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享誉京城的灯市口二郎庙留下无数谜团，一尊石兽有何神秘之处？( 二 ) 低薪|中薪|高薪|古镇|纯真|实拍

原有西侧建筑或在乾隆年间被拆除
二郎庙在明代万历年间重修，不过关于重修并没有更详细的内容。康熙年间重建寺庙募化耗时十年，落成后甚至请朝中高官撰写碑文，可以看出那时应该是二郎庙最辉煌的时候了，庙宇的等级和地位都比从前有了很大的提升。只是从这些记载中，人们无法了解二郎庙的建筑布局。目前，唯一能看到二郎庙布局的是乾隆时期的京师全图。
从图上看，二郎庙分三部分：一座南向的殿宇，其右前方和右后方分别有一座西向的殿宇。整个寺庙的三座殿，都整体突出于东四大街西侧的临街铺面。二郎庙没有院墙，没有山门，没有偏殿。民国的《北平旅游指南》中记载，这是因为当年修路而拆掉，进而变成只有一间西向的殿宇。但书中对这个说法并没有提出更多证据。
笔者怀疑，二郎庙从前是一座传统的坐北朝南的庙宇，其建筑群远不止乾隆京师全图上看到的三座殿，甚至更不是民国年间记载的只有一间殿宇的小庙。这其中的变化过程有待研究推断。
当然，乾隆京师全图中，二郎庙的布局虽然奇怪，但也不是没有规律可循。按清代寺庙的规制，图上的二郎庙，完全可以看作是一座完整的庙宇被拆改后的形态。笔者推测，它被拆掉了西侧的所有建筑，并且整体拆除了围墙。被拆掉的部分包括山门、正殿西配殿，后殿、后殿的西配殿，大殿的原始位置没有变，依然坐北朝南，而且大殿原本位于庙宇的中心，因为拆去西侧的建筑，在乾隆京师全图上，就变成突出街道的庙宇了。
如果这个猜测成立，那么二郎庙的西侧墙或许就是元朝街道的边界线，也就是元代东四大街的东边缘线。随着时代的发展，东四大街人流量增大，这条南北的道路不断外扩，变宽，其他临街房子都在不断向后退。直到乾隆年间的一次扩路行动中，为了保证交通顺畅，二郎庙也被迫拆毁了西侧的建筑。使得留存的三个殿宇，都变成了当街庙。值得一提的是，二郎庙因为扩路而成为当街庙，并不是孤例。
在乾隆京师全图上，沿着东四大街，一直向北，到达东四牌楼，在东四北侧牌楼的东北角，同样有一座临街小庙，和二郎庙类似，两进殿宇带山门，被围成当街建筑。
综合分析，在元代东四南大街并没有明清时期那么宽阔，二郎庙的西侧墙就紧邻东四南大街，明代万历年间以及清代康熙年间重建时，也保持了相同的格局。但乾隆年间，东四南大街经历了一场大的扩路工程，进而把二郎庙的围墙和西侧建筑都拆除了，大殿也变成了独立于其他建筑的单体建筑。到清末光绪年间，再次扩路，这次连大殿也被拆除。在街道东侧，当时人们另寻一西向空地建成一个小殿，变成了二郎庙的唯一建筑。
当然，这些内容完全是个人的推断，只是希望提出一种可能，供大家探讨。
周汝昌详细记载过二郎庙
民国时，关于二郎庙的布局，资料多了不少。周汝昌所著的《北斗京华：北京生活五十年漫忆》中，有一段民国时期（大概上世纪40年代）二郎庙的描写。
“庙虽极小，名气则大。庙供奉的是二郎神杨戬。庙并无门，只是木栅为栏，那不过一间小屋的大小，窄小得有趣……”“印象最深的是庙外两件文物：一是庙门南侧（墙由此缩进数尺，成一拐凹之处）有一汉白玉碑；二是庙门北侧墙上深嵌着一尊古石兽，面与双前腿外露，身子在墙里不知有多大。看碑，其体制大约不过是清初所建，这在北京是‘很晚’的、不值细看的‘东西’，碑上文字从未见路人驻足赐目。那石兽可就古极了。看‘面型’不像狮子，似乎略与西城的石虎有相仿之处。前腿高而挺直，此特点表明至晚也是金、元之古物，与明清做法大有分际。此为何兽？未闻谈者。也许就是二郎神的那个捉孙大圣的神犬？愧不能知。”这是民国时期对该庙最为详细的记载。
最近笔者整理发现的一张老照片，大概是1920年左右拍摄的北京街景。从拍摄顺序看拍摄者是从崇文门沿街向北随意拍摄的街景和人物的。其中一张是灯市口大街附近，画面中有一座很小的寺庙，单开间。殿宇两侧各有一块空地，庙门左侧有一座高大的石碑。石碑前有一个造型古朴的石狮子。正中是一个铁香炉，香炉体量不小，连石座估计2米左右，这种体量的石碑香炉通常是中型寺庙所用，和这个微型小庙非常不相称。在香炉远处，隐约能看到一个石狮子，但造型不同于石碑附近的那个。石碑附近的狮子，整体呈坐状，但头部呈大角度的扭曲；四肢健壮有力，造型完全不同于明清风格，与现存二郎庙遗址那座古朴造型的狮子外形非常相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