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商人|商业旺盛，朝廷和大商人却矛盾频出：宋代官私行业背后冲突与调节辽宋夏金|大商人|

自由商业在古代是难得的，我国古代社会也曾经历资本主义剥削的阶段，因此自唐朝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以来，两宋时期，才是商人在社会最公平，也是差距最小的时代。自北宋起，宋太宗着力提高商人地位，也加大对商业的扶持政策，致力于发展“第二产业” ，也就是宋朝的手工品产业，其次便是“第三产业” ，以城市娱乐生态为主的“服务”行业，这对于古代社会而言，是极具进步色彩的。
但随着时间发展，促商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官私”矛盾。宋朝政府自己作为市场中的“竞争者”之一，除了履行国家职能外，也在依靠“内库”以及以“宅店务”为首的皇家产业获益，如此一来便和民间商人产生冲突，除此之外，宋朝本质还是一个依靠“第一产业”为支柱统治国家的封建政府。但随着商业进步，越来越多务农者走向城市，对于宋朝廷而言，这就减少了粮食产量，这两对主要矛盾影响宋朝深远。
因此，从发展角度而言，宋朝政府与民间商人、行会根本没有表象的和谐，但民间商人已经具备实力和宋朝廷和平谈话，这意味着商人的群体和地位已经不容小觑，是为古代商人进步的一个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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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商会和宋朝廷的两个主要冲突矛盾
1、竞争冲突，利益矛盾
和现代执行公有制为主体不同的是，宋朝商业竞争处在“官私”平等的竞争处境。光是依靠税收，庞大的商业社会迟早会漠视朝廷，因此，不论是为了利益还是地位，宋朝廷必须都要参与商业贸易，大到国际丝绸之路贸易，小到参与民间市场的发展，这些行业都不乏宋朝廷的影子。
但同领域就必然有竞争，有竞争就会有矛盾，这是自古以来不易的真理，因此，在商业领域，官私行业时常产生冲突，最明显的便是在“高利贷”行业，其实宋朝政府自己也放出高利贷，而且还规定民间贷款利息不得高于政府，如此一来，商人就在别的产业排挤皇产。
皇产虽说是皇帝名义上的产业，但宋代是自由市场，还有着庞大的民间行业协会，假如皇产进入市场没有竞争力而导致失败，那么只能怪技不如人，这也是宋代商人更胜唐代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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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商的劳动力占用冲突
商业税收虽是宋政府重要的税收部分，但宋朝作为农耕文明，国家优势还是在于第一产业的粮食作物生产，这才是宋朝廷源源不断税收的根源。可在城市大规模出现，有夜市诞生的宋代，这种商业发达的环境下，越来越多农民百姓想着“经商致富” 。
就这样，城市内的“工艺坊”、酒楼、商铺都成了用人吃紧的城市行业，手工业是“原始密集加工产业” ，后者还将“青年男女”作为服务业的首选招工标准。如此一来，大量地方的劳动力汇聚城市，开始新的工作。这其中最多的还属于“浮客” ，浮客在宋代也是“租田耕地”或“代劳耕地”的短工者，他们虽然没有土地，但却是地主的主要劳动力，直接挂钩宋朝廷的税收。
正是这样一副浩浩荡荡，劳动力转移，行业转移的版图变迁，令宋朝的农业生产者迅速减少，随着城市的越加发展，这种现象也还在增加。如宋代罗大经就曾如此描述社会风气：“今之务本之农，皆为仆妾于奸富之家矣” 。因为城市劳动者的后代，往往也是倾向这样的“城市”劳动，在传承观念上，自然就会淡化第一产业，这个过程，也是朝廷和民间商人群体力量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因此两者存在矛盾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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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进商业的背后，宋朝廷其实也很不情愿
唐末以来，坊市崩溃意味着商业的一次大飞跃，宋朝廷自然继承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模式。北宋建立时，既忙于统一战争，国内生产乱糟糟，商业税收成为重要依靠，因此在宋太宗时，下令商人可以获得正常的社会地位，并且出台一系列商业政策推动商业，因为这个时期和辽国处于胶着状态，商业经济优势显得尤为重要。
商人地位在封建社会的提高，对于统治者而言是为禁忌，所谓“富可敌国” ，在古代从来不是褒奖之词。可无奈的是，唐宣宗时期废除了商人低地位的根源“市籍制” ，再到宋代，商人已经成为了强壮的社会群体。
商人们以“行会”、“商会”等方式组织在一起，对新生的宋朝廷寻求获得一定的力量和地位，宋朝廷出于扩大税收的缘由，也顺势推动商人走上历史舞台。但社会上的商业发展却是日新月异，商人群体的壮大，已经和官员形成强有力的利益关系，如北宋时的宰相“丁谓”都曾在经商走私。在利益上，商人走私现象严重，众多私营行业伤害了官营的企业利益，如租赁业、盐业、纺织业、茶叶商品，两宋朝廷对此的禁止和严查从未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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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利益角度、政治角度出发，宋朝廷对商业的开放，既是时代进步的使然，同时也是一种无奈。虽然宋代没有出现富可敌国的商人，但一个庞大的行会，万千商人聚集在其中，这里涉及到的力量也足以抵抗宋朝廷的统治，这对封建社会而言是极其不利的。
而另一方面，自北宋起就存在严重的冗官、冗兵导致的国库空虚现象，本质就是朝廷收入能力被大大削弱，不论是市场商品，还是官营服务业，都受到强大的竞争力影响。另一方面，税收又不得不依靠这些商人提供，因此，这是一对无法化解的矛盾，是封建帝制社会和新兴群体之间的矛盾，比起唐宋之前全是国家掌控的行业，宋朝商人地位高得太多太多了。三、宋朝对民间“大商人”的打压
宋朝廷一方面无奈，但一方面，又有许多自主创新的金融模式，例如“交引”交易，在北宋早期，交引这种关联着官盐、官茶商品的“期货合同”被大量代替现金支付给大商人。大商人将货物卖给宋政府，宋政府则可能将“西北的盐”、“东南的茶”作为酬劳，开具一张“合同” ，让商人去取。
随着时间增长， “交引”越来越多，这意味着，商人虽然不具备这些大宗商品的生产端，可确确实实地掌握了大量大宗商品，这些交引只要不兑换，以“证券”的形式流动在社会中，就会对朝廷的“商品”储备造成影响。而大商人甚至行会们，有些会掌握成百上千张“交引” ，时刻控制着整个市场的货物走向。
北宋政府也逐渐发现了这样的“弊端” ，在宋神宗时，就曾利用“内库”资金储备收购“交引” ，为的就是保护朝廷可控商品，除了这一手段外，宋神宗时期还有一位打压“大商人”的千古人物，那就是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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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开启，市易法、均输法两只重拳实力出击，目标对准的就是“大商人” 。上述大商人垄断市场商品，有组织地哄高物价，造成百姓民不聊生，于是王安石决心打压“大商人”、“商会” ，给更多小商人机会。如市易法，就让北宋政府以“法规+经济”的双重手段控制物品价格，让大商人无机可趁，均输法以“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为核心，打破大商人以及商会的联手控制地区物价的格局。分页标题
两只重拳下来，大商人的利益着实受损，因此与之相关联的士大夫阶级纷纷上书，讨伐王安石。王安石变法中还有“青苗法” ，以“官营借贷”抢占“私人借贷”的市场，大量高利贷商人被北宋政府挤压。但也正是青苗法，成为压垮王安石变法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场需要漫长时间去验证的变法，最后输给了强大的商人群体。结语：
大商人、商会是推动商业发展必然出现的一种组织，他们与政治组织大有不同，不仅不能以民为本，还发挥“吸血鬼”的色彩，并不能乐国安邦。可宋朝廷也不能忽视他们的存在，大商人群体更不是宋朝廷可以随意触动的社会利益集团，例如在唐朝时，商人罢市已经让唐德宗不得不妥协，更遑论根脉深沉的宋代商人。
所以，对于宋代商业开放，可以理解为“普遍的公平商业开放，打击垄断商业和大利益集团” 。商人地位提高从而形成的膨胀，自春秋战国起就被统治者忌惮，因此秦汉对商人的打压可谓是狠。或许正是这种“商会”力量强大的局面，令统治者感到不安，因此市籍制存在了上千年之久。到了唐代，唐太宗的包容使得封建帝制的狭隘有了大的松动，但可惜的是，两宋政府的孱弱，根本无力量抑制大商人群体，甚至还得被牵着鼻子走，这也可以说是谁也意想不到的变数了。
【大商人|商业旺盛，朝廷和大商人却矛盾频出：宋代官私行业背后冲突与调节】参考文献：《宋会要》《宋史》《续资治通鉴》《神宗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