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原题是：管涛：贸易顺差去哪儿了丨汇海观涛
将贸易顺差不顺收都视作隐藏的资本外逃 ， 显然言过其实 。 相反 ， 贸易渠道的资本外逃更应主要是出口低报、进口高报价格 。 不能排除出口后不收汇、境外截留资金的情况 ， 但这是非法逃汇 ， 属于监管严打对象 ， 且早有成熟的信息化、电子化的监管体系 ， 恐不会太普遍 。
去年 ， 在全球贸易大幅萎缩的情况下 ， 海关统计的中国进出口额较上年增长1.5% ， 创历史新高；进出口顺差5350亿美元 ， 增长27% ， 仅次于2015年的5939亿美元 。 然而 ， 国家外汇管理局的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统计显示 ， 同期海关口径的涉外贸易收付顺差为1717亿美元 ， 较海关统计的进出口顺差少了3634亿美元 ， “贸易顺差不顺收”的负缺口同比增长47% 。
出口少收、进口多付导致贸易顺差不顺收
去年 ， 海关统计的出口额2.59万亿美元 ， 外汇局统计的海关口径贸易收入2.32万亿美元 ， 企业出口少收款2661亿美元 ， 贡献了贸易顺差不顺收缺口的73%；海关统计的进口额2.06万亿美元 ， 外汇局统计的海关口径贸易支出2.15万亿美元 ， 企业进口少付款973亿美元 ， 贡献了贸易顺差不顺收缺口的27%（见图1） 。
2010年以来 ， 中国企业出口收入长期低于海关出口额（即出口少收款） ， 出口收款比率维持在90%左右 。 去年 ， 该比率为89.7% ， 较上年低了1.3个百分点 。 2013年以前 ， 中国企业进口付款低于海关进口额 ， 但2014年之后开始大过海关进口额（即进口多付款） ， 企业进口付款比率持续高于100% 。 去年 ， 该比率为104.7% ， 较上年高出3.6个百分点（见图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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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贸易顺差去哪儿了】
受此影响 ， 近年来中国贸易顺差不顺收状况越来越突出 。 2014~2019年 ， 这个负缺口与同期进出口额之比平均为6.5% ， 高于2010~2013年平均1.4%的水平 。 去年该比例为7.8% ， 高出上年2.4个百分点 ， 高出2014~2019年均值1.3个百分点（见图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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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海关进出口与贸易收付款本就难以一一对应
企业进出口往来中本身就有些正常的出口不收款和进口不支付 。 如对外无偿援助和捐赠物资出口没有对应的出口收入 ，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记录在对外投资项下也无对应的出口收入 ， 来料加工仅收工缴费等 。 再如 ， 接受境外无偿援助或捐赠物资进口没有对应的进口支出 ， 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口不用付款而是在出口环节收工缴费 ， 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和物品是作为外商的实物出资不用付汇等 。 这些数据均可以从海关进出口的贸易方式统计中获得 。
剔除正常的不收款因素后 ， 导致企业出口少收的原因还有：一是境外进口商对境内出口商的赊账行为（如出口推迟收款）；二是2011年1月1日起 ， 境内企业出口收入在核定的规模内可以存放境外用于对外支付；三是企业出口出现坏账不能收汇；四是企业可能为完成业绩考核虚报出口价格；五是出口后不收汇 ， 境外截留资金 ， 等等 。 而导致企业进口多付的原因有：一是企业提前对外进口支付（如进口延迟付款）；二是利用存放境外的出口收入对外进口支付；三是支付由于避税等原因导致的价格低报进口 ， 等等 。
由此可见 ， 将贸易顺差不顺收都视作隐藏的资本外逃 ， 显然言过其实 。 相反 ， 贸易渠道的资本外逃更应主要是出口低报、进口高报价格 。 不能排除出口后不收汇、境外截留资金的情况 ， 但这是非法逃汇 ， 属于监管严打对象（逃汇罪列入了刑法） ， 且早有成熟的信息化、电子化的监管体系（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在金关工程下推出了海关、外汇局、银行联网的电子口岸系统） ， 恐不会太普遍 。
贸易顺差不顺收的统计和经济含义
首先 ， 进出口顺差不代表涉外收付款顺差 ， 更不代表外汇供求顺差 。 去年 ， 银行代客贸易结售汇顺差2396亿美元 ， 较银行代客涉外贸易收付款顺差多出680亿美元（上年为少了109亿美元） ， 该缺口相当于海关进出口顺差的45% ， 虽高于上年的39% ， 却小于2017~2019年的均值55%（见图4） 。 这反映了当年人民币汇率先抑后扬、宽幅震荡 ， 市场风险偏好逆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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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进出口报关到贸易收付款通常有1至3个月的时间差 。 去年外贸出口增长前低后高 ， 四季度出口额占到全年出口的30% ， 进出口顺差占到全年顺差额的近40%；贸易顺差不顺收的缺口也主要出现在年底 ， 四季度贸易顺差不顺收负缺口1750亿美元 ， 占到全年负缺口的48% 。 因此 ， 不排除去年底的贸易顺差不顺收部分 ， 有可能转为今年初更多贸易项下的跨境资金净流入乃至净结汇 。
其次 ， 银行代客涉外收付统计是现金收付制的编制原则 ， 而国际收支统计是权责发生制的编制原则 。 二者的区别在于 ， 在海关进出口报关后 ， 如果当期没有发生贸易收付款行为 ， 在银行代客涉外收付统计中就不记录 ， 但在国际收支中却要记录 。 其中 ， 前述出口延迟收款（包括部分被监测到的出口不收汇）或进口提前付款的行为 ， 要记为“其他投资”资产方的贸易信贷资产净获得增加 ， 或负债方的贸易信贷负债净产生减少；企业出口收入存放境外 ， 则要记为“其他投资”资产方的货币和存款净获得增加 ， 若企业用境外存款支付进口 ， 则应该在相应的项目下记为净获得减少；如果企业核销出口坏账 ， 应借记“经常项目”二次收入的经常转移；如果高报出口价格却没有对应的出口收入 ， 以及低报进口价格却要支付对应的进口 ， 这将反映贸易顺差的高估 ， 会被记录为“净误差与遗漏”负值 。
显然 ， 在贸易顺差不顺收情形下 ， 贸易顺差自带与贸易有关的资本流出 ， 只是有的反映在前述线上项目中 ， 有的反映为线下的净误差与遗漏负值 。 但不论反映在线上还是线下 ， 都不会影响“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必然逆差”的基本逻辑 。 理论上讲 ， 按照“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编制原则 ， 如果与进出口相关的每笔交易（包括进出口走私和内部价格转移等非法交易）都可以追踪到的话 ， 就可以按借贷记账法做会计分录 ， 最终借贷双方就一定能够做平 。 因为统计就是统计 ， 是对经济活动的客观反映 ， 统计不是监管 。 而且 ， 相关部门掌握了大量内部信息 ， 包括过程中的信息中间产品 ， 外部简单由自己掌握的有限信息推论所谓“消失的贸易顺差”也要慎重 。
需要指出的是 ， 因为中国国际收支统计主要依靠银行间接申报 ， 长于现金收付制下的逐笔数据采集 。 而权责发生制情况下 ， 因为企业在银行没有发生收付款行为 ， 故只能通过抽样调查或者估算方式获得数据 。 如贸易信贷的资产和负债统计 ， 外汇局就是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采集数据 。 但受制于样本数的局限性和抽样的频率 ， 贸易信贷统计的质量难以保证 。 比如 ， 去年前三季度 ， 贸易顺差不顺收负缺口1883亿美元 ， 其中相当部分本应反映为贸易信贷资产净获得增加、负债净产生减少 ， 但同期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贸易信贷资产与负债合计仅净流出145亿美元 ， 国际投资头寸表中的贸易信贷净负债余额也仅增加68亿美元 。 这显然与当期贸易收付款差额与进出口顺差的偏离相去甚远 。
然而 ， 一方面 ， 贸易信贷抽样调查的方法在找到更加可信的替代方案之前不可能随意改动；另一方面 ， 贸易信贷资产负债与进出口额的正常比例多少合适（见图5） ， 国际上没有统一的标准或经验值（如净误差与遗漏额的国际合理标准为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进出口额的正负5%以内） 。 鉴于中国进出口规模每年四五万亿美元 ， 一两个百分点的偏离就是成百上千亿美元 ， 这可能是导致近年中国国际收支净误差与遗漏偏大的重要原因 。 2010年一季度至2020年三季度 ， 贸易顺差不顺收缺口与净误差与遗漏净值之间为强正相关0.719（见图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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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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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在扩大开放过程中统筹安全与发展 ， 不断提高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能力 ， 是我们的“必修课” 。 今年初外汇管理工作会议提出夯实外汇管理基础工作 ， 其中之一就是完善国际收支统计体系 。 这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 。
（作者系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责任编辑：唐婧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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