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封建社会迄今，民间对好官的称呼，皆为清官。在正式的典章史籍中，对好官一般不称清官，而叫“循吏”、“良吏”、“廉吏”等等。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官僚机构的国家，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就出现了对官僚的类型化评价，且好官的标准是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
于是，这就形成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特色之一就是“清官信仰”，几千年来，百姓对清官的期许和歌颂使这种信仰甚至成就了一种中国特有的文化。即使是年纪非常小的孩子，都对包拯一类的清廉官员非常了解。一个时代的作品往往代表着这个时代的某些特性，清官文学作品在宋元时期开始大量出现和流行，直至，现代还有很多描写清官的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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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之所以对清官如此崇拜，一方面是因为清官所代表的宝贵特质：“清正廉明、公正诚实、大公无私、体察平民等”。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一个事实：“清官难得，而腐败贪官处处皆是”。当普通平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他们往往希望有人能出面帮助他们，可以说，此时的清官信仰正是普通平民这种迫切心理需求的集中体现。
普通百姓将清官想象的非常完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将其神化，普通百姓不能接受清官的身上有任何污点存在。但是，翻阅一些古代典籍，我们不难发现，作为比较有文化的群体，士大夫阶层对清官的态度与一般平民则完全不同。
清末小说家刘炜曾经就这一问题做出过正面评论。
他认为：
“清官本来应该是受人尊敬的，但是，清官有一点不好，那就是他们认为其他人都是小人，只有自己是君子。这样的思想使清官做了很多的错事，普通平民往往讨厌贪官，但是，他们却难以看透清官的可恨之处。贪官知道自己的一些做法是错的，他们往往不敢公然为非作歹，而清官则自诩为正义的代表，从而什么都敢干，抱着这样的思想，小则误民，大则误国。”
甚至，为了印证这种说法，他在书中塑造了玉贤和刚弼这两个清官形象，虽然清廉无比，但是，却秉持着清官的错误思想做了很多错事。在刘炜看来，清官的问题在于他们在道德层面上存在一种盲目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让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都是正义的，从而，容易形成自以为是甚至固执己见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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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地对自己的行为充满信心，站在道德的高点行事，从不对实际情况和世俗人情加以考虑。这种思想危害性极大，往小了说，在审理案件时可能会轻易妄加评断，忽略事实；往大了说，可能在治国理政时，实现错误的政策误国误民。
甚至，在一些比较有文化的士大夫阶层也比较早的对清官的错误思想做出过批评。
欧阳修曾在《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中，批评包拯身为监察执行法纪的官吏在弹劾掉两个大臣后接任空缺职位。他认为：“这会使朝廷的官员效仿这样的行为，在朝中形成不良的风气。就算包拯确实没有任何歹意，但是，旁人无法看透他的内心，只能透过表象去看问题，人们很难听信他的辩解之词，此时，即使确实是凭良心做事，也会落下这样那样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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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欧阳修的观点代表了许多宋代士大夫的态度：他们无疑对包拯的气节是表示肯定的，但是，政治事务有其自身特点，不能等同于个人修养。包拯做事只从道德层面出发，却忽视了他的行为对政治氛围的影响，这样的处事风格显然是不合适的。
身处明朝的海瑞也同样遭到了士大夫群体的批评，而且，批评之严厉，甚至，要达到不能见他存活于世的地步。
海瑞是个有名的清官，他为人清廉耿直，刚正不阿，志在天下。奈何时运不济，政治理想难以实现。他的政治生涯几经起伏，每次都在轰轰烈烈的开场之后颓然失败，个中原因并不全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混乱。万历皇帝深信海瑞的正直廉洁，但是，他也认为：“此人的廉洁只能作为道德上的榜样，难以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的生活产生实质性帮助。”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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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就清官问题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清官大多对人十分刻薄严厉，这就会让下属常常处于难堪的境地，最完美的情况是让清廉与宽让并存。古人说，为官清廉但是却不以清官自居的人才是真正的清官。”所以，康熙帝希望清官能把自身在道德层面上的盲目优越感抛掉，为人处事方面不应过于苛刻，在为官方面不能过于固执强硬。
身为国君的他当然不是鼓励贪官的存在，他只是反对某些人秉持着清官的错误思想，一片好心却办了坏事。施仕纶也是非常有名的清官，曾经有人向朝廷推荐他，让他出任湖南按察使一职，但是，康熙帝却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康熙说道：“我非常了解施仕纶，他虽然非常清正廉洁，但是，为人过于偏执，如果，让他处理案件，他必定会袒护弱势的一方。但是，断案应当秉持着公平公正，怎么能有所袒护呢？像施仕纶这类人，让他去管理钱粮事务是最恰当的。”最终，施仕纶被委以湖南布政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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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百姓与社会上层人士对清官的评价截然不同，个中原因实在令人深思。社会上层对清官的批判主要集中针对一个“刻”字， 这个“刻”具有非常广泛的含义，包括执法过程的严苛，也包括对待下属非常严厉，以及执政理念非常偏执强硬。
清官通常追求道德上的完美，甚至，存在一种变态的精神洁癖，这使他们对自己对他人都要求十分严苛，如果，其他人不能达到他们的道德标准，便会被他们视作猪狗一般的可耻小人。这种心态导致他们的执政过程十分严苛，而这一点正是普通平民钦佩清官的重要原因。
普通平民一般对清官有三点期许：打压压榨百姓的乡绅土豪；惩治无视法纪的贪官污吏；铲除为祸乡里的流氓地痞。普通平民认为：官员惩治这些人越严厉就代表他越“清”，官员满足了他们作为社会底层吃大户的愿望就是关爱百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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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案惊奇》有这样一篇故事，说一个太守在得知一无赖在拐带妇女闹出人命之后仅仅被处以充军，竟然怒而命令下属对其施以杖责，最终，该无赖难忍酷刑当场毙命。这种毫无法纪意识的滥杀行为竟然备受作者推崇，在作者看来这种行为极具正义感。
士大夫阶级之所以反复批判清官的“刻”，除了长期学习儒学所形成的忠恕价值观，更重要的是，从治国理政的实际需求出发。就像康熙帝说的一样，处事应当秉持着公平，不能随意偏袒任何一方，政治作为不能等同于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政治是一盘需要各方不断进行妥协谈判的博弈棋局，所以，想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就不能只站在道德的高点十分偏执的任意施为。
明朝有名的清官海瑞非常支持使用极其严厉的刑罚，他十分赞赏明朝初期朱元璋所推行的残酷律法制度，并且，向朝廷建议恢复这种只要触犯律法就施以酷刑的制度。他的这个建议震惊了朝野，甚至，万历皇帝也认为他的建议颇为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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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忠介公年谱》中记载，海瑞被任职为应天巡抚后，在当地推行他所渴望的严厉执法的政策，要求当地的郡县官员整顿纪律，这种做法导致贪官污吏纷纷跑路，土豪乡绅等稍有权势的人都纷纷移居外地以避其锋芒。而下属官员纷纷跑路以及有势力的人迁居外地，却导致海瑞无法实行他的下一步利民政策，从而，使得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颓然收场。
清官是正常社会所推崇的道德标杆，但是，在实际政坛中清官却很少，这个现象确实值得人们加以思考。对于清官来说，贪官污吏对他们的百般憎恨可以不予理睬，但是，名人雅士的批判对他们来说却是非常大的打击。在乎形象的他们最重视的就是社会公论对他们的赞赏，而名人雅士对他们的批判却无疑使他们对自身所秉持的思想产生了怀疑。分页标题#e#
真的是世人皆愚唯我醒，众人皆贪只我清吗？ 显然不是这样的。清代一位有名的官吏汪辉祖在《学治臆说》中以他在官场摸爬滚打几十年的经验总结出一个道理：“为官者清而不能“刻”。”
清只是为官的一个方面，不能用以解决现实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他之所以在官场上难以生存，在漫长的政治生涯里没有做出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事，全都因为他的道德洁癖，固执的性格以及强硬的执法手段。古人说为官清廉，但是，却不以清官自居的人才是真正的清官，人们对清官的种种批评，是一种爱之深责之切的表现，充满了对清官的积极期许。
可以说，任何事物，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一阴一阳，一善一恶，必有偶焉，清刘鹗《老残游记?第十六回》云：“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葢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眼所见，不知凡几矣。试观徐桐、李秉衡，其显然者也。二十四史中，指不胜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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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将官员的清廉与贪腐寄希望于官员个人的思想境界，这种境况是十分可悲可笑的。在现代社会，政治环境相对廉洁的国家，都会积极的完善司法制度以及严化执法过程，以达到维护整个社会公平正义的目的。在这样的政策下，普通百姓还会渴求清官的出现吗？这样的社会还存在贪官栖身的土壤吗？
所以，我们反思历史不能以误勘误，否则，会得出非常错误的论断。
参考资料：
【 误国|都说贪官可恨, 其实有一类清官更为可恨, 小则杀人不见血大则误国】『《史记》、《拍案惊奇》、《学治臆说》、《老残游记?第十六回》』

来源：(志祥美丽新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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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误国|都说贪官可恨, 其实有一类清官更为可恨, 小则杀人不见血大则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