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日本学者怎样研究“海上丝路”：日本砂糖曾全部从中国进口

_本文原题：日本学者怎样研究“海上丝路”：日本砂糖曾全部从中国进口
松浦章是日本关西大学名誉教授、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历任关西大学亚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和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他的研究领域始于中国沿海的帆船航运，逐渐扩大到东亚海域的人物、商品、资金等的流动和组织结构，均有深入的探讨，是当代日本史学界研究中国海洋史的领军人物。在接受南都采访人员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的访谈中，松浦章指出，日本与中国的海洋贸易始于汉代，而在1968年，日本学者就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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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松浦章
中日贸易始于汉代
日本在九州岛的博多附近发现了“汉委奴国王金印” ，是公元57年东汉光武帝赐予日本使节的，由此可知，这时中日已经开始有交流。从地理关系来看，长江口离日本九州岛很近，所以成为了当时的一条主要航线。唐代的鉴真和尚第六次成功东渡就是从长江口附近开船，途经现在的冲绳及九州南部群岛最后在九州上岸，也就是走的这条航线。
明代的日本书籍《日本考》卷二的商船所聚中记载， “国有三津，皆通海之江，集聚商船货物” ，即现在的九州鹿儿岛的坊津、福冈县的博多津、三重县的津市这三处。海禁下来日贸易的中国帆船，主要去这三个港口。到了清代，日本也开始“锁国”政策，对外通商港口就仅保留长崎。直到幕府末期明治初期开放港口后，很多中国商人就不再仅去长崎，还去横滨、神户、函馆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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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于日本的“汉委（倭）奴国王”金印
江户时代日本的记录显示，东南亚各地都存在华人，他们被称为“住宅之唐人” ，也就是居住在当地的唐人。江户时期的长崎，居住着一些“唐通事（汉译人员）” ，他们是明末东渡日本的华人后代。中国商人在东南亚，与这些华裔之间架起了沟通交易的桥梁。而在到访朝鲜、琉球、日本长崎以外的地方时，大多数情况下是用纸和笔来进行汉语笔谈，通过书写汉字这一汉字文化圈的共同语言来互相交流。
广州港在对外贸易史上地位重要
松浦章认为，清代的广州港，是东南亚朝贡国、暹罗国上贡之路的第一道入境口，也是广东商船前往东南亚的窗口。广州港历史悠久，据考古学资料显示，最早可追溯到南越王时代。《西汉南越王墓》书中记载出土的一些能够证明汉代中国与东南亚、古罗马、波斯有交流的工艺品，由此可知，广州很早就开始频繁地与海外交流，并且在近代以前，都是海外交易的最大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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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浮世绘中日本商人在海上争相与中国商人交易。
浙江宁波·乍浦的中国贸易船抵达日本，琉球朝贡船抵达福建福州，厦门的中国贸易船抵达东南亚，以及暹罗朝贡船抵达广州，来华的西欧各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船和18世纪末来华的美国贸易船等，络绎不绝，热闹非凡，最终使清代中国成为了海外贸易的基地。其中，广州就是最大的贸易港，美国的马士（H.B. Morse）所著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至第五卷证实了这一点，该书描绘了清代中国与英国东印度公司通商史。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后，广州的地位发生变化，位于北端的上海成为了繁华的贸易港口。但是， 17-19世纪中叶的广州港，仍然是五个通商口岸中最大的港口。分页标题
“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
松浦章指出， “海上丝绸之路”这一词，在日本首次出现在三杉隆敏所著的《探索海上丝绸之路》（1968年）中。三上次男为该书撰写了序言，认为这条“从中国东南海岸出发，跨越东海、印度洋、波斯湾或红海，抵达中东诸国的海路”比连接东西方的陆路更为重要，并命名其为“海上丝绸之路” 。三杉探求中国陶瓷器的海上运输问题，着眼于被船运至海外特别是土耳其和西欧的中国陶瓷器，他从1968年开始频繁地使用这个词，在学会上也日渐引人注目。此外，三上次男将中国瓷器传往西方的路径称为“陶瓷之路” 。他在著作《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1969年）一书中提到，在埃及开罗南部老城区的福斯塔特（Foustat）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中国陶瓷片，这是8-9世纪的唐代陶瓷片以及17世纪的清代中国陶瓷片。之后又在东非、阿拉伯半岛、东地中海沿岸、印度、菲律宾等地发现了中国陶瓷文物，使他意识到运输大量中国陶瓷的海上贸易之路的存在。三杉隆敏通过观察博物馆等地所藏的中国陶瓷，结合三上次男通过在埃及等地考古遗迹发现的大量中国陶瓷片，明确了连接中国和西方的海上航线——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于是， “海上丝绸之路”这一词就在日本学会中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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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浦章著作之一
1987年日本举办了以《丝绸之路研讨会：探索海上丝绸之路》为题的专题研讨会，从中国陶瓷器由海上航线运往西方世界这一角度切入，着眼中国瓷器的海上运输来一探海上丝绸之路的究竟。海上丝绸之路中备受关注的有海洋、航海、水下考古学、港口、商品、交流等，如：港口遗迹、沉船遗迹、海洋文献、中国陶瓷和香料等。
江户时期的日本，在18世纪初期才开始生产国产砂糖，所以在19世纪前半期国产砂糖普及全国之前，都是从中国进口价格高昂的珍贵砂糖。然而，中国沿海的广东东北部、福建东南部等地却盛产物美价廉的砂糖，因此中国商人们满载低价进购的大量砂糖，将其作为完美的“压舱石”运往日本。江户时代从日本返航的中国贸易船，前半期大量进购日本产的铜，但当日本铜的产额减少后，就转而进购海鲜料理中大受欢迎的海参、鲍鱼、鱼翅等，这些都是大量的压舱物。（详见2020年8月23日南方都市报《大家访谈·海上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