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世界正“梦游”走向战争

发布/2020年8月25日 3:30 AM文/郑永年来自/联合早报特朗普政府向中国各界（政党、政府、企业和个人）发起的一系列极具攻击性的动作，令人眼花缭乱，颠覆人们业已确立起来的“美国观念” ，唯一使人们感觉到的只是“只有人们想不到的，没有特朗普政府做不到的” 。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只是这个权力就是一切、一切为了权力的美国总统，在特殊的时刻（美国大选）所使用的特殊手段吗？如果这样，人们便过于天真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急剧变化具有其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早就隐含在特朗普之前数十年的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进程之中，是超级全球化导致美国超级民族主义（hyper-nationalism）的崛起，而这种超级民族主义以特朗普的形式表达出来。如果不是特朗普执政，所不同的只是不同的个人所用的方式不同而已，形式不同而已。这一波超级全球化，由1980年代英国撒切尔革命和美国里根革命发始，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终止。和以往的全球化相比较，这波超级全球化呈现出几个显著的特点。以英美为核心的西方国家放松经济管制，尤其是金融的管制，金融资本、技术、人才和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巨量的财富被创造出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资本阶层还是劳动阶层，凡是被纳入这个全球化进程中的，都获得了不小的利益。世界似乎普遍兴旺繁荣。乐在其中的人们为超级全球化欣然的同时，西方社会发生了人们并不想看到，也没有预期到的变化。在个人层面，收入和财富差异急剧增加和拉大，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的收入和财富急剧减少；中产阶层快速缩小，而底层（穷人）扩大，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从往日引以为傲的“中产社会”向“富豪社会”转型；因为社会分化而已经弱化的政府，失去了全面的经济主权，尽管国家名义上的财富得到扩张，但国家因为资本、技术和制造业的流失而失去了税收和就业。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则为这个过程雪上加霜，因为这些技术导致就业机会的急速减少。因此，西方社会很快从超级全球化转变为超级民族主义。在内部，西方首先表现为右派民粹主义的崛起，而右派民粹主义崛起的外部表现，就是基于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反移民、反全球化、反国际合作、单边主义等，都是右派民粹主义的普遍特征。右派民粹主义先在欧洲崛起，现在不仅延伸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且其中心转移到作为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典型，美国成功避开了19世纪、20世纪欧洲式的社会主义运动，避开了欧洲式的福利国家制度。欧洲诸国的福利制度，限制了右派民粹主义，但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没有能力抵御右派民粹主义。正如奥巴马政府的改革政策所表明的，美国的客观现实，要求这个国家发展成为欧洲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但内部的保守（右派）民粹主义的崛起，使得这个努力成为不可能；相反，右派民粹主义力量努力把内部矛盾转移到国外，导致超级民族主义的盛行。没有世界的世界观历史从来不缺经验教训。这些年来，人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讨论“修昔底德陷阱”或“1914年场景” 。 2014年前后很多人相信，当时的中美关系犹如1914年一战之前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但当时并没有多少人信，总认为当时的世界和1914年前的世界，具有不同的性质。但现在没有多少人会这么认为了，只不过“1914年场景”来晚了几年。从1875年到1914年的数十年间，世界经济经历了一波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全球化。因为当时的全球化以欧洲国家为核心，全球化导致欧洲各国经济高度互相依赖。尽管民族主义在崛起，尤其在远较西欧落后的东欧国家，但没有人相信欧洲国家之间会发生冲突，总认为冲突是可控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信条是“看不见的手” ，即每一个人的自私自利行为，最终可以通过市场导向社会总体福利的提高。人们也相信这一信条能够发生在国际政治领域，相信各国的自私自利行为（民族主义是其集中体现），会导向国际集体福利的提高，即和平。因此，各国都认为自己的行为正当合理，是道德的。结果呢？犹如历史学家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在《梦游者》（Sleepwalkers）一书中所说，大家最终“梦游”到了战争里。今天的世界其实和“1914年场景”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简单地说，物质世界的超级全球化不仅没有导向人们心理世界的全球化；恰恰相反，越来越多人的心理世界，越来越“地方化”和“狭隘化” ，而心理“地方化”和“狭隘化”便是超级民族主义的心理基础。或者说，超级全球化要求人们的世界观具有越来越多的“世界”成分，但实际上今天人们的世界观越来越没有“世界”了。超级民族主义是人们（主要是掌权者和财富掌握者）在超级全球化下“梦游”的结果。超级全球化为一些个人、一些企业和一些国家创造了无穷的机遇。但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都是梦游者，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环境里，他们对真实的世界缺乏理性思考。新自由主义教条告诉人们，世界本来就应该这样；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应当是完全自由的，因为资本的自由为社会带来巨大的福利。新自由主义的信仰者（也往往是利益获得者）则相信，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并且会永远如此。实际上则不然。尽管财富阶层越来越富有，更多的个人和社会阶层却成了超级全球化的受害者。在富豪社会里，财富阶层既没有社会责任心，也没有尽力去推动政治的变革，以实现哪怕是低度的社会公平和正义。尽管有少数美国富人催促政府向他们多征税，但对既得利益阶层整体来说，这种“自我革命”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实际上，既得利益没有能力自我革命，也是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革命”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IT技术、社交媒体一方面在推动超级全球化，不仅仅是物质的全球化，而且还是思想观念的全球化，但另一方面也以最快的速度促使认同政治的形成。今天，无论哪个社会， “信息蚕”的问题普遍存在，并越来越深化。人们在现实世界没有安全感，所以转向虚拟世界。缺少社会责任感的IT公司，并没有阻止这种分解社会的趋势；相反，它们纷纷利用这个机会来图谋巨大的商业利益。结果，人们的意识碎片化，意识上形成各种“团团伙伙” ，因为只有这种虚拟世界的认同感，才表现出“弱势群体”的团结感和力量感。收入财富的分化本来已经使得社会高度分化，而意识上的分化加剧了社会的碎片化。族群、民族、种族、宗教、阶层和阶级等之间越来越分化，各自的行为也越来越激进化，甚至暴力化。结果便是社会的解体和冲突的频发。国内认同政治多年前在欧洲爆发，以移民问题为核心。现在转移到美国，以族群政治为中心。外交是内政的延伸，美国的外交政策只不过是内部的民粹主义情绪，演变成为外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产物。在民族主义引导下，国家超级自私，由以自己所认知的狭隘利益为导向，作出表面上理性，实则非理性的决策。无论是认同政治还是民族主义情绪，都具有把自己道德化，把别人妖魔化的特征。很显然，一旦自我道德化，自己做什么都是正确、正义的。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深深陷入认同政治的陷阱。重组内部结构之必要实际上，对美国来说，把内部矛盾外部化并不能有效解决内部问题。与中国的冲突，哪怕是战争，也解决不了美国的内部问题。美国的问题是内部经济和政治结构问题。矛盾的爆发只是表明美国迫切须要调整和重组内部结构。欧洲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个大趋势。尽管近年来美国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诉求声音趋于强大，但要转化成为实践，需要很长的时间。欧洲经历了长时间的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美国也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式来实现转型。作为超级大国，美国认同政治的影响远超美国本土。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理性”算盘，大都把中美冲突，视为获取自我界定的利益和自我认同的价值观的机会。澳大利亚、英国等西方国家早已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另一些西方国家准备和美国站在一起。印度和东南亚一些与中国有南中国海领土主权纠纷的国家，也试图趁这个机会来获取一些利益。台湾不仅有美国在背后推动，台独力量也试图在寻求独立上有所作为。不仅政府如此，企业也如此。美国的企业总是标榜如何独立于政府，但在中美交恶的情况下，这些企业也越来越有民族主义的色彩。一些企业利用这个机会，主动攻击和妖魔化中国的企业，哪怕是民营企业；一些企业积极配合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另一些企业则已经表示随时可以配合政府的需要。更多国家的企业，更是对政府把中国企业排挤出本国的行为推波助澜，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自己发展的好机遇，他们可以填补中国企业所“让出”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所有这些角色都以为自己的决策和行为是理性的，是道德的。很多角色已经深深陷入“梦游者”的角色。正如一战前的经验所显示的，如果这些角色不能醒来，他们必然“梦游”到最终的冲突。美国的对华政策必然要招致中国的反应。可以理解，在外交上，中美两国官员和社会一直在互相抱怨、互相叫骂。这些年来，中国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也同样高涨。就收入和财富差异来说，超级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并不比其他任何国家低。基于百年耻辱之上的民族主义情绪还没有消失，又迎来了因为国家崛起而产生的当代民族主义，民众因为国家的富强而自觉地骄傲。历史地看，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当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具有强大的能量。至少在言辞上，一些人主张就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全面出击，人们也一直在反击。一旦这种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反映到中国的对美政策上，中国也会陷入“梦游”状态。实际上，中国迄今没有跟美国“起舞” ，也明确表示不会跟美国“起舞” ，但即使这样，中国的忍耐度也是有限度的。一旦美国损害了中国的根本国家利益，尤其是包括台湾在内的核心利益，中国必然会有效反击；同样，一旦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人们也必然会“自下而上”地反击，而不会考虑到这种反击的赢输问题。也就是说，一旦中国和美国及其盟友一同“梦游” ，战争的可能性就会急剧增加。不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或者对受美国对华政策影响的其他国家的对华政策，中国如何保持其理性的反应方式，其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会过度。美国是针对中国的，跟随美国的那些国家也是针对中国的，其他一些国家即使不是直接针对中国，但对中国的崛起也是有诸多的不确定性，甚至恐惧，它们也是可以乘人之危的。历史地看，整个世界秩序正在解体之中。起死回生的努力不会中断，但效果令人怀疑。解体之后的重建更有可能。国际秩序的解体便是国际大危机，但不一定是世界的毁灭，也有可能是新世界的诞生。正如一个国家内部的革命或反抗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国际冲突甚至战争也是如此。历史往往通过摧毁现存体系的方式（无论国内还是国际），来解决一些现存体系之下所不能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但很显然，这种历史宿命论本身就是人类的悲剧。如果相信和平是美好的，人们就没有理由不去阻止那些向悲剧“梦游”的行为。（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