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底沟|彩陶中华 | 揭秘庙底沟人的吃穿住 |杨官寨|杨官寨遗

_本文原题：彩陶中华 | 揭秘庙底沟人的吃穿住
庙底沟文化是中国彩陶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也是陕西历史博物馆主办的“彩陶·中华”原创大展所要着重讲述的部分。所以在展览设置中，策展团队不仅展出了大量庙底沟文化的彩陶精品，用上面的纹饰来讲述文明诞生的故事，同时也陈列了一些能够直观反映当时人们生活状态的特殊展品。
比如一罐距今已经5000多年的稻米，它出土于西安市甘河遗址，由于年代久远，原来洁白的稻米已经变成乌黑的、充满了孔隙的炭化物。虽然其貌不扬，但它却包含了许多珍贵的历史信息——首先，稻米的发现说明庙底沟先民会栽培农作物以维持生计，并且已经掌握了粮食种植的经验，会根据季节的变化耕种与收割；其次，他们还会将收获的粮食储存起来，防备饥荒；另外，稻米的发现也说明在庙底沟文化时期，关中平原还较为适宜栽培水稻，这一地域的水热条件显然与今天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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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化稻米
比如出现在展线上的一件陶瓮和一件腹部外鼓的陶罐。它们的造型比较简单，陶器的表面不仅没有绘彩，还处理的十分光滑。研究者认为瓮、罐这样的大型陶容器可能是专门存放粮食的器皿，能起到防鼠、防潮的作用。庙底沟文化中发现了不少这样的陶容器，有的陶瓮最大容积可达0.4立方米，大约能存放100多斤小米，储量之多，可见当时粮食的富余程度，也显示出庙底沟文化的农业呈现出已经较为发达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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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陶瓮
杨官寨遗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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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腹罐
杨官寨遗址出土
伴随着农业的发展和粮食的结余，老鼠开始依附着人类生存并大量繁衍，对农业生产产生了很大的威胁。在半坡、姜寨、泉护村等仰韶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田鼠、中华鼢（ fén）鼠、甘肃鼢鼠等多种老鼠骨骼。难怪庙底沟先民要把多余的粮食用陶容器小心地储存起来了。面对随时可能肆虐的鼠患，庙底沟人还想到了养猫。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出土了一件猫下颌骨，这说明五千多年前的人类已经观察到猫善于捕鼠的天性，并且开始有意地驯化野猫以减少老鼠对食物带来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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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鼢鼠头骨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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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下颌骨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出土
除发达的农业外，庙底沟文化的纺织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西安高陵杨官寨遗址就发现了不少庙底沟文化的陶纺轮，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和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的陶器表面都发现有布纹痕迹。距今5300年前后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还出土了一件用野猪獠牙制作而成的牙雕蚕。这件牙雕蚕被雕刻成头尾翘起的样子，生动的表现出蚕在吐丝时的状态，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写实主义风格的家蚕形象。牙雕蚕的发现“肇始了中国的农桑文明” ，也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治丝”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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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的牙雕蚕
狩猎采集一直是史前人类日常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活动。即使庙底沟文化的农业发展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但庙底沟居民始终没有放弃打猎、捕鱼和采集食物。 “彩陶·中华”展览中展出了一组庙底沟文化的石球，易于制作、便携的石球在狩猎时往往被用来抛掷猎物，也可以制成绊兽索或飞石索。除了在狩猎中使用外，石球还可能作为砸击工具或原始玩具使用，在史前居民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渭水流域气候适宜、水源充足、林木茂盛，吸引了梅花鹿、马鹿、獐等野生动物来此繁衍，这些动物成为了庙底沟人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除狩猎外，庙底沟人还饲养动物，猪、狗、鸡等动物骨骼遗存的发现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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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球西安市高陵区杨官寨遗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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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稻混合的农业模式为庙底沟先民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也为人口大规模繁衍提供了物质保障。庙底沟文化时期，渭水流域及其周边地区出现了大量聚落，数量和规模都远超以往。小型、中型、大型乃至超大型聚落星罗棋布，共同构成了繁荣而层次鲜明的庙底沟社会。而关中地区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聚落当属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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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官寨遗址总平面图
杨官寨遗址城市功能完整，包括城壕、水利设施、祭祀区、墓地……发达程度堪称都邑，也被誉为最早的“西安” 。杨官寨环壕的平面形状大致呈梯形，经测算它的土方量约为11万立方米，这样的土方量可以填满44个标准游泳池。在以石斧、石铲为工具的石器时代，生产力十分低下，要完成这么大的工程量，需要大量的人力，反映出当时社会组织动员能力的增强，以及社会复杂化程度的提高。
水利设施指的是一处大水池，它位于环壕中部偏西南位置，面积约292平方米，最深处近3.8米，初步计算可储水1000立方米。水池还附带有长95米的排水设施。该水池共经过了三次修建，是一处重要的大型公共设施。
东北环壕外还营建有大型公共墓地，上千座墓葬分布秩序井然，说明墓葬是经过严格规划设计的。已发掘墓葬大致分为三种不同的营建方式，说明杨官寨的居民构成比较复杂。
研究人员对墓葬内人骨的DNA研究显示，杨官寨聚落的男性长期住在本聚落，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而女性多是从周边聚落迁入的，这不仅说明“族外婚”的现象在当时已经出现，也反映了男性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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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官寨遗址出土的花瓣纹彩陶壶
古人说， “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都邑是人类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标志。庙底沟时期的杨官寨聚落在布局中蕴含了明显的规划意识。环壕南北平行、东西对称，出入聚落的大门设在西壕中部位置，聚落东壕外有排列整齐的大型墓地。聚落中还出土石璧、石琮、玉钺等特殊器物。大型聚落的规划和营建，以及具有特殊意义器物的发现，均暗示着其内部存在具有组织领导力的人物，杨官寨遗址很可能已具有都邑的性质。
5000年前的庙底沟文化时期，不仅是中国彩陶发展的鼎盛阶段，也是中国史前社会的重要转折点。农业发展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渭水流域人口激增，聚落林立的社会景象，规模超大的中心聚落呈现出都邑的雏形。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口数量增加，社会出现分化，以礼制为核心的人文观念初现端倪，并以彩陶为载体对周围不同的文化系统产生影响，加速了文化一体化的进程。在各地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华夏文明繁盛之花在中原大地上尽情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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