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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 整个乡村不仅在变 ， 而且是处于剧烈和复杂的结构性变动中 ， 大量农民“离土出村” 。 尤其是 ， 现在出现了“农二代”乃至“农三代” ， 他们和村庄的关系非常疏离 ， 在农村往往也没有安置住宅 。
【新三农|刘守英：合村并居的真正动机并不是为了农村发展，而是为了城市发展】人在变 ， 人的代际关系在变 ， 人、村庄和宅基地之间的关系也在变 。 一方面 ， 农民的生活方式在城市化 ， 农民进城 ， 就在城里买房了 ， 居住方式一改变 ， 农村的住宅就得不到很好的修缮 ， 变得凋敝破败 。 另一方面 ， 农村的生产方式也在变 ， 劳动力的需求在下降 ， 这就导致村庄和耕地的距离在客观上就变远了 。
所以 ， 村落的含义和功能在变化 ， 连同原来的布局、结构和形态也在变化 。 相应地 ， 宅基地的功能和配置方式自然也在变化 。
在如此复杂和巨变的大环境中 ， 如何进一步变革宅基地的相关制度 ， 这恰恰是政策的难点 。 问题的核心在于 ， 怎样在整个城乡中国的变动中 ， 找到合适的解决路径 。
现在有不少地方在“乱动” ， 比如宅基地私下买卖 ， 农村很多人滥占耕地 ， 建起超豪华的别墅 ， 但又有很多农户根本没有宅基地来盖房子 。 大量乡村是土地浪费和空心状态并存 ， 乡村聚落极其不景气 。
目前在变动中 ， 我们面临的最大政策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农民和土地都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 ， 盲目用行政力量去推动解决乡村问题 。 如果用运动式的方法 ， 简单地规定要在多长时间内合并成多少个村子 ， 这是肯定会出问题的 。
原因就在于 ， 一方面 ， 宅基地和村庄的功能是客观存在的 ， 行政力量不能强制抹去宅基地和村庄的基本功能 。 另一方面 ， 村庄之间的边界是无法模糊的 。 比方说 ， 各个村子都有独特的族群与文化 ， 土地的多少也不同 ， 这些既有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东西是不能被强制改造的 。
目前在乡村治理中 ， 有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解决宅基地闲置问题 ， 推进合村并居运动 ， 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 。 错误的根源就是对问题复杂性的认知不够 。 这场运动 ， 威胁到了农民“住”的权利 。 衣食住行 ， 这是农村生活最根本的权利 ， 农民当然会不满意 。
这本质上是在用“乡村振兴”的名义来推动乡村归并 ， 用行政的力量来代替基于传统的配置力量 。 而合村并居的真正动机并不是为了农村发展 ， 而是为了城市发展 ， 这就更加剧了城市对农村的破坏 。
实际上 ， 乡村振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政策 ， 它涉及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 。 要注意 ， 政策的制定和施行不能过于简单 ， 不能让乡村振兴跑偏了 。
乡村振兴中最忌讳的就是靠单一的行政力量推进各种运动 。 这会导致很大程度的混乱 。
总体来看 ， 目前 ， “乱动”与“不动”并存 。 但是 ， 不求变也不行 。 不求变 ， 或者单单依靠行政力量介入其中 ， 都会出现问题 。 在变动时 ， 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谨慎 。
未来的乡村依然是有各种功能的 。 比如 ， 乡村是一种生活方式 ， 它不仅是“农一代”落叶归根的地方 ， 也是现在的“农二代”、“农三代”偶尔要回来寄托乡愁的地方 。 因此 ， 在我看来 ， 未来的乡村肯定不能再是以农业环境为主的单一村落 ， 它应该转向一种适度聚居的、满足各类新需求的新村落 。
但是 ， 这个过程一定是一个慢变的、渐进的过程 。 这就要求我们 ， 一定是根据发展出现的新需求来对乡村进行功能定位 ， 进而进行制度设计 ， 而不能简单地做一些行政规定 。
摘自《南风窗》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教授的采访文章《要人继续留在农村 ， 方法只有一个》

来源：(新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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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新三农|刘守英：合村并居的真正动机并不是为了农村发展，而是为了城市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