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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华民：世界经济跌入大停滞之谜①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华民：世界经济跌入大停滞之谜②
_原题是：世界经济跌入大停滞之谜③|文明的冲突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华民教授认为 ， 人们对世界经济跌入长期增长停滞认识不足与不准确 ， 是导致世界经济进入长期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 。 为此 ， 他从创新、债务 ， 以及文明三个视角进行分析 ，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在哪里”之问 。
本系列共三篇 。 在第一篇中 ， 华民教授通过对创新定义的梳理以辨别“真假创新” ， 他认为 ， 创新不足是世界经济跌入长期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之一 。 在第二篇中 ， 华民教授分析了债务经济形成的原因、政府为何要救市 ， 以及政府救市产生的影响 。 以下内容为该系列第三篇 。 在本文中 ， 华民教授分析了文明冲突的起源 ， 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关系 ， 以及人类该如何走出这个坏周期 。
世界经济陷入长期停滞也与政治因素有关 。 那就是伴随着民族主义兴起而带来的文明的冲突 。 为了正确理解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文明的冲突 ， 我们首先需要对文明加以定义 。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给以下这些容易混淆的概念做了准确的区分 ， 有助于我们对文明的理解：第一 ， 关于国家 。 什么是国家？国家给出了主权的地理边界；第二关于社会 。 什么是社会？社会是一种静态结构；第三 ， 关于文化 。 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一种行为规则；第四 ， 关于文明 。 什么是文明？文明是一种动态的发展 。 主权国家的边界有可能遭遇入侵；作为静态结构的社会是由不同的阶层所组成的；每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多元的 ， 因而文化既有好的一面 ， 也会有坏的一面；就文明是一种动态发展而言 ， 则有先进与落后、现代与传统之别 。 伊恩·莫里斯在《人类的演变》一书中构建了一个极富启发性的模型来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别 。 这个模型给出了两个重要的向量来区分文明的发展状态：一个是理性；另一个是自由 。 从这两个向量来看世界各国文明发展的程度 ， 伊恩·莫里斯发现基督新教处于最为领先的地位 ， 而伊斯兰教则处于文明发展的落后状态 。 尤瓦尔·赫拉利进一步以科学作为标准来区分了现代文明与前现代文明 ， 他研究发现 ， 科学革命在本质上不是知识的革命 ， 而是对无知的革命 。 现代文明愿意承认无知 ， 故而有了科学革命 ， 前现代文明基本上都不愿意承认无知 ， 因而也就无科学革命 。 据此可以认为 ， 文明之先进程度不仅取决于其是否理性和自由 ， 而且还取决于其是否承认无知、以及由此带来的科学革命 。 把伊恩·莫里斯和尤瓦尔·赫拉利的思想综合起来 ， 我们就可以得到区分文明先进与否的基本要素：理性、自由和科学 。
既然文明有先进与落后之分 ， 那么
文明又是靠什么来推动其演进的呢？
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发现 ， 文明的演进主要靠文化的革新 。 但是 ， 文化的革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 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加以分析：
第一 ， 就像布罗代尔在《文明史》中所指出的那样 ， 一个文明通常不肯接受质疑它自身的任一深层结构的文化革新 ， 因为这种革新最终会指向一个文明的心脏 ， 正因为此 ， 每个文明都会拒绝或排斥其他文明的某种东西 ， 特别是那些会影响其心脏跳动的东西 ， 比如人权、女性地位、公民教育和理性、以及城市发展（城市是文明的起点）等 。 当然在这方面也会有例外 ， 比如日本就是一个文明演进速度非常之快的国家 ， 日本为何可以在最近200年不到的时间里迅速实现文明的演进 ， 原因可能在于日本不是世界主要文明的旗手 ， 日本是个追随者 ， 日本不是儒家文化的原创者 ， 儒家文化的文明心脏不在日本 ， 因为是追随者 ， 日本就可以在不同文明之间进行优劣选择 ， 从而在亚洲国家中率先完成从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 。
第二 ， 任何文化事实上都是多元的 ， 在多元的文化中 ， 既有好的文化 ， 也有坏的文化 。 在某个特定时刻 ， 文化的某些特性会凸显出来 ， 并且似乎显得不可改变 。 但是随着政治与经济的变迁 ， 现有文化的某些特性的重要性开始减退 ， 从而会给具有其他特性的文化提供或多或少的发展空间 。 历史的经验表明 ， 当好的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 ， 社会与经济发展就会向好 ， 文明就会良性演进 ， 反之则向坏 。 基于这样的观点 ， 复杂的、多元化的文化系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看什么样的文化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 ， 好的还是坏的？究竟是好的文化占据主导地位 ， 还是坏的文化占据主导地位 ， 这将取决于社会的政治结构 。 政治不仅能够改变文化 ， 而且也能够挽救文化 。 当一个国家采取集权体制时 ， 其文化中的压制经济增长与文明演进的那些部分就会占据主导地位 ， 当国家的政治结构处于分权或者民主状态时 ， 其文化中那些有利于经济增长与文明演进的部分就会起主导作用 。 在这方面 ， 中东提供了最好的实证经验 。分页标题#e#
中东阿拉伯世界曾经是科学和贸易的中心 ， 然而近几十年来 ， 它们主要的出口品却是石油和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 ， 文明发展陷入了停滞 。 按照韦伯的理论 ， 你可以认为中东的问题在于没有资本主义精神 ， 但铁木尔·库兰并不同意这样的解释 ， 他认为问题不在于缺什么 ， 而是在于阻碍其经济发展和文明演进的因素为何会经久不灭 ， 在于防御性地拒绝学习 ， 系统性地抑制好奇心 ， 以及热衷于复仇和怀旧的案例研究 。 今天他们仍在激烈争论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伊斯兰？而不是现代文明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化与政治 。
文明是植根于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 。 文明的冲突源于民族主义的兴起 。 就文明的差异主要是由文化与政治差异所造成的而言 ， 文明的冲突归根到底是不同民族国家间文化与政治的冲突 。 问题在于文明的差异在什么情况下会激化为文明的冲突 。 就当代而言 ，
文明的差异演变成为文明的冲突可能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东西方冷战的终结与经济全球化 。
起始于1949年的东西方冷战（1949年苏、罗、捷、保、匈、波六国成立经互会 ， 1955年签署华沙条约 ， 1961年建设柏林墙） ， 导致文明的冲突让位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不同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的博弈 。 在东西方冷战时期 ， 具有民族性的文明冲突都被具有世界性的制度冲突所替代 。 原因在于工业化国家的工业文明对于非工业化国家传统的农耕文明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 结果 ， 不管是热战（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 还是冷战时期 ， 冲突主要发生在工业化国家之间 ， 而不是工业文明（西方文明）和农耕文明（非西方文明）之间 。 工业文明在带来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民生改善的同时 ， 产生了静态的农耕社会所未遇到过的大问题 ， 那就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 以及比之农耕社会更为严重的收入分配的极化趋势 。
面对这两个问题 ， 工业化国家依据不同的意识形态、选择了不同的制度模式 。 很显然 ， 这不是关于要不要工业文明的竞争 ， 而是关于工业文明如何公平、正义和更有道德的向前推进的竞争 。 不从政治操作的层面上来讲 ， 就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的层面上来讲 ， 工业文明国家之间的这种竞争不是为了“民族复兴”、回到传统 ， 而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 。 经过40年左右的博弈 ， 西方资本主义与东方共产主义的对决以柏林墙的倒塌而宣告终结 ， 日裔美国历史学家福山以极为兴奋的心情写下了《历史的终结》这本书 ， 告诉全世界发生在工业化世界的两种意识形态和两种制度博弈的历史已经结束 ， 世界将会走向一个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时代 。
但是 ，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 ， 福山期望的这个新时代并未如期到来 。 1989年柏林墙倒塌 ， 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显而易见地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 按道理接踵而来的应当是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替代 ， 但历史终极之后的却是民族主义的兴起 ， 不管是获胜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 还是失败的东方国家几乎全都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 。 就像克雷格·卡尔霍恩在“民族主义与市民社会”一文中深刻指出的那样 ， 世界迎来的不是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一统天下 ， 即人们所期望的世界主义 ， 而是民族主义 ， 于是便有了文明的冲突 。
现在我们再来进一步分析讨论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 全球化既是各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 也是造成文明冲突的催化剂 。 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巨大的 ， 全球化借助于自由贸易和投资 ， 让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插上了翅膀 ， 凡是参加全球化的国家都获得了极其可观的“得自对外贸易的利益”（英国重商主义时代经济学家“托马斯·孟”之语） 。 如果我们把全球化带来的对外贸易的利益定义为全球化的收益 ， 那么全球化带来的成本就是各个参与全球化国家的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的持续扩大 。 为了讨论的方便起见 ， 我们把前者称之为全球化的贝塔（ ）效应 ， 把后者称之为全球化的西格玛（ ）效应 。 当 效应的时候 ， 全球化可以持续 ， 但是 ， 一旦出现后者大于前者的情况时 ， 全球化就会走向逆转 ， 自由主义就会被民族主义所取代 ， 从而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合作就有可能被民族主义背景下的文明的冲突所提替代 。
在全球化背景下 ， 通过自由贸易和投资带来的β效应造成了非西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崛起 ， 它们的增长速度远超工业化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 ， 经济的总量规模也与后者迅速趋近 ， 这就会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产生两大问题：一是过度自信；二是对于经济增长的严重误解 。 过度自信源于对经济总量实力增长和经济能力是否领先缺乏正确的理解 ， 简单地把由经济总量增长带来的实力增加等同于经济能力（包括研发、知识、生产技术、产品质量与品牌、生产率与竞争力等）的全面领先 ， 从而无视客观存在的、与发达工业化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 ， 变合作与学习为竞争与博弈 。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通过参与全球化而实现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自由贸易和外来的投资所造成的 ， 但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冲击下 ， 人们没有时间来认真思考导致经济快速增长的真正原因 ， 而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热浪中听凭头脑的自然反应 ， 误以为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增长是因为现有的文化与制度作用的结果 ， 以致对于能够通向未来的制度改革、产权界定、技术创新一概不感兴趣 。 考虑到历史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大都遭遇过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殖民主义入侵 ， 以上所说的“过度自信”和“增长误解”就会引导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逐渐从自由主义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与国际接轨的全球化立场退回到民族主义的“伟大复兴”的立场上 ， 用文明博弈的方法来处理与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外交、政治与经济关系 ， 从而导致了当今世界文明博弈格局的形成 。分页标题#e#
我们再来看全球化所产生的Σ效应是怎样把世界推向文明冲突的 。 在1970年代之前的西方全球化时代 ， Σ效应是不大的 ， 从有关统计数据来看 ， 从1900年至1980年 ， 西方工业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基尼系数都是下降的 ， 最高1%群体个人收入占全社会财富的总额 ， 从平均65%左右下降到了25%左右 。 但是 ， 自1980年以来 ， 这一占比一直在上升 ， 到2013年已经上升到40%左右 。 1980年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拐点 ， 为什么呢？因为自1979年中国对外开放始 ， 全球化就从西方的全球化变成了有非西方国家参与的全球化 ， 于是 ， 仅限于“同质”国家参与的西方全球化就发展成为有非西方“异质”国家参与的“泛全球化” 。
西方全球化与泛全球化有什么区别呢？在西方全球化时代 ， 国际贸易是建立在产业内分工基础上的 。 产业内分工属于“内点解” ， 参与贸易的各方各自生产一个独立完整的相似商品 ， 然后根据各国消费者的不同偏好进行相互之间的贸易 。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1970年代的汽车贸易就是典型的产业内分工和贸易 。 这样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影响的是贸易总量与经济增长 ， 但不会产生就业与收入在贸易参与国之间的再分配 。 换句话说 ， 属于内点解的产业内分工和贸易产生的主要是 效应 ， 而不是Σ效应 。 自进入泛全球化时代以来 ， 占主导地位的是建立在“产业链分工”基础上的产品内贸易 ， 推动这种分工与贸易模式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异质国家参与全球化 ， 凸显发达工业化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禀赋差异 ， 为全球产业链分工提供了可能性；中间品标准化、可贸易则为全球产业链分工和贸易提供了现实的可行性 。 全球产业链分工属于“角点解” ， 通过分拆产品包（外包） ， 把一道道工序与一项项任务分配到其生产或运行成本最低的国家与地区 ， 借以实现公司利润的最大化 。
这种分工与贸易模式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后果呢？第一 ， 产生了极大的β效应 ，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因此而得益 ， 发达工业化国家则“相对受损” ， 因为它们在经济总量上逐渐被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所赶超；第二 ， 同时又带来了巨大的Σ效应 ， 原来集中在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完整产业链通过分拆与外包被肢解 ， 从中间品生产到产品加工不断地转移到国外 ， 只留下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研发 ， 由此造成的世界范围的就业再分配导致发达工业化国家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直至走向极化 ， 即少数资本所有者和知识劳动者（被称为当代社会的10%）的收入增加 ， 在国民收入份额中占比不断提高 ， 而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则因为就业机会的外流而趋于下降；第三 ， 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跨国公司成为全球产业链分工与贸易的大赢家 ， 它们借助于全球产业链分工实现了全球性的资源优化配置 ， 在利润不断增加的同时 ， 还可借助于全球避税港降低税收支付 ， 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性的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 ， 导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所说的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r>g）的严重后果（r>g意味着劳动收入被资本再分配） 。
面对Σ>β、βL>βH （βL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 βH为发达工业化国家）和r>g的多重失衡 ， 对离岸跨国公司无税可征 ， 难以进行大规模收入再分配的情况下 ， 放弃自由主义、走向民族主义 ， 退出全球产业链分工和贸易、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重建产业链就成为发达工业化国家为数不多的能够被广大选民所接受的国策 。 各国的政治家们乘势而为 ， 纷纷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 ， 高喊着“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优先、“让祖国变得更加伟大”的口号 ， 将世界引向了文明的冲突 。 罗德里克的“三元悖论”不幸应验 ， 就连亨廷顿的关于文明的冲突之预言居然也成为现实 。
文明的冲突会带来什么结果呢？一旦抛弃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因为全球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特别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遭遇了“滑铁卢”） ， 在每个民族国家的内部 ， 国家主义就会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堂而皇之地取代自由主义 ， 威权政治与政治强人将会接踵而来 。 走出每个民族国家 ， 我们可以能看到的则是一个无秩序、无规则、无霸权的世界 ， 在这样一个世界中 ， 国际合作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 那些只有依靠全人类合作才能加以解决的问题将会变得无解 ， 世界经济将会继续行走在长期停滞的道路上 。 世界进入了一个坏的周期 ， 不仅是一个坏的经济周期 ， 而且还是一个坏的政治周期 。分页标题#e#
现在的问题是 ，
我们如何才能走出这样一个坏的周期 ， 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呢？
从流量的角度来讲就是要靠创新 。 当然必须是真正的创新 。 因为只有真正的创新才能扩大生产率的边界 ， 把经济从停滞中解救出来 ， 走向繁荣 。 为此需要解决当下创新中存在的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 ， 是关于自由 。 思想自由可以带来新想法和新创意 ， 促进真正的创新 ， 经济自由可以减少旨在逃避政府管制（管制与监管的区别在于不准入）的假创新 ， 比如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创新 ， 以及各种各样的金融创新 ， 大都是因为经济不自由、政府过度管制而引起的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来替代自由主义是不利于创新的 。
第二 ， 是关于创新的取向 。 是毁灭性的创造？还是技术性替代？是产业模式创新？还是商业模式创新或者盈利模式创新？毁灭性的创造或者产业模式创新具有离心进化的功能 ， 并能带来收入效应与为正的外部性 。 技术性的替代、商业模式创新或者盈利模式创新不具有进化功能 ， 产生的是替代效应 ， 并且还会带来为负的外部性 。 据此 ， 可以按照庇古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 在科学认定创新属性及其取向的基础上以不同的税收政策加以对待 ， 这种做法与事先不准自由进入的政府管制是截然不同的 。
第三 ， 是关于人文关怀 。 并不是所有创新都是可以增进人类福利的 ， 创新的取向出错是不能增进人类福利的 。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 ， 假如创新缺乏人文关怀 ， 那么其对社会带来的后果将是十分有害的 。 比如互联网大数据创新 ， 一旦转变成为可怕的“算法”与政治治理的工具 ， 那就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极为负面的影响 。 我们已经看到了算法统治与数字化管理带来的一些影响 ， 那就是更少的自由、更少的思想、更少的理性与更少的人文关怀 。 由此可以得到的结论是：把数字化管理植入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不人道的 。 数字化创新可以用于人类的生产劳动 ， 但绝不能用来控制与管理人类的社会与经济活动 。
从存量的角度来讲就是要清算债务 。 清算债务就是紧缩全社会的资产负债表 。 这在微观上可以清除掉那些资源错配、没有效率和过度使用金融杠杆的僵尸企业 ， 避免流动性的进一步损失 。 在宏观上可以控制货币发行 ， 保持币值稳定 ， 促进储蓄 ， 降低全社会的时间偏好率 ， 将更多的流动性和资源配置到正确的用途上来 。 清算债务还可以杜绝迭代效应 ， 即把当代人所犯的错误递延到下一代人的身上 ， 由他们来承担当代人错误决策和投资的成本 。 当然 ， 清算债务会带来短期冲击 ， 既然清算造成的冲击是短期的 ， 那么这种冲击就不会像那些反对清算的人们所担心的那样 ， 影响到整整一代人的生活 。 即使那个“短期”足够“长” ， 我们也不能接受凯恩斯主义的立场 ， 即使从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去 ， 但也不能是那种“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的、极端利己主义的死法 。 所以正确的做法应当是：降低杠杆、停止负债、减少货币发行 。
大自然给予我们的东西足够多 ， 人类只要好好加以利用 ， 所有人都会过上幸福的日子 。 没有必要为了个人、团体、组织和民族的利益 ， 彼此间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来获取资源 。 其实 ， 自然界未被利用的资源是丰裕的、而不是稀缺的 ， 人类对自然的认知远远没有达到穷尽的地步（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关于资源稀缺的假定可能是不够准确的） 。 更为重要的是 ， 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也远远没有穷尽 ， 只是因为受到了不合理的文化、制度、以及技术等因素的制约 ， 造成了局部的贫困 。 因此 ， 人类或者当今世界真正需要的是相互合作、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 通过财富创造和贸易、而不是资源争夺来解决贫困问题 ， 甚或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 。 很显然 ， 当下基于民族主义立场之上的文明的冲突是无助于以上这些问题解决的 。 因此 ， 抛弃民族主义、停止不同文明之间的博弈、求同存异、和平发展、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如气候、环境、疫情、自由贸易、全球治理等）、共同创造一个繁荣的新世界 ， 才是让世界走出长期增长停滞的智慧之举 。
（作者华民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澎湃新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华民：世界经济跌入大停滞之谜③】责任编辑：张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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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澎湃新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华民：世界经济跌入大停滞之谜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