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赵燕菁
厦门大学教授 ，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
扶贫攻坚任务完成后 ， 缩小贫富差距便成为下一个更艰巨的目标 。 美国过去一年的社会动荡表明 ， 即使对于最发达的国家 ， 缩小贫富差距依然是一个未解的难题 。 从历年诺奖获得者的工作显示 ， 经济学对于如何创造财富已经有了较深的理解 ， 但对于财富的分配机制的研究却乏善可陈 。
传统的贫富差距 ， 主要是基于个人总财富的比较 。
个人财富函数主要由私人资本和现金流两部分组成 。 前者是虚拟财富 ， 包括股票、债券等未来的权益；后者是实体财富 ， 主要是分红和工资等现金流收入 。
在传统增长模式下 ， 实物是财富的主要形态；在现代增长模式下 ， 代表未来权益的资本是主要的财富形态 。 特别是在货币信用化以后 ， 信用财富相对实物财富增长更快 。
当货币与债务挂钩 ， 每次货币的扩张都成为向资本所有者转移财富的过程 。 由于资本占有不均等 ， 增长的结果必然会造成财富差距扩大 。 这就是为什么在资本私有化的今天 ， 贫富差距的扩大已经成为与财富增长形影相随的不可逆过程 。
根据传统的财富函数 ， 比较贫富差距最常使用的工具 ， 就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Corrado Gini ， 1884-1965）于1912年提出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在全部居民收入中 ， 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 。 按照联合国建议：若该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 由于传统理论中贫富差距主要是通过个体收入度量的 ， 解决贫富差距的主要办法都是围绕对高收入者征税 。
在中国 ， 资本的主要形态是土地 。 作为土地价值的载体 ， 住房在个人财富构成中占有压倒性的份额 。
根据2019年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 ， 在城市居民房产净值占家庭财富的比重高达71.35% ， 农村居民家庭房产净值的占比也有52.28%[1] 。 随着城市公共服务的升级 ， 拥有住房的居民的财富不断增加 。 通过二次分配带来的财富增长（资产升值） ， 远远高于一次分配环节工资性收入的增长 。
住房就像是一道财富鸿沟 ， 将社会划分为贫富两极 。 特别是由于没有财产税 ， 加上股票等其他资本市场不成熟 ， 住房在中国资本构成中的比重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 租赁住房和拥有住房在中国具有完全不同的财富含义 。 因此 ， 对私人财产征税 ， 也就成为缩小贫富差距的不二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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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住房 ， 也就拥有接入城市财富的“插座” 。 图片来源：新华社
但如果我们将财富概念扩大 ， 在私人财富之外引入社会财富 ， 用社会财富和个人财富两个变量描述真实财富 ， 就会发现私人财富差距并不是决定贫富差距最主要的因素 。 私人接入社会财富的能力 ， 才是贫富差距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
所谓社会财富 ， 乃是社会资本和其产生的现金流两部分组成 。 前者是所有人共享的集体便利（collective utility）的价值 ， 后者是该便利产生的现金流 。 集体便利是相对于私人便利（private utility）而言的 。 比如汽车是私人便利 ， 道路就是集体便利；手机是私人便利 ， 网络就是集体便利；电器是私人便利 ， 电网则是集体便利 。
一旦私人便利接入集体便利 ， 财富的差距就会剧烈变化 。 假设A的汽车价值为1 ， B的汽车价值为10 ， 按照传统的理论两人之间的财富差距就是1：10 。 但如果考虑到价值为100的道路 ， A和B的财富差距就缩小为101：110 。 如果个人财富差距不变 ， 道路升级为价值1000 的高速公路 ， 两个人的贫富差距就会进一步缩小到1001：1010 。 显然 ， 社会财富的多寡对贫富差距的影响要更显著 。
一旦我们将“社会财富”引入财富函数 ， 就会发现传统研究贫富差距的理论存在着根本性的误导 。 接入社会财富的便利程度差异 ， 成为决定财富差异更主要的变量 。 社会财富作为一个集体便利 ， 根据不同的人接入程度的不同而不同 。 你是靠徒步、马车还是汽车出行 ， 公共财富——道路——对你的价值完全不同 。 如果你只能步行 ， 道路越好 ， 你和有车的人贫富差距甚至会更大 。 城市作为社会财富最密集的地区 ， 能否接入集体便利（也称作public goods） ， 个人的贫富程度会有根本不同 。 如果把社会财富比作城市电力系统 ， 住房就是接入这一系统的“插座” 。分页标题#e#
在社会财富与土地高度相关的中国 ， 作为私人进入社会财富的接入器 ， 才是住房更主要的功能 。 拥有住房 ， 也就拥有接入城市财富的“插座” 。 哪怕你的“插座”本身不如别人 ， 但你与其它有房的人的财富差距立刻就会缩小 。
一个简单的例子 ， 假如你在城市拥有10万元的套房 ， 而你的邻居住的是100万豪宅价 ， 你和邻居私人财富相差10倍 ， 但如果你的孩子和邻居的孩子都在同一所价值上亿的学校 ， 你和邻居的贫富差距就会缩小到接近1：1 。 严格地讲 ， 社会财富和私人财富是不同的量纲 ， 不能简单加总 ， 社会财富不只是学校 ， 但上述比喻仍可以直观地解释为何拥不拥有住宅 ， 对贫富差距的缩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
在新的财富函数中 ， 个人财富的多寡就不再是决定贫富差距的唯一变量 ， 甚至不再是主要因素 。 对于财富差距而言 ， 个体接入社会财富的便利性变得更为敏感 。 是否拥有公平的接入社会财富的制度接口 ， 会更显著地影响个人的财富 。
现实中 ， 几乎所有“平台”的改进 ， 都具有缩小私人财富差距的效果：当通讯系统从4G升级到5G时 ， 小米和苹果手机的价值差距便会缩小；当电视节目选择增加、水平提升 ， 不同电视机间价值的差距便会缩小；当道路升级为高速路后 ， 桑塔纳和宝马之间价值的差距便会缩小……这一新的财富函数 ， 为解决贫富差距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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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1.4万人居住的济南董家安置房 。 图片来源：中国质量新闻网
在中国 ， 大部分城市公共服务都是直接或间接与住房挂钩 ， 住房因此成为中国接入社会财富的主要接口 。 只要人人拥有住宅 ， 哪怕我们不“劫富济贫” ， 不必对豪宅征税 ， 只要全面提升社会财富 ， 社会财富差距就可以显著缩小甚至消除 。 只要能做到集体便利并为集体所有 ， 资本主义经济就会演变为社会主义经济 ， 社会财富不断扩大本身 ， 就可以使贫富差距缩小 。 这也是为什么住房一定要广覆盖——因为住房在中国是接入社会财富最主要的接口 ， 只有公平地拥有住房 ， 才能公平地接入社会财富 。
大国之间的竞争不是靠技术、不是靠关税、更不是靠制裁 ， 而是看谁能更加获得本国民众的支持 ， 谁的社会制度更持久 。 国家间的竞争本质上就是国家信用间的竞争 。 在这个意义上 ， 贫富差距不是属于道德范畴的非经济要素 ， 而是现代信用经济最底层的变量 ， 它为稳定的社会制度提供合法性的基石 。
一个稳定的而持久的无人格社会 ， 才可能进行跨越个体生命的长周期的交易 ， 才会给资产赋予更好的信用（体现为更低的利率）和更高的估值（体现为更高的市盈率） 。
由于社会财富大部分是由具有“平台”性质的组织提供的 ， 私人提供的社会财富必定是有人格的 ， “平台”的创始人个体的生命的周期 ， 就决定了私有的社会财富必定缺少持续性和稳定性 。 社会财富的所有权就会变得非常重要 。 由于社会财富的聚敛速度远远大于私人财富的聚敛速度 ， “平台”是私有还是公有 ， 是一个制度能否将“公平”内置到增长的充分条件；而能否让所有人有同等的接入公共财富的机会 ， 则是一个制度能否将“公平”内置到增长的必要条件 。
如果我们把公众拥有“平台”的制度定义为社会主义 ， 把私人拥有“平台”的国家定义为资本主义 ， 前者的财富增长自然会缩小贫富差距 ， 后者的财富增长就一定伴随贫富差距 。 显然社会主义的增长中 ， “公平”是内生的；资本主义的增长中 ， “不公平”是内生的 。 皮凯蒂的研究表明 ， 当“不公平”内置于增长机制时 ， 只靠税收等外部工具是不可能矫正贫富差距的 。 只有通过社会主义：1）不断将“平台”公有 ， 2）建立起让所有人公平接入社会财富的接口（比如住房） ， 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资本主义下（“平台”私有）必然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 。
这就是大众住宅背后更深层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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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家庭财富调研组《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房产占比居高不下》 ， 2019年10月30日 07:45 来源：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
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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