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学微刊|跨文化漢字研究海外專家訪談06：風儀誠教授

_本文原题：跨文化漢字研究海外專家訪談06：風儀誠教授
編者按
長期以來，海外跨文化漢字研究取得了許多重要成就。為向國內外學者和在讀學生呈現跨文化漢字海外研究的基本面貌，提供海外專家學習和研究漢字的經驗，促進中外學者交流互動，鄭州大學漢字文明研究中心邀請從事相關研究並取得卓越成就的部分學者接受我們的專訪，題為“跨文化漢字研究海外專家訪談” ，由“漢字學微刊”公眾號、鄭州大學漢字文明研究中心網陸續發布。
今日推出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風儀誠教授的專訪
衷心感謝風儀誠教授接受我們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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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介紹
風儀誠 (Olivier VENTURE) ， 1971年4月出生於法國東南部普羅旺斯地區埃克斯。 90年代在吉林大學和北京大學進修了古文字學，於2002年獲得巴黎第七大學博士學位。現任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爲先秦兩漢出土文字資料，特別關注文字資料的形式以及文字在古代社會中的具體使用。發表學術論文三十餘篇，如：《龜版卜辭布局初步研究》（1999年：法文）、《中國古代文字的使用與神靈的交流》（2004年：法文）、《戰國兩漢 “于”、“於”字用法與古書的傳寫習慣》（2007年）、《殷商西周骨卜和龜卜：一種王家禮儀實踐的形成和發展》（2009年；法文）、《尋找楚人的書寫習慣》（2009年；英文）、《再談中國古代簡牘帛書的形制》（2011年）、《安陽商代墓葬中的“族徽”》（2012年）、《曾國：一個被遺忘諸侯國的再發現》（2017年；英文）、《西周早期中型墓葬中銅器銘文群綜觀—從寶雞石鼓山西周墓出土銘文説起》（2017年）等。
01
請介紹一下您求學、研究的經歷？
風儀誠：高中時我有兩個濃厚的興趣：一是世界各個文明古代文字、二是中國哲學。十八歲上大學選擇了中文系，從此才開始學習中文和漢字。本科在法國埃克斯市普羅旺斯大學學了基礎的漢語以及中國地理、文化、歷史、藝術的基礎。三年級開始學文言，碩士和博士都是在巴黎第七大學讀的。讀碩士時在巴黎七大繼續學漢語和文言，也上了法國唯一的有關《說文解字》的一門課。當時巴黎市區學校之間的競爭尚不嚴重，學生可以很自由的在不同學校上課，擴大眼界和深化知識。因此，我同時也上了法國高等研究社會學院羅端(Redouane DJAMOURI)研究員的《上古漢語句法》和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與古代中國相關的幾門研究生專題討論課，如馬克（Marc KALINOWSKI）教授的《中國古代思想和信仰系統》、畢梅雪（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教授的《中國考古》、桀溺（Jean-Pierre DIENY）教授的《中國歷史與古典文獻學》等。碩士論文由羅端研究員指導，初步研究了商代卜辭的布局。當時巴黎沒有中國古文字學甲骨文和金文的專業入門課，只能自學。幸虧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圖書館收藏不少相關的書，因此藉由吉德偉（David KEIGHTLEY）、夏含夷（Edward SHAUSGHNESSY）、張秉權、胡厚宣、董作賓、郭沫若、馬承源等學者的著作攻讀甲骨文和金文。當時為了了解卜辭布局的基本原則，把《甲骨文合集》的十三冊翻了好幾遍。不過，真正開始中國古文字的學習不是在法國而是在中國。
1994年我獲得了中法兩國的獎學金，就在吉林大學開始進修。應該承認的是，吉林大學並非我當時的第一個選擇。因為怕冷的緣故我在填想去的學校里把吉大排在第四名。不過，現在看來實在應該感謝中國國家教育委員會把我派到了吉大，給我提供了最好的學術環境。到吉大以後我首先在對外漢語中心呆了兩個月的來提高中文水平，當時住在斯大林大街（今人民大街）的北苑賓館。後來導師吳振武教授允許我與古籍所研究生一起上課，就從北苑搬到當時的吉大南校區。那時候吳振武老師教金文，湯餘惠老師教甲骨文，何琳儀老師教戰國文字，劉釗老師教說文解字與古文字字形的關係。上課的研究生很少，不過態度都很認真，其中有董珊、馮勝君、朱紅林和在讀博士的李守奎。甲骨文和金文上課的主要方式是以學生宣讀銘文、解釋文字，而老師加以指正。由於學生少，每次上課每個人一定會被老師考核。當然，因為漢語水平的限制，我無法與其他同學相比，不過在老師們的指導下，並且依靠同學們的支持和幫助，我在吉大也得到了古文字學良好而堅實的古文字學基本學術訓練。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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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吉林大學證明書
1997年我獲得了一份新的獎學金，保證了在北大的兩年進修。當時在北大上古文字學的學生不少，所以上課的氣氛與吉大很不一樣。我在北大兩年又學了很多新的知識，上了指導老師李零先生的課，當年講的是《孫子兵法》和《出土文獻與學術源流》。此外，也聽了裘錫圭老師教的古漢字學和金文選讀、李家浩老師教的《說文解字》概論、高明老師教的商周銅器銘文研究等。
1999年回到法國以後我用了三年的時間完成我的博士論文。論文用法文寫，題目是《中國公元前十三到前八世紀銘文的儀式性作用—關於商代和西周銘文的一些思考》。我在論文中首先介紹商代和西周的每一種出土文字資料，甲骨文、金文、石文、陶文等的各自特點，包括其形製、內容、數量、考古出土背景等方面。在之後的章節裡我特别強調這些資料的一個共有特點：即使用的書寫載體包括卜骨、卜甲、青銅禮器、玉器、骨匕等書寫載體都與當時貴族的幾種禮儀有關，尤其是占卜和祭祀。與此同時這些器物上的銘文內容也與這些儀式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我們或許可以說由於銘文的存在，相關儀式的效應也得以長時間持續。舉例來說，商王進行了占卜並且根據占卜結果來採取行動，即使該行動結果不好商王都應該無罪。因為他只是聽從了神靈的意見，而卜骨、卜甲上所刻的卜辭可以永遠作為證明。又如西周貴族為了尊重祖先而鑄造了青銅禮器，禮器鑄好之後祖先會受到感動，從而對後代加以庇護及幫助。而如果銅器上有銘文記載“某作寶尊彝” ，尊重祖先的鑄造禮器行為也可以得到永遠的紀念。
我在2005年作為副教授進入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歷史與古文獻學部，教席為《中國古代文明入門》， 2018年擔任教授，教席為《先秦銘刻與古文字研究》。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給我提供了理想的教學與研究條件。法國很多著名學者都在本校教過書，如漢學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葛蘭言（Marcel GRANET）、謝和耐（Jacques GERNET）、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汪德邁（Léon VANDERMEERSCH）等。除此之外，還有著名歷史學家喬治·杜梅吉爾（Georges DUMEZIL）和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及人類學家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學校是法國一所比較特殊的高等教育單位，其主要特點包括：没有本科生，只有碩士、博士研究生和旁聽者；教書內容由教師本人決定，主要是主持與自己正在進行的研究有關的專題討論課；每一班的學生都是對主題感興趣的碩士、博士研究生，數量比較少，這一點很像我在吉大學古文字時的環境。學校名稱裡所謂的“實踐”是指教學和研究都應該以原始一手資料為基礎。此外，我在本校建立了針對碩士研究生的法國（也許歐洲）唯一一門古文字學入門常設課程。
讀博士時我最大的興趣在中國最早的出土文字資料，也就是甲骨文和金文。雖然我在中國留學期間已經對簡帛資料的重要性有所了解，不過對其研究是在回到法國以後，為了培養學生以及滿足法國學生及學者對簡帛的興趣，才慢慢展開的。近幾年來為了法國讀者寫成一本有關簡帛的專著，介紹先秦兩漢出土的書籍和文書，明年將會出版。
02
您目前主要的研究方向有哪些？將來有哪些方面的研究計劃？
風儀誠：我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古人書寫習慣和銘文考古學。古人書寫習慣今天已經成為出土文字資料研究領域中的重要研究方向，尤其是在甲骨學和楚簡學。書寫習慣的研究涉及到很多方面，主要有字跡的研究和用字的研究。我的主要關注方向傾向於後者。用不同的文字記錄同一個辭或用同一個字記錄不同的辭，為古文字學常見之事。我希望進一步了解這種現象在古代社會中的具體實例和意義，以及這種現象與書寫人的知識水平及書寫目的的關係，以前有關“于”、“於”字的用法的討論就源於這種思考。最近，正在利用戰國璽印資料思考這種問題。分页标题
銘文考古學是我近幾年想提出的一個概念。主要的意思是，除了銘文的內容以外，也應該注意銘文的形式、帶銘文器物的特點、銘文與載體器物之間的關係、帶銘文器物與其它一起出土的器物的關係、帶銘文器物考古出土背景等方面的內容。其實，有關銘文與器物的系統研究，本來在中國傳統的金石學裡是不分離的。可是後來，隨著出土文字資料大量增加和學術界的發展,先秦銘文主要歸於古文字學而古器物的研究歸於考古學。這種劃分同時也影響到資料的公佈，比如銘文圖錄及器物圖錄的分別出版。不過應該指出，近幾年出版的著作中，比如宋鎮豪、趙鵬、馬季凡主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藏甲骨集》或張天恩主編的《陝西金文集成》，不僅公佈銘文內容，也公佈有關帶銘文器物的詳細信息和圖片。我在銘文考古學上主要是想走兩個方向：一是重視考古發掘報告來研究考古出土的帶銘文的器物；二是盡量研究可以直接接觸的實物。這種研究方式也反映出自己對考古學的興趣，與我在法國和中國學習的考古知識和接受過的學術訓練也有一定的關係。我在法國上過畢梅雪和杜德蘭（Alain THOTE）教授中國考古的課，也在法國工地參加過實習，參與了考古發掘。我在中國也上過與考古有關的幾門課程，如王立新教授的《商周考古》、滕銘予教授的《戰國秦漢考古》和劉續教授的《夏商周考古研究》。此外，自2002年至2005年還有了機會加入了武漢大學楊寶成教授和本校杜德蘭教授帶領的中法聯合考古隊，參與了河南省南陽龔營遺址的發掘。這些課程和經歷都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3
對您的學習和研究影響較大的著作或學者有哪些（或哪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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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学微刊|跨文化漢字研究海外專家訪談06：風儀誠教授】
James G. FEVRIER《文字的歷史》，巴黎， 1984年（第二版，第二次印刷）
風儀誠：在學習和研究方面對我有影響的著作和學者不少，尤其是中文著作和好幾位中國學者。不過這裡特别想提到的是學習中給我影響很大的兩部法文著作，都與中國沒有直接的關係。第一本是James G. FEVRIER《文字的歷史》(Histoire de l’écriture) 。這本書在1948年出版，在法國第一次系統介紹了世界上的主要古代文字系統，影響很大。當然從現在看來，這本書中存在不少的問題，比如有關漢字的部分不太可靠，而且作者對字母文字系統的評價太高，將其認為是世界文字中最完美的文字系統，現在不能接受這種想法。不過，我還是通過此書了解到世界上各個文明發明文字時並沒有走上同樣的路，對我後來研究漢字有很大的啟發。我研究生時最熱愛的書是Charles SAMARAN主編的《歷史及其研究方法》(L’histoire et des méthodes)。書中介紹了廣義歷史學下的許多專業學科，如斷代學、歷史地理學、歷史語言學、考古學、銘刻學、文字學、寫本學、璽印學、貨幣學、莎草紙學、文獻學等。每一個學科都有專家編寫的專題篇章。此書使我意識到要研究古代史可以使用很多不同的資料，而在使用這些資料時，首先需要了解相關的學術傳統。這也使得我之後在研究中國古代文字資料時，會一方面根據上述法國不同傳統學科來考慮問題，一方面會根據中國學者及其傳統所構造的學科來思考。
04
您在從事學術研究的過程中，在閱讀文獻、收集資料、撰寫論文、投稿發表等方面有什麽心得體會？
風儀誠：研究中國古代史的法國學者在研究和收集資料上應該和中國學者一樣，只不過在閱讀古代文獻的時候很可能會遇到更多困難。但是在撰寫論文和投稿時法國學者應該考慮一個重要的問題：用什麼語言發表？我最早的文章都是用法文發表。很快發現法文的讀者有限，而且在歐美國家看得懂法文的同行也越來越少。用英文寫文章讀者就很多，西方學者都能看得懂，所以雖然自己英文不太好還是決定用英文寫文章。同時，研究中國古文字和出土文字資料的同行大多數在中國，主要專業期刊和論文集也都是用中文發表，因此我也決定用中文寫文章。目前用三種語言寫文章，由於不同的語言會觸及不同的讀者群，我就根據文章的內容選擇合適的語言。現在我一般用法文寫介紹性或綜合性的論著，用中文寫與古文字學或出土文字資料相關，比較專業的論著，英文的使用就在兩者之間。這種區別也基本符合不同地區出版社和學術期刊的要求。分页标题
05
回顧求學和科研道路，您是否也走過一些彎路？一路走來，是否有對學術道路和發展有重要影響的選擇？
風儀誠：我這個人經常會走彎路，而我走彎路主要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我無意走錯路；另一種是有意走彎路。就第一種情況而言我讀書時在法國為了獲得碩士研究生文憑還需要寫兩篇碩士論文，我的第二篇論文是討論中國商周時期文字用於什麼用途。題目龐大，而且當時自己對先秦出土文字資料還了解得不夠深。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讀了大量有關早期社會發明、使用文字的西方著作，尤其是英國劍橋大學著名人類學家傑克·古迪（Jack GOODY）的著作。之後在商周資料中找出了符合他們理論的例子。論文收到了法國諸位老師的好評。可是在吉大留學時，慢慢開始熟悉甲骨文以外的其它文字資料，覺得這篇論文有問題。記得當時跟董珊也談到過這些問題，發現論文中的很多例子，其實只是例外，根本沒有代表性。此後我就決定，第一，先要掌握好原始資料，然後才可以參考利用學者根據其它資料所闡述的理論；第二，研究某種資料的時候，一定要把普遍現象和例外分清楚。因為自己走過錯路，所以了解到掌握資料的重要性。第二種情況，是有意的走彎路，比如上大學以後開始學古希臘文和梵文，剛開始的時候，我還以為將來可能會有機會使用古希臘文和梵文資料作研究。可是，後來發現自己的能力有限，要學好中國古文字，就不太可能會同樣程度的掌握其它古代文字系統。在明白了這點之後，我並沒有放棄學習其它古文字，反而開始學習赫梯文、瑪雅文和古埃及文字，就花了不少的時間。今天雖然無法閱讀相關的出土資料，很多具體內容都已經忘記了，不過對這些文字系統的基本原則我都很清楚，使我目前可以更清楚的認識到中國文字系統的特點。所以有時走彎路就是開放眼界。
06
您所在單位或所在國家的出土文獻與古漢字研究現狀如何？您認為有哪些新的研究成果可以和中國學者分享？
風儀誠：我所在研究所名為《東亞文明研究所》，是一家聯合研究機構，屬於四個不同的單位即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巴黎大學和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近幾年本所支持了有關出土文獻的兩個重要出版項目。第一本書為2017年出版的由芝加哥大學夏德安和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馬克主編的《早期中國的命書與大眾文化：戰國秦漢日書抄本》（Books of Fate and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China. The Daybook Manus of the Warring States, Qin, and Han）。該書為第一部日書英文總論，介紹了日書的內容、形式以及相關問題，也提出了很多新觀點，收集了中西方專家撰寫的11篇與日書傳統相關的文章。第二本書為2014年出版的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戴仁(Jean-Pierre DREGE)和何氏家族基金會-法國遠東學院教授牟和諦（Constantino MORETTI）主編的《讀物之作坊：古代與中古中國的寫本形式》(La fabrique du lisible: la mise en texte des manuscrits de la Chine ancienne et médiévale).兩位主編者主要研究敦煌寫本，可是書中也涉及到不少先秦兩漢簡帛資料。主編者批評學術界根據比如楚簡、漢簡、樓蘭簡、敦煌寫本、黑水城寫本等資料的區別而人為加以分隔，文中反而強調了寫本傳統從戰國時期到宋代的連續性。我同意他們的觀點，從中國中古寫本的傳統看先秦兩漢簡帛資料確實很有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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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仁、牟和諦主編《讀物之作坊：古代與中古中國的寫本形式》，巴黎，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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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所在國家的出土文獻與古漢字研究，與中國的漢字學研究相比，學者們更關註哪些問題？側重點有什麽不同？有哪些研究方法可以提供給中國學者借鑒的？分页标题
風儀誠：法國研究出土文獻與古漢字的學者不多，他們的研究非常專業，可是法文著作的讀者和法語講座的聽者經常沒有這一方面的專業知識。因此，介紹自己研究時必須考慮如何用易懂的語言和文字表達很專業的知識。這一點也許可以認為是法國漢學界的一種障礙，可是同時也可以認為是優點，因為這樣可以與更多人交流。法國國家雖然小，但是我們也有悠久的學術傳統。比如，本校同事裡包括古埃及、兩河流域、歐洲中世紀、古代阿拉伯文化、日本古代史、中亞語言、古代印度、東南亞宗教等各位專家，還有西方傳統的貨幣學、璽印學、寫本學、古希臘和古羅馬銘文學、古文字學等學者。我經常有機會與他們交流，可以互相了解不同研究傳統的近況。近幾年來我參加了本校的一個世界古文字學小組，每年開一次小規模的會議，對自己研究中國古文字也很有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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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期待與中國學者在哪些方面有更深層次的交流與溝通？
風儀誠：作為研究中國古文字的外國學者，我有一點不滿就是作研究時經常無法親眼觀察原始資料，只能通過出版物來了解資料的形式和內容。當然，近幾年中國相關出版物在圖版和體系上有了很大改善，提供的信息比以前更全面，但是還是不如看實物。我在整理賽努奇博物館收藏的有銘中國青銅器時，自己體會到了研究實物與看出版物照片相比的優勢。我也希望將來可以有更多機會與收藏出土文字資料的中國單位合作。另外我覺得有另一種可以實現的合作，這一點並不一定涉及外國學者，而是希望有更多的古文字學者可以參加多學科的研究項目，讓更多的古文字專家有機會接觸實物。在法國安排國內外考古發掘時，如果預計可能會出土文字資料，考古隊中一定會包括銘文專家。這樣的話，該專家不僅可以及時幫助考古學者釋讀出土文字資料，也可以在整個發掘過程中，針對帶文字的文物，從與考古學者不同的角度關注物品出土的流程。這樣的人員配置可以影響發掘的方法或過程，使得最後發掘報告中包含與出土文字資料相關的更加詳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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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左與吳振武老師和法國國家科技研究中心研究員蒲芳莎（Fran?oise BOTTERO）1999年在法國合影
圖右與李零老師和馬克老師2001年在法國索邦大學合影
09
您認為數字化信息技術和網絡資源對您的研究具有怎樣的影響？
風儀誠：資料的數字化對我的中國出土文字資料研究影響很大。我從90年代讀碩士時，就開始自己建立小規模數據庫，主要有銅器銘文和簡帛資料兩種，從此一直在使用和補充。我在考慮一個問題時，經常會使用數據庫檢查現象的普遍性或特殊性。不過我對計算機方面的知識太淺薄，只能進行簡單的操作，來回答簡單的問題，比如：某一個縣出土了多少商代銘文？哪裡出土了一百字以上的西周早期銅器銘文？西漢早期墓葬出土木牘中遣冊主要集中在什麼地方？等等。中國國內現在不少研究單位設計並擁有了與古文字資料有關的高科技數據庫，使用了先進的設備、包含了大量的數據。這些數據庫對於整理和研究越來越多的信息，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助。遺憾的是好像很多大規模數據庫都算是內部資料，相關單位之外的學者不能使用。我希望將來會有更多的對外公開的數據庫,使全世界的學者一起使用和研究，一定會產生更多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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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如何處理學術研究與其他日常生活之間的關系？學術之余，您是怎樣放松自己的？
風儀誠：這方面我處理得不好，把大部分的時間放在工作上，也許是因為自己學習和研究都比別人要慢。幸而夫人可以接受這種比較無聊的生活。要放鬆的話，就跟夫人聊天、看電視，很簡單。此外，也很喜歡看博物館和逛逛書店。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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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對所研究的領域有何展望和期待？您有什麼想對漢字研究青年學者想說的？
風儀誠：古漢字學和對出土文字資料的研究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目前大多數的相關專家都在中國，而最重要的相關著作也都是用中文書寫。從我一個母語不是中文的古文字研究者看來，中國年輕學者的運氣很好，因為在中國出生，藉助母語閱讀最有影響的專著和論文，在領域內最好的專家指導下學習，因此可以獲得有關中國古文字學的深刻知識。不過，我個人還是建議中國青年學者學習一點本專業以外的，尤其是中國以外的古代文明相關知識。因為一旦對其他古代文明有所了解，就會更加體會到中國古代文明的特點，及其與其它文明的不同之處。與此同時，也可以學習一點其它古文字系統。對於其他古代文明及古文字的了解和討論，可以參考中國學者的著作，也可以參考外國學者的著作。後者不一定比前者好，可是因為學術和文化背景不同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介紹資料、思考問題。近幾年來很多外國學者的研究翻成中文，當然值得參考，不過這僅僅是外國學者研究成果的小部分。想了解外國學者的研究，最好還是學習外語讀原著。這方面英文論著最多，不過由於西方各國各自有著自己的學術傳統，用英語以外的其它語言的論著也反映出了不同的研究角度。對於學習中國國歷史、漢字、中國出土文字資料的學生，我希望他們把外語不僅僅看成是獲得學位的必修課，也可以理解為一把了解其他學術傳統的鑰匙，放開自己的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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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法國國家科技研中心研究員麥裏筱（Chrystelle MARECHAL）參加長春2018年古文字研究會。會議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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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李哲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