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说|劣质药品居然卖给志愿军？危及伤员生命，黑心商人被枪毙

_本文原题：劣质药品居然卖给志愿军？危及伤员生命，黑心商人被枪毙
作者：风千里
抗美援朝之战，打的是精神，是勇气，是谋略，打的更是装备和钱粮。除了前线将士的浴血奋战，指战员的运筹帷幄，此战还有赖于后方大力的物质支持。
自志愿军正式入朝参战以后，百废待举的新中国最大程度地动员起来，从工商业界，产业工人，到文艺界名流翘楚，再到田间地头劳作的农民，各行各业都积极投身于这场轰轰烈烈的立国之战中，甚至小学和幼儿园的孩子们，都捐出自己仅有的零用钱为志愿军购买武器装备。而就在这可歌可泣的爱国热潮背后，却有部分黑心商人，从中嗅到了从中渔利的契机，开始蠢蠢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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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踊跃为前线官兵捐款购买飞机
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地区作为全国工商业发展的核心地区，却面临着工商业大批停业停产，工商业者大批出走的窘境，一度百业萧条。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新中国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先是通过1949-1950年的“银元之战”与“米棉之战”打击投机资本，稳定物价。随后在推进公私合营的同时，大力扶持私营工商业，通过扩大加工订货、提供贷款和收购成品等举措，稳定了上海工商业的整体形势，也稳住了私营工商业家对新中国的信心。到1951年，上海地区的工商业出现了久违的繁荣景象，这为抗美援朝大后方的稳定提供了不小的物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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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初号召农民支援抗美援朝的宣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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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一家无线电厂职工捐献首饰，以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志愿军跨国鸭绿江后，上海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动员市民支援抗美援朝，市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慷慨解囊，为志愿军将士捐款捐物。到战争结束，上海地区的民众总计为志愿军捐献人民币达85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捐款总额的15% ，按照当时的物价，这笔民间捐款可以购买500余架新锐的米格-15战机。
除了民间募捐，上海工商业界也提供了巨大支持。 1951年7月，上海工商联就决定向志愿军空军捐献270架战斗机。随后上海工商界又举行号召捐献飞机大炮的集体募款大会，一次性募捐了890亿元人民币（旧币），用于采购重型武器装备，参与募捐者涉及营造业、木材业、沙石业等多达110行业几万家商户。此外，上海工商界还多次组织赴朝慰问团，不仅在前线鼓励将士的士气，还将志愿军的光辉事迹带回到国内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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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上海工商业界人士走上街头，声援支持抗美援朝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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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加班加点促生产，支援前线的志愿军官兵
上海的工商业界除了为志愿军提供大量的资金购买武器外，他们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通过采购渠道，为前线的将士提供各种各样的后勤战备物资。当时东北地区虽然是后勤供应的主力，但面对这场规模空前的立国之战，以东北之富庶，工业生产体系之完备，也是不可能面面俱到，有求必应。拥有相对成熟的供销体系的上海工商业界自然要承担相对一部分物资供应任务。
客观来说，对这些上海工商业人士而言，抗美援朝之战更像是一针强心剂，在旧中国受尽外国欺压与买办资本排挤的民族资本家，同样渴望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为他们保驾护航。他们拼劲全力增产，对志愿军采购要求有求必应，这些除了本身的爱国情怀外，则更像是对昔日外资与买办资本不满的发泄。民族实业家刘鸿升在抗美援朝胜利结束后，曾激动地说道：“我一生受尽了欺侮，现在可以出气了！”
而就在各行各业都为前线的志愿军官兵提供各种物质支持与精神鼓励时，开始有不法商人想方设法非法牟利，获取不义之财。解放战争的胜利，让那些在抗战期间大发国难财而无所顾忌的买办资本家们四散逃离，但他们当时聚敛财富的投机手段却被不少不法商人看在眼里，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也开始有样学样，在战备物资采购上大做文章。 1951年11月，志愿军一支部队的代表赴上海购买一批医药用品，包括黄凡士林、氯霉素等前线医院急需的药品，总价值达3亿元人民币。一些黑心商户居然从这些前线战士的救命物资中看到了“商机” 。当时上海大康西药房老板王康年就通过各种关系拿下了这笔巨额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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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11日，上海法院正式成立，在随后的三年时间里，该法院审判了不少黑心商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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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方医院养伤的志愿军伤病员。
在当时有的官员眼中，这个经营西药房的王康年老板，是个积极拥护新中国的爱国商人，却不知道他是个极善钻营投机之徒。王康年原本只是上海一家商业电台的一名报告员，后仰仗岳父的关系，在租界搞起了西药销售生意。此时正逢太平洋战争爆发，整个上海地区时局动荡，作为战备物资的西药一时间成为紧俏商品，从事西药买卖的王康年本可以借此机会善加经营，扩大自家产业，但其本人却热衷投机倒把，对老实经商嗤之以鼻，在自己本身没有存货的情况下，经常通过空头账单套取客户定金来牟利。结果在随后的几年里，他自己的生意不光没有丝毫起色，还因负债经营屡次被客户告上法庭，搞得声名狼藉。
直到我军即将解放上海前夕的1949年5月3日，王康年竟还被上海当地法院传讯，原因是涉嫌非法侵吞某商户的大批西药，涉及金额2亿法币。到上海解放时，王康年的大康西药房实际已经处在破产倒闭的边缘。
反而是上海解放后采取的一系列恢复经济的举措，救了大康西药房的命。 1949年末，在上海工商部门和药品行会的调节下，王康年以往非法侵吞的药品被折算成债务，大康西药房以负债经营的方式重新开业。拜托官司纠缠的王康年有如重获新生，他开始全面转变，不仅积极参与当地工商联的活动，还不断寻求和机关以及国营企业的生意往来，他本人也开始装着步入新生活，穿着打扮也从以往精致的洋装换成了当时工人干部流行的列宁装。正是在新上海的扶持下，自成立以来一直半死不活的大康西药房居然在一年之内扭亏为盈，并偿还了部分债务。这让当时的上海市工商部门一度对王康年印象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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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商界人士走上街头，号召民众踊跃检举不法黑心商人
然而，王康年乐于投机倒把的钻营作风，并没有因为药房生意的好转而有所转变。他依然觉得以买空卖空，开空头支票骗取定金这样的手段，能更快速地聚敛财富。一开始还只是欺骗一些小客户，但当这样的欺诈活动成为习惯，登门要货或者要求退款的人不断增多时，他就必须要通过拿到一笔大单来弥补之前的巨额亏空。于是，他瞄上了来自志愿军的订单。
1951年11月，王康年拿下了来自志愿军某部后勤人员的采购订单，包括大批氯霉素、消治龙药粉等西药。当拿下订单时，店里的员工曾提醒他，店里根本就没有库存。他只是用一句“以托人去采办”搪塞了事。实际上，等志愿军的订金一到，他立刻拿去填补药房的亏空，至于前线战士亟需救命的西药，则完全被他抛诸脑后。到了12月11日交货当日，药店员工清点库存，发现药品数量不及志愿军订单要求的一半，他们焦急地询问王康年该如何处理，王却漫不经心地撇下一句话：“抗美援朝战场路远，没啥关系，这事儿我拿得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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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心商人王康年被逮捕，被压上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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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刊登的关于揭露黑心商人王康年罪行的报道
王康年对订单的敷衍态度可见一斑，其黑心商人的面孔暴露无遗。他一厢情愿地认为，按照过去旧时代的投机形式，依然可以保证自己逃脱于法网，却错误判断了新中国惩治的决心和能力。王康年有恃无恐之时，恰巧是新中国掀起整治之际。 1952年2月，刚出台了针对违法工商业者的处理原则，即“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这三条原则，正中王康年等一班不法投机商的命门。
很快，王康年骗取志愿军购药巨款的事实很快被揭露出来，向大康西药房下单的志愿军干部，愤怒地向公众控诉王康年戕害志愿军将士的罪行，对王康年不法经营活动了如指掌的药房员工纷纷站出来揭发。王被公安机关逮捕，在审理过程中，有关部门又查出王康年曾重金行贿官员，将大量变质药品卖给部队，把已损毁的X光机卖给志愿军医院等等罪行。更令人发指的是，王康年有一次甚至用热水袋、玻璃片等廉价滞销货充当医疗物品，和生锈的医疗器械一起直接发往前线，使得接受这部分医疗物资医治的志愿军伤病员有不少因感染致残甚至致死。
不要说是在新中国，就算是在西方，王康年这种不法行为也会被重判。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取证和审理后， 1953年2月28日，法院以窃取资财罪依法判处王康年死刑。当天，一声清脆的枪响，结束了这个不法商人罪恶的一生。分页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