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从虐待动物到虐待人，背后有着共同的心理基础

_本文原题：从虐待动物到虐待人，背后有着共同的心理基础
10月19日，山西太原一男子刘某用开水浇一只怀孕母猫，视频在网上迅速传播，其中恶劣的虐猫行为引起网友的批评和愤怒。
而如果我们稍有关注便会发现，虐待动物事件在这些年层出不穷。 2002年，一个大四学生刘某用硫酸将北京动物园内的黑熊、棕熊灼伤；2019年，成都一名研究生虐杀流浪狗，并将其肢解；2020年，山东理工大学一名在校生对流浪猫进行电击、火烧和剥皮……
此类事件在互联网上反复出现，根据相关的问卷调查显示，将近60%的民众曾经亲眼目睹过虐待动物或本身就曾经有过相似的施虐行为。面对这些令人反感的事件，除了引起人们的不满和愤怒之外，也促使人们开始讨论对虐待动物行为的相关立法，以及对这些虐待动物者的心理、精神和道德等方方面面展开讨论和争议。
而其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便是“为什么他们要虐杀动物？”虐杀动物心理的背后，与人与人之间更普遍的暴力行为，有着什么样的共同基础？
撰文丨重木
动物为何成为最容易受伤的群体？
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系列未曾言明且大都已经形成某种普遍的社会、道德与情感共识。如对于弱小事物与人的善待、不可伤害、虐待或是杀害他人、以及对于人类所拥有的共情能力的培养和注重。虽然这其中的许多共识大都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但伴随着对动物权益以及地球一体化生态的注重，对其他生物的关注与相关保护意识的诞生，也使得这些普遍性的共识被进一步扩大，因此才会出现现代动物保护以及权益等相关研究和社会运动。对于虐杀动物的行为会引起人们普遍的反感和愤怒，因为在这背后牵涉着人类社会以及个体生存中的许多十分普遍且基础的情感与道德共识。
对于那些施虐者，人们一方面对其行为感到愤怒和厌恶；但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的行为触及了存在于社会与个体中的共识，成为需要被警惕之人。在主流的道德和情感范畴中，这些施虐者是异类，而他们的行为以及导致其产生的心理和情感状态也便成了人们探究的领域。这其中人们首先能想到的，便是施虐者往往欺辱和伤害弱小之人。而如果根据鲁迅的洞见——“怯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在人类与动物所组成的日常生活中，后者显然处于更弱小的状况。也正因此，它们往往是遭受虐待和伤害最多的存在。
当网上一些评论指出，伤害的既然只是动物而非人，因而可有稍有宽慰时，我们其实小看了这一行为背后的心理本身所具有的连贯性以及对建构个体心灵、道德和情感等范畴的影响。
在虐待动物事件中，重点始终有二。一是虐待动物本身所造成的伤害，这一伤害不仅仅只是因为它们是动物就可以被轻视，尤其当我们提出动物权益时，虐杀行为本身就是对此的冒犯和犯罪；二是与这一虐杀行为共生的虐杀心理对于这些施虐者自身人格的塑造，当他进入社会以及与其他人交往时所可能产生的影响。

本文插图
《我的朋友是杀人狂》电影剧照。
后者并非耸人听闻，根据犯罪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指出，暴力伤人以及杀人案件的许多作案人在实施犯罪前——一般在其青少年阶段——大都会有虐待动物的行为。 2002年由杰瑞米·雷纳主演的电影《杀人狂》和2017年罗斯·林奇主演的《我的朋友是杀人狂》两部电影讲述的都是美国上世纪末著名的连环杀人“密尔沃基食人魔”杰弗里·达默
（Jeffrey Dahmer）
的故事。达默在青少年时期虐杀动物的行为一方面是为了发泄其快感，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行为塑造和强化了他的变态心理，而最终使其把虐杀动物的手段使用在了人身上。分页标题

本文插图
美国上世纪末著名的连环杀人案件“密尔沃基食人魔”案犯杰弗里.达默（Jeffrey Dahmer）。
虐待动物与虐待人，都在寻求暴力快感
达默以及其他类似犯罪者的事件或许属于颇为极端的特例，但与虐杀动物相伴而生的虐待心理却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日常的社会生活之中。这并不是说有虐待心理之人总在某个阶段有过虐杀动物的行为，而是说无论虐待动物还是虐待人，在很大程度上，它们都分享着十分相似的虐待心理。也正因此，人们才会在虐待动物的行为中对施虐者的心理感到不安，企图去破解和把握。它在某种程度上渗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之中，无论是家庭环境、亲密关系，还是社会交往以及政治参与，甚至国际关系和冲突之间。
当阿Q使用“精神胜利法”来安抚自己因实力弱小而无法对抗的羞辱与伤害时，我们也不要忘了他以同样的手段去伤害比他更弱小的小尼姑等人。阿Q的虐待心理与其本身所遭受的虐待和伤害紧密相关，而也正是在这里，我们能看到虐待心理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即权力
（power）
的获得。
通过虐待我们能够伤害、能够控制其反抗的弱小者，因而获得拥有权力的快感、幻觉以及真实性。无论是虐待动物者还是阿Q ，在伤害比他们更弱小的动物和人时，所获得的快感大都来源于权力，即一种掌控和掌握他人生死的能力。而在这隐秘的快感中所出现的权力，一方面可以被看作是幻觉，即它无法由此形成实在的物质或是利益；另一方面它也是真实的，即在那一刻施虐者确实拥有了掌握他人的能力，无论是对其羞辱、伤害还是虐杀。
但也正是在这里，我们会发现，通过施虐而获得的“权力”
（快感）
其实更多是暴力
（violence）
。汉娜·阿伦特曾在其《论暴力》中详细地区分了暴力和权力。在她看来，人们一贯以为的“暴力是权力最臭名昭著的形式”这一认识是有问题的，暴力和权力属于两样不同的东西：暴力具有极强的工具特性，是一种个体性的存在，内存于个体的自然属性之中，而其目的便是为了使其自然力能够得到增强。简而言之，暴力是个体所拥有的自然体力所形成的属性；而权力“不但应对于人类行动的能力，而且对应于人类一致行动的能力。权力从来不是个体的属性；它不仅属于某个群体，而且只有在群体团结在一起的时候，它才会保持存在。 ”如果根据这一区分，我们就会发现施虐者所获得的并非权力快感，而恰恰是每个个体都拥有的暴力快感。
也只有当我们揭露这一本质时，才会发现在虐待心理中的暴力本质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独裁模式。这一点在亲密关系中表现得十分鲜明。藏族女孩拉姆被其前夫用汽油烧伤致死的事件，让人们再次关注亲密关系以及婚姻中的家暴和虐待行为的同时，也似乎再次忽视了拉姆前夫的虐待心理。根据报道，在拉姆几次遭遇家暴且报警无效之后选择离婚，但即使如此，其丈夫依旧对此纠缠不休并且一方面未能有任何行为的改正，而且还变本加厉，最终杀死了拉姆。

本文插图
藏族姑娘拉姆。
当许多讨论涉及在《反家庭暴力法》已经实施四年的当下却依旧出现如此多的家暴和虐待事件得不到有效处理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拉姆前夫的虐待心理与行为为何无法修正或被阻止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就如虐待动物一样，家暴同样是一种有预谋的行为，施暴者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给对方带来的身体与精神伤害，以及通过这一行为得到泄愤的快感，并且由此建立起自身的统治地位，到头来还不必为此受到惩罚。分页标题
因此，在由暴力所支撑和塑造的虐待行为和心理便成为个体所依赖以及所掌握的最有效武器，利用其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在男性群体内部，这一看似古老实则潜流不止的性别气质始终存在，即以暴力作为权力和权威的外在表现，而由此塑造出霸权性男性气质。而由于其内涵中存在着强烈的暴力倾向和统治欲，便使其轻而易举地可以转变为虐待心理和行为。

本文插图
美国电影《煤气灯下》剧照。

本文插图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剧照。
也正因此，我们便会发现在相似的情况下，男性施暴者远远多于女性。在1944年美国电影《煤气灯下》与2001年的国产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前者的丈夫采取各种细微的手段来营造出一种可怖的生活环境，以此折磨妻子的身体和神经，最终使其濒临崩溃而能够为其所控；后者的丈夫则家内家外两张面孔，外面的“好男人”与家内对妻子施暴的虐待者形象完美地融于一体。
“非人化” ，是虐待人与动物背后共同的心理
就如美国纪录片《面具之内》所指出的，具有强烈侵略性和暴力性的霸权性男性气质就像一张面具，每个人都必须戴上，才能在主流的性别制度中占据有利的统治地位，而要达成这一点便需要把面具内化的同时也渐渐排斥那些被认为是低下和女性化的性别气质。因此，当这些男性开始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欲望时，剩下的也就只有他们一直被强化和鼓励的暴力手段，通过最原始的个体的自然力来获得自身的欲求。而这一行为自始至终都被看作是正常的、是一个“真男人”该有的样子，从而失去了反思和改变的力量。
正是这些制度性的结构，使得我们其实不必再去寻找“魔鬼” ，在最普遍且日常之人的身上，就可以被塑造和规训为施虐者而行魔鬼之事。在菲利普·津巴多教授所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中，不正是揭露了环境对个体所能产生的影响和形塑能力吗？即使是谦谦君子，在普遍且特定的环境下都可能行虐杀之事。传统性善性恶的预设在此也失去根据，而让我们发现施虐者可能正是每一个普通人。因为伤害弱小者一方面不需要复杂的谋划或能力，另一方面也因为不会因此受到惩罚，使得它成为满足私欲和进行自我膨胀的最简易手段。
与此同时，在虐待心理和意识中，对于被伤害者的“非人化”也使得施虐者不会为此受到道德和情感——超我
（即作为社会规范的大他者）
始终监视着每个人——的制约和愧疚，更不要说当他们虐待的是猫狗这些本身就非人的动物时。

本文插图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美] 汉娜·阿伦特著，安尼译，译林出版社， 2017年1月。
在纳粹搜集、运送、处理和杀害犹太人时，我们发现他们所使用的语言都在把犹太人“去人化” ，即利用诸如杂草、货物与经济行为等方式来对其物化，最终使得杀害他们——就如鲍曼在其《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所指出的——就好似除去花园中的杂草般，不会引起或造成任何的心理、道德与情感上的不适。发生在各个集中营中的羞辱、伤害和虐待也便大面积地出现。而当那些纳粹在战后回答检察官质问为什么时，他们其实已经对这个问题本身失去了理解能力。阿伦特在其《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便指出，当传统的律令“汝不可杀人”变成“汝必须杀人”时，前者便成了非正常状态。

本文插图分页标题
纪录片《关塔那摩之路》剧照。
就如在2004年美国爆出的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事件中，朱迪斯·巴特勒便以“脆弱不堪的生命”指出当那些被关押于此的囚犯在失去了“人”的资格后，对其的羞辱和虐待本该产生的道德与情感上的制约便会消失。也正是在这里，巴特勒让我们注意“谁是‘人’”且能得到承认这个问题背后所隐藏的霸权和暴力。在“我们”与“他们”的区分中往往存在着隐秘的“非人化”倾向，而使得对后者的伤害变得名正言顺且可被接受，也更不必再提同情或是对他人痛苦感知的能力，而由此撕开在普遍人性和人权之下的局限与阴暗之处，以及我们情感能力所受制的框架与模式的封闭。
虐待和虐杀动物，因为它们非人，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宽宥？
但其实它与虐待和虐杀人之间有着紧密的意识形态联系，即“非人化” 。而也不正是因为觉得伤害“非人”的——如动物等——是可被接受的，而出现了肆无忌惮的暴力和虐杀吗？即使在亲密关系中，共情能力的匮乏以及对对方的“非人化”贬低而使其愤怒、不满、私欲和暴力变得为所欲为，而当外界对此或是冷眼旁观、或警察以“清官难断家务事”而搪塞渎职，以及主流性别制度中有害的男性气质被鼓励和弥散时，便会导致这些虐待心理和行为不仅无法得到禁止和改正，还可能变本加厉，最终造成对受害者的更大伤害。
在评论虐杀动物时，人们常常强调施虐者的道德素质低下，情感——尤其是共情和理解他人他物痛苦能力——的匮乏，但无论是道德还是情感，都并非先天之物，而是诞生于个体成长的家庭、社会和国家之中。施虐和暴力或许是个体的行为，但我们却不得不追索导致这些个体行为诞生的更为多元且复杂的原因。因为虐待——无论是对动物还是人——中潜藏着更为社会性的系统问题，从个体的成长与教育到家庭、两性关系与性别制度，作为群体的社会人际和生活，以及国家的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中的种种摩擦与冲突。
作者 | 重木
编辑 | 走走罗东
【新京报|从虐待动物到虐待人，背后有着共同的心理基础】校对 |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