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政治人物的公共形象与媒介有关吗？袁世凯出山靠“摆拍” 袁世凯

麦克卢汉说过：“媒介的主人总是刻意提供公众想要的东西，因为他们明白自己的力量存在于媒介本身。 ”不知道“推特狂人”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读过麦克卢汉的话，但无疑，他的行为诠释着这句话的意义。其实，关于美国总统竞选和媒介的关系， 60年前已有显著案例。当时，一表人才的肯尼迪，打败老气横秋的尼克松，其中原因之一，便是肯尼迪在电视辩论中意气风发，利用新的视觉形式，展现出自己的执政魅力。
作者：赵慕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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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媒介：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传播》马建标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此类有关政治人物公共形象与媒介的研究，已有各家珠玉在前，但仍不失为重要话题。马建标的《权力与媒介：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传播》，将西方缘起的媒介研究，聚焦于近代中国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读罢令人感到中美古今颇多相似。
自西洋传入摄影技术，近代人物多有留影。 1911年6月，上海《东方杂志》刊登一张图片，画面是袁世凯垂钓之姿。自此， “洹上渔翁”的形象，广为流传。袁世凯“在野”源自摄政王载沣收归权力，袁世凯遂以“足疴”告退河南安阳，这张照片是他当时状态的缩影。然而，照片实际摄于1910年某日，袁世凯也并非垂钓者，而是立于船尾之人，垂钓者是他的三哥袁世廉。
政治人物的公共形象，并不在乎真实，而在于用意及目的。这张照片传递的信号正是：袁世凯表面上超然于物，实际上坐拥无形的政治影响力。斯世时局，洋权、绅权、军权并立，在天津小站练成北洋新军的袁世凯，始终是军界领袖；而以张謇为代表的士绅阶层，是沟通皇权与平民的重要媒介，因此受到朝廷拉拢；侵略列强，自不用说，只是宰制中国的逐利者。
清末民初，是一段各方势力割据互搏的历史，而民国伊始的权力核心，无疑是手握兵权的袁世凯。其实，早在1911年6月7日，张謇与袁世凯在河南彰德“洹上密谈” ，其后又在北京与北洋派重要成员多次沟通，此举预示北洋军事集团与东南士绅集团合作。 1911年武昌起义后，张謇所代表的士绅集团做出拥护袁世凯的决议，系此前双方合作的结果。
袁世凯的垂钓形象，是时代洪流中的自我标识，然而并不妨碍他暗自谋划时局，拉拢士绅集团，以致在合适时机一锤定音，东山再起。公共形象的传递，让人们感受到新媒介的力量，也让政治格局变动不居、充满未知。
更显著的例子是吴佩孚，其人早年跟随北洋直系大将曹锟，曾击败张勋、遏止复辟，其后，皖系领袖段祺瑞组织南征，他担任北洋军第三师长官，进驻湖南衡阳。
斯时北洋系统内，直系、皖系两派斗争已摆上台面。当权的皖系亲日及主战的策略，被吴佩孚抓住时机予以驳斥。 1919年6月20日，他在衡阳发出电报，史称“佳电” ，坚持反日立场。吴佩孚抓住时代的大众诉求，利用电报媒介，刻意地向公众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反战主和，高唱爱国，最大限度地获得公众支持的政治优势。然而，正如马建标所说， “在维持直系军阀的派系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平衡上，吴佩孚通过发表一系列公电，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的拥护者，以此来掩盖或者淡化他所在的直系军阀的派系利益。 ”
吴佩孚正是抓住“五四”舆论的时机，从一个军事将领，通过电报发声，塑造自我形象，最终成为直系掌权人物。他的崛起，体现了新媒介对公共形象的重要意义——一旦政治人物塑造的形象，符合汹涌澎湃的民众潮流，那么他就会得到拥戴，哪怕他的真实用意并不如此，亦不妨碍他成为爱国者的代表。 1924年，美国的《时代》杂志，以“中国最强者”的标语描述吴佩孚，使其成为首次亮相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分页标题
相比于古代“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的情形，抑或一直以来反复讨论的“皇权不下县”问题，现代政治经由媒介发展，重新建立并确证了人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当我们习以为常地看到领导人外交影像，或政治会议辩论场景，亲自投出政治选票……应当想到，近代之前，普通人只能看到张贴在县城的告示，以及前来征税的胥吏——他们与国家基本上仅靠基层行政人员勾连，他们与所谓“国家”的关系，微弱且被动，更谈不上参与感；恰是媒介发展，使更多人能够接触、关心乃至参与政治。
在此意义上，新兴媒介——近代的照片、电报、电话，现代普及开来的电视，当下须臾不离的网络，提供了更加广泛性、议论性、扁平化、可视化的政治参与方式，这类转化并不能纯粹用好或坏来评价，而更应思考：在新媒介之下，媒介力量如何对人的生活施加影响，以及不同的人该如何运用媒介。所以，无论征之中国近代历史，还是研究特朗普的推特，本质上我们都在围绕麦克卢汉的话，做一种考掘式探究，去深刻理解媒介本身已经显露或尚未迸发的“能量” 。
【袁世凯|政治人物的公共形象与媒介有关吗？袁世凯出山靠“摆拍”】
（_原题为：袁世凯出山靠“摆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