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经济观察报 采访人员 田进 北京报道 “预约凭证”检查通道像一道隐形的围墙 ， 将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入口处分成了两个世界 。
9月8日下午2点 。 通道内侧 ， 医院运行一如往常 ， 患者拿着挂号凭证走向各自预约的科室；通道外侧 ， 拖着行李箱操着南方口音的男生、抱着孩子坐在台阶上的女人、三个窗口前近十米的队伍、拿着手机围在工作人员旁咨询的人群 ， 在太阳光毫无遮掩的照射下 ， 混作一团 。
出于疫情防控 ， 这家医院从4月开始实施非急诊全面预约挂号就诊制度 。 当下 ， 对于非急诊患者 ， 只能通过医院官方APP挂号或者医院门口的自助机挂号 。 只是 ， 自助机放号时间会比APP慢一个小时 ， 这意味着自助机开始放号时 ， 专家号可能已被抢完 。
下午2点20分 ， 一个穿着朴素、皮肤稍显黝黑的中年男人 ， 和其他人一起围站在负责讲解的工作人员一旁 ， 在前一个人结束提问后 ， 他立刻将自己的手机凑到工作人员眼前 ， 询问下一步如何填写 。 工作人员讲解了几句之后 ， 他似懂非懂 ， 窘迫、不安的情绪在他脸上显露无疑 ， 不过他还是把手收了回来 ， 低头继续自己的手机信息填写 。
去年此时 ， 他还是在医院大厅挂的号 。
如此反复几次 ， 历经二十几分钟 ， 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注册 ， 只是当周想挂的专家号已经预约满 。 他向经济观察报表示 ， 自己是特意从陕西过来复查的 ， 现在他只能等待着新一轮的放号 。 此刻 ， 距离他抵达北京不到5个小时 。
通道外的窘迫 ， 家住北三环的陈秀银也曾经历过 。
一周前 ， 她自己就曾单独来过这家医院 ， 但在刚抵达时便被工作人员告知需要通过手机扫码下载医院的APP并注册以及预约挂号 。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 她下载完APP ， 只是 ， 注册时又让她犯了难 。 “我80多岁了 ， 眼睛不好使 。 注册时 ， 好不容易填写完一个界面 ， 马上又跳出另一个界面 ， 光地址和身份证号就要填写好几次 。 ”
无奈之下 ， 她只能选择打电话求助自己的外孙女周末来家里帮自己注册预约 。
这不是她第一次因为手机信息填写不便而找外孙女帮忙 。
6月27日 ， 陈秀银第一次因无法扫健康宝而被社区便民超市的工作人员拦下 。 “那家便民超市之前经常去 ， 也只是测体温 ， 那天早上突然要求扫健康码进超市 ， 当时我连健康码是啥都不知道 ， 平常出入小区都是靠出入证 ， 当时我就和几位老人提出意见 。 只是 ， 超市工作人员坚持说按照防疫要求必须出示手机健康码 ， 我们理亏 ， 没办法 ， 家里又只有自己和老伴 ， 只能当天下午让外孙女特意赶过来帮自己注册以及教自己如何使用 。 ”
此后 ， 每次出门买菜前 ， 陈秀银都会检查一遍自己是否带了手机 。
2020年4月28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 截至2020年3月 ， 60岁及以上网民占全体网民比例的6.7% ， 人数为6057万 。 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 2019年末 ， 中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5388万人 。 这意味着 ， 仍有超1.9亿老人未曾接触过互联网 。
这1.9亿老人 ， 都将如陈秀银一样 ， 在一线城市或偏远的农村一隅 ， 努力着去跨越或适应科技进步在无形中形成的那堵“围墙” 。
技术人员的初衷
“如果一项科技产品生产出来 ， 中国14亿人都要用吗？那生产电脑的人是不是反人类？现在我们已经能达到低成本的去普及技术 ， 还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 我就怀疑是别有用心 。 电脑发明出来到今天 ， 中国有多少人能使用？那是否说明电脑产品是搞全民歧视？这不是很滑稽的问题吗？”
面对科技产品是否有隐形门槛的提问 ， 凌空集团创始人、二维码扫一扫全球专利发明人徐蔚立刻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 分页标题
徐蔚认为 ， 电脑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沟壑 ， 扫一扫技术已是在试图更快的拉平世界、带来更多便利 。 “有时候我们不能吹毛求疵 ， 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 。
2011年 ， 徐蔚提交扫一扫专利申请(包括一维码、二维码、多维码等的扫一扫) 。 此后 ， 在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拥有扫一扫的专利权 。 当下 ， 任何使用扫一扫技术的APP都需向徐蔚支付专利费用 。
在徐蔚眼里 ， 此次健康宝扫码尤其是苏州文明码的推出 ， 正好贯彻了自己在2012年提出的关于“扫一扫”应用场景的理念 。
徐蔚解释称 ， “扫一扫”的前身是数字人理念 。 数字人即人的数字化行为 ， 如果一个人没有智能手机 ， 那么他的数字化行为就很少 ， 但是不影响他具备数字化（只需要配一个智能手机） 。 通过扫一扫 ， 能将人的行为、位置等信息转换成数字信息并传递 。 “比如通过扫健康码 ， 我们就能将人物、时间、地点等转换成数字信息叠加到原来的码上面并生成一个新的码 。 ”
9月3日 ， 苏州市推出“苏州文明码” ， 徐蔚表示 ， 苏州的文明码实际上更符合自己的数字人理念 。 “文明码将个人倒垃圾、闯红灯、做公益等行为都转换成数字信息 ， 可以通过对数字信息的管理从而实现对人的行为进行管理 。 数字人理念也是这样 ， 人的每个行为都可以生成一个码（如根据一个人的健康状态生成一个健康码） ， 但人的行为有很多种 ， 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统一的发码中心 ， 将人的各种行为统一为一种码 ， 此时每个人都能有一个人品指数 ， 发码中心可以根据个人的所有行为来对人品指数进行加减分 。
只是 ， 在苏州文明码推行5天后 ， 即被标注“测试结束” ， 宣告了文明码的下线 。
不只是对文明码的质疑 ， 疫情期间 ， 多位老人因没有智能手机扫健康码导致出行受限的新闻 ， 给扫一扫这项技术带来了更多的非议 。
徐蔚曾在日本生活多年 ， 他表示 ， 作为专利发明者 ， 扫一扫技术的初衷是让全世界的人更好的去使用这项技术 ， 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向前进步 。 扫一扫技术的广泛使用 ， 让我们出门只需要带手机就可以 。 “其实 ， 因为二维码技术在日本推进慢 ， 已经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 只是他们还没有像我们一样体会到扫码支付的便利性 。 如果是你 ， 你愿意回到需要带钱包、银行卡出门的时代吗？”
对于如何去解决无法扫健康码导致出行受阻的问题 ， 徐蔚认为这是政策层需要思考的问题 。
徐蔚表示：“理论上 ， 智能手机的普及不是问题 ， 现在便宜的智能手机可能就几百块钱 。 申请微信以及绑定银行卡都可以让子女帮忙 。 扫一扫技术本身并没有门槛 ， 是面向全民的 。 即然现在把扫健康码当作出行标准配置 ， 那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如何让老年人得到并使用智能手机 ， 这方面需要通过政策来做 。 ”
科技产品的演变
相比于徐蔚专注技术本身 ， 中关村(000931,股吧)科学城城市大脑股份有限公司的CEO李浩浩更习惯从产品体验去谈论一个科技产品 。
李浩浩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在我看来 ， 科技的两面性主要是因为科技产品没有发展到位 。 类似于我们公司的人脸识别产品 ， 当把人脸识别面板设置到门禁上时 ， 它就相当于一个独立的场景 ， 在这个场景里面发生的一切问题 ， 我们都得想办法去解决 。 ”
3月1日 ， 李浩浩带领着他的团队协助市委市政府 ， 联合多方团队共同开发了健康宝 。 在他看来 ， 健康宝的完善过程就是一个科技产品典型的完善过程 。 “健康宝的诞生与更新其实都是倒逼的” 。
“比如健康宝的应用场景很关键——老人可能马上要进社区、上班族马上要进园区打卡 ， 如果软件半小时不能用 ， 那怎么办？所以软件不能出问题 。 可是软件又面临着大流量的同时访问 ， 尤其在早上9点左右 ， 上千万人迸发使用 ， 这就是我们需要从技术上去解决的难题” ， 李浩浩表示 。 分页标题
直到现在 ， 李浩浩还清晰的记得 ， 疫情期间健康宝三次问题出现的时间 。
除了终端用户体验的倒逼 ， 还有政府需求与政策的驱动 。
1月25日（大年初一） ， 李浩浩就接到政府防疫产品开发的任务 ， 主要解决规模以上企业员工个人健康状况实时掌握的问题；1月27日 ， 为应北京7000余个社区的居民信息精确掌控需要 ， 公司开始开发疫情报送系统；2月13日 ， 为应对外地返京的庞大人流信息掌控需要 ， 公司的京心相助1.0上线；3月1号 ， 健康宝上线 。
李浩浩介绍 ， 健康宝的诞生是因为当复工复产到了一定阶段 ， 商场、餐饮等企业开始复工复产 ， 老百姓(603883,股吧)去的地方更多 ， 此时每个人需要有一个健康证明出示给不特定的地方 ， 相当于自己的健康信用 ， 健康宝应运而生 。
回忆起健康宝刚开始推出时 ， 李浩浩表示 ， 当时主要是政府需求去驱动改变 。 “每天早上8点 ， 政府和我们一起开会讨论增加哪些功能；中午12点 ， 我们带着需求回到公司并讨论如何转换成具体可开发的功能 ， 讨论结束后经常已是晚上8点；晚上8点 ， 技术团队就开始熬夜开发；第二天凌晨6点 ， 按照要求新版本上线 。 2个小时后 ， 新的一轮更新讨论又开始了 。 我们技术团队70余人 ， 经常连续一干就是48个小时 ， 大家都熬的不行 。 ”
此后 ， 健康宝仍经历了三次大版本更替以及不计其数小版本更替 。
“中后期主要是根据用户的反馈、政策的变化、政府的需求来进行三者结合完善 。 比如某地区风险等级改变后 ， 健康宝需要实时更新相应的数据 ， 从而实现该地区人群健康码颜色的改变；一些用户反馈个人照片无法更换 ， 健康宝第二次版本更新便完善了此功能 。 ”李浩浩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
同众多科技产品一样 ， 健康宝推出后 ， 李浩浩还面临着企业是否会获取个人信息的质疑 。
他表示 ， 一直以来 ， 健康宝上个人填写的信息数据均完全由政府掌握 ， 企业相当于只架构了一个数据通道 ， 对于最终的数据平台 ， 政府有着最高等级权限 ， 而企业是没有任何权限的 。 实际上疫情管控也是一种应对公共事件产生的一种公共管理 ， 这种公共管理必然会产生一些个人信息的委托管理 。 就像办身份证 ， 需把个人信息委托给公安局托管 。
历经三次更新后 ， 当下 ， 健康宝仍面临着一些质疑 。
李浩浩表示：“我也注意到部分人群因无法扫健康码而出行受阻的新闻 ， 也一直在努力寻找解决的方案 。 当下 ， 公司人脸识别的产品已经开发出来 ， 社区可以利用门禁面板或者手持终端进行人脸识别 ， 个人健康码信息和体温便会显示出来 ， 这样就等同于一次健康码扫码 。 ”
对于人脸识别产品的最新进展 ， 李浩浩介绍 ， 目前 ， 北京市在政策上已允许人脸识别产品的应用 ， 也在海淀区等一些地方开始试点 。 “未来 ， 产品肯定要推广 ， 因为这将极大的节省人力、物力成本 。 安装人脸识别产品成本不是特别高 ， 一台价格在上万元 。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 ， 每个社区出入口都有大量的人员值守 ， 短时间内可行 ， 但长期来看 ， 安装产品的成本肯定比雇佣保安的成本更低 。 ”
不止于此 ， 李浩浩还在发力为老人提供其他健康码验证场景 。
李浩浩向经济观察报介绍 ， 现在公司开发的面板可以装多种模块 ， 比如可识别nfc（识别公交卡、门禁卡、银行卡等） 。 下一步 ， 老人甚至只需授权门禁卡识别就行（刷门禁卡将等同于扫健康宝） ， 机器通过识别出老人的门禁卡 ， 即可显示老人的身份信息以及健康码 。 “这背后 ， 是将科技手段应用于具体使用场景的创新 ， 更是管理理念向服务理念转变的实践 。 期待科技能为百姓带来更多安全和便利 ， 让生活更加美好 。 ”
用户的无奈
2019年12月 ， 二维码发明者原昌宏在接受媒体公开采访时表示 ， 二维码在日本迟迟没有普及的一个原因是日本老年人多 ， 学习使用智能手机比较困难 。 同时 ， 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中国如何让老人家拼了命学习使用智能手机？分页标题
作为河南安阳农村里为数不多拥有智能手机的老人 ， 李秋现在已经能熟练的使用手机视频通话、发语音、拍短视频等功能 。
“最开始是儿子让学的 ， 也不难 ， 就是点几下屏幕的事 。 因为每年学校一放假就会去北京接孙子回河南 ， 开学时再把孩子送回北京上学 ， 学会视频通话后能让子女随时看到孙子的情况 。 至于说怎么下软件、注册之类的 ， 其实我也不知道 ， 我识字不多 ， 都是当初我儿子帮我弄的” ， 李秋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
2019年12月 ，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老年人生活质量发展报告(2019)》显示：中国老年人的文化程度总体偏低 ， 未上过学和只上过小学的老人占比最高 ， 超过老年总人口的70%(其中未上过学的占29.6%) 。 报告同时表示 ， 教育素质对老年人生活质量有直接影响 。 特别是在当前的信息社会 ，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人在获取信息、使用电子设备等方面都有较大困难 ， 很容易被社会所排斥 ， 其生活质量极大可能会降低 。
即使已有三年的智能手机使用经历 ， 李秋发现 ， 自己仍没办法做到像年轻人那样将手机的便利渗透至生活的每一处 。
李秋表示：“比如在网上买东西有优惠、用手机预约出租车、餐厅的扫码点餐、看手机地图就能知道出行线路 。 这些听起来很便利、年轻人划几下屏幕就能做到的事 ， 对我来说步骤还是太多了 ， 平常也没什么用的机会 ， 所以一直没学会 。 ”
在她眼里 ， 科技“围墙”内外的生活 ， 似乎并没有多大区别 。
“如果回到河南农村 ， 没手机或者不会用手机付钱 ， 照样能正常打车、买菜、上饭馆吃饭 ， 还不用担心钱在网上被偷 。 就怕有一天 ， 我们这里也和大城市一样 ， 缴电费都只能用手机交 ， 那才是真犯了难” ， 李秋表示 。
（责任编辑：张洋 HN080）

来源：(经济观察网)

【】网址：/a/2020/0918/1600424124.html

标题：手机|科技围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