的发现除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外，还有1931年施昕更对良渚遗址的发掘。通过考古工作，中国学者摸索出了一套适合中国的田野工作方法，积累了大量珍贵的考古资料，并出版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田野考古报告，如李济的《西阴村史前遗存》、傅斯年等的《城子崖》、施昕更的《良渚》、苏秉琦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考古学进入了蓬勃发展阶段。周口店、殷墟两项中断十多年的考古发掘得到恢复。文化部设立了文物局，主管全国文物保护工作。 1950年，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了考古研究所（1977年之后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1952年北京大学创办了考古专业，之后各大高校也相继成立了考古系，培养考古学专业人才。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成立了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当地的文物保护工作。 50年代三大专业性考古杂志《考古学报》《考古》《文物》相继创刊或复刊。 1979年4月成立了中国考古学会，其后全国各省也相继成立了地方考古学会和文物博物馆学会。这些机构的设立促进了考古研究的蓬勃发展。
随着学科的发展，一批重要的遗址相继被发掘，如山东大汶口、浙江河姆渡、河北磁山、青海柳湾、四川大溪、江苏草鞋山等。考古资料的日益增多，在显示出整体性的同时，更表现出复杂的区域性特征。这些遗址分布广阔，大大超出了传统史学所呈现的时空范围，从而改变了学界对各个地区古代文化面貌的认识，考古学者认识到不同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各有区别，挑战了中原地区是中国文明发展进程中唯一中心的传统观点。根据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掘材料，夏鼐先生提出东南等地发现的文化遗存与黄河流域的史前文化分属不同类型，进而按照中原、黄河上游（甘青地区）、黄河下游和旅大地区、长江中下游、闽粤沿海、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这七个地区，全面叙述了各地的考古学文化和发展序列。同年，安志敏先生著文讨论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西北地区、长江下游、长江中游和西南地区的文化序列。苏秉琦先生也于20世纪70年代在不同的场合阐述了自己对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格局的思考，指出新石器时代存在中原、沿海、东南、江汉、甘青和北方六个区系并立的格局。在此基础上，他于1981年正式提出了“区系类型学说” ，将中国史前文化分为六个大区：陕甘晋邻近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和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 “区系类型理论”中的“区”是指具有相同文化面貌的大地理范围，在其内部的小地理单元内文化面貌也有区别，苏先生称之为“类型” 。 “区系类型理论”中的“系”是指各地考古学文化发展演变所呈现的传统。此后，苏秉琦先生不断完善这一学说，他认为主要文化区系沿各自的道路发展，均达到过相对高的社会发展程度，出现了“文明曙光” ，整个中国文明起源呈满天星斗之势。这一模式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相互辉映，创立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模式理论。分页标题
“重瓣花朵”模式
严文明：中国文化有一个中心，位置在中原，好比花心。中华文明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体。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燕辽地区、上游的甘青地区，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中游的湘鄂地区、上游的巴蜀地区都是具有自身特点和发展谱系的文化区。每个文化区好比一个花瓣，这些文化区就好比圈内的花瓣。在这一圈花瓣的外面还有很多文化区，从东南顺时针数起有闽台、粤桂、滇、康藏、新疆、内蒙、东北等文化区。这些文化区好比是外圈的花瓣。所以整个中国早期文明的格局就好似一个重瓣花朵。
严文明先生于1986年提出了文明起源的“重瓣花朵”模式。他认为史前文化格局中， “最著名的是中原文化区，它以渭河流域和晋陕豫三省邻接地区为中心，范围几乎遍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全境” 。这一中原文化区周围有甘青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长江中游区和江浙文化区。 “这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 ”“各文化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又存在不同程度的联系，中原文化区更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 ”严文明先生将各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与文献记载的古代部族进行了对应，指出中原地区“这一带是黄帝和炎帝为代表的部落集团活动的地域，以后在这里形成华夏各族”；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应是往后戎羌各族的史前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等就应该是东夷诸部的史前文化”；燕辽地区古文化可能是燕文化的重要渊源；长江中游孕育了楚文化；长江下游诸文化应是古越族的史前文化。这一模式以史前考古资料为基础，又符合文献记载的中华文明以中原为中心的史实，从而为中国三代文明找到了史前基础。此后，赵辉先生进一步阐述，认为公元前3000年起，中原文化区逐渐形成，并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
关于中国史前文化格局和早期中国的形成理论，还有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张光直先生提出的“中国相互作用圈” 。张先生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红山、小珠山、仰韶、大汶口、山背、马家浜、河姆渡、石峡——昊石山—凤鼻头九个文化系统。他借用美国学者葛德伟在分析美国东部印第安人文化时使用的相互作用圈（Sphere of Interaction）概念，认为“到公元前4000年，我们就看见了一个会持续一千多年的有力的程序的开始，那就是这些文化彼此密切联系起来，而且它们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这些成分把它们带入了一个大的文化网，网内的文化相似性在质量上来看比网外大。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便了解了为什么这些文化要在一起来叙述：不但它们的位置在今天的中国的境界之内，而且因为它们便是最初的中国。 ”这个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开始形成，范围北自辽河流域，南到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东自海岸，西至甘肃、青海、四川的相互作用圈，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这一理论纯粹是从考古资料本身来分析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中国相互作用圈”内的考古学文化之间是一种交叉互动关系，因为中原地区逐渐吸收周围文化中先进的因素，从而逐渐领先, 奠定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地理舞台，并最终催生了中华文明的形成。
苏秉琦的“多元一体”理论、严文明的“重瓣花朵”理论和张光直的“中国相互作用圈”理论都是对中国考古学史前框架内部结构关系上的解读。这些理论和认识，已经以考古材料从实证角度彻底打破了中原一统的历史观念。考古学的发展无疑为中国古史重建开拓了全新的图景。
考古文化发展序列总结
1937年起，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和论证考古学文化格局
1981年苏秉琦提出六个区系并立的区系类型学说分页标题
张光直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
1986年严文明提出“重瓣花朵”模式
此后，赵辉阐述中原文明中心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