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 ， “生孩子”是一个热门话题 ， 这一方面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在下降 ，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疫情隔离的那段时间里 ， 很多人都觉得在家生孩子的人会变多 。
因此 ， 2020年一直被期盼着会迎来一场“婴儿潮” ， 那么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国家统计局尚未发布过去一年的官方生育数据 ， 但与一些人口统计学家的预测相反 ， 许多城市和省份已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 出生人口数量下滑幅度都超过了一成 ， 有一些城市甚至超过了两成 。
多地出生人口下滑幅度超一成
首先来看一线城市广州 。 根据广州日报的报道 ， 从广州市活产数变化数据看 ， 近10年 ， 广州市分娩量在生育政策调整的刺激下产生过生育高峰 ， 但迅速回落 ， 广州2020年回落至19.55万 ， 较2017年下降了近10万 ， 达到近10年来最低水平 。
其次是浙江省的经济大市温州 。 据当地媒体报道 ， 1月20日 ， 温州市健康妇幼指导中心发布了2020年出生人口大数据：出生人口近6年来再创新低 。 2020年度温州地区58家助产机构住院分娩活产数73230 ， 比2019年同期减少19.01% 。
据悉温州出生人口历史最高峰在2012年 ， 分娩活产数是144988 ， 和2020年相比 ， 减少近50% 。
同样是在浙江 ， 宁波的数据也是一样 。 宁波市卫健委去年9月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 2020年上半年 ， 全市户籍人口出生数同比下降19.24% ， 二孩率下降2.50% 。 根据半年生孕合计数占全年出生数比例 ， 该市卫健委发布的2020年宁波户籍人口出生预报 ， 预测2020年全市人口出生数约为3.6万人 ， 与2019年相比 ， 下降幅度较大 。
宁波下辖的县级慈溪市 ， 其出生人口数量也出现明显下滑 。 2020年慈溪市出生人口6476人 ， 2019年为7382人 。 2020年出生人口较2019年减少906人 ， 下滑约12.27% 。
而在浙江的山区市丽水 ， 全年出生22799人 ， 比上年减少7041人 ， 下降了23.6% 。 出生人口中 ， 男性11864人 ， 女性10935人 。
另据银川媒体报道 ， 据统计 ， 2018年银川新生儿数量为29956人 ， 2019年银川新生儿数量为27753人 ， 到2020年 ， 银川新生儿数量相较前两年明显下降 ， 为24452人 。 每一年男孩和女孩的数量基本持平 。 按此计算 ， 2020年银川出生人口下滑了11.89% 。
从目前各个城市披露的可对比数据来看 ， 2020年大多数城市出生人口下滑幅度超过了一成 ， 也有一些城市超过了两成 。
此前 ， “母婴圈的网红”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段涛也在其公众号上发文：“我曾经和很多省份的专家沟通过 ， 2020年大家分娩量的下降基本上是在10%-20%之间 ， 以此估计2020年中国的分娩总量下降10%-20%是大概率事件 。 ”
为什么不愿意生娃？
以前 ， 在计划生育期间 ， 有些家庭冒着罚款的风险也要生下二胎 。 但如今二胎政策全面放开了 ， 很多夫妇却不愿再生了？
据广州日报报道 ，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党委书记夏慧敏指出 ， 仅依靠生育政策的调整仍然不足以提升育龄夫妇生育意愿 ， “生育意愿主要受经济收入、婚姻状况、职业发展、居住地、养育压力、政策和社会支持等因素影响 。 ”目前 ， 房价收入比偏高 ， 育儿成本高昂 ， 托幼、义务教育等相关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仍然缺位 ， 照料压力、养育成本以及追求生活质量等因素极大的约束了育龄夫妇生育意愿 。
浙江官方此前发布的一篇《浙江人口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分析》分析指出 ， （目前）生育成本巨大 。 根据全国生育意愿调查 ， 经济负担重排名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十大原因之首 。 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认为学前教育支出对他们来说负担较重 。 而对于双职工家庭而言 ， 子女照料和家庭服务严重依赖家庭代际支持 。
浙江省统计局发布的《浙江省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情况调研报告》显示 ， 浙江育儿费用占用家庭较大开支 ， 家庭育儿负担较重 。 57.3%已托育家长认为照护费用高昂 ， 经济压力较大 。 6.1%的家长反映平均每月用于育儿的全部费用在6000元及以上 ， 65.1%的家长反映在2000-6000（含6000）元 。 而单个儿童在托育机构育儿费用也不低 ， 60%家长反映平均每月托育费花费1000—3000元（含3000） ， 10.7%家长反映是3000元及以上 。
任泽平团队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 ， 生育意愿减低主要有三个原因：
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 ， 再到成本约束 。 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 ， 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高死亡率驱动阶段 ， 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从而保证收益最大化 ， 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 。 二是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 ， 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 ， 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 。 三是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 ， 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 ， 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 ， 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 。 四是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 ， 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 ， 低于意愿生育水平 。分页标题#e#
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 。 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回落 ， 离婚率持续攀升 ， 2013~2019年离结比从26%攀升至44%；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 ， 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 ， 主要初育年龄从20~27岁推迟到22~29岁 。 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 ， “剩女”规模快速增加至约600万人 ， 学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 。 此外 ， 丁克家庭、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基础 。
教育医疗住房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 ， “生得起、养不起” 。 教育成本明显攀升 ， 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 。 此外“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 。 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 ， 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 。
只有中国人不愿意生？
放眼全球 ， 生育意愿降低已经成为了普遍性的现象 。 现代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 ， 生育率越是下降 。
韩国1月初发布的人口数据显示 ， 2020年韩国的死亡人数首次超过出生人数 。 2020年只有27.58万名婴儿出生 ， 创下历史最低值 ， 比2019年下降了约10% 。 同年死亡人口约30万 ， 总人口出现自然减少 。
在连续十余年人口负增长的日本 ， 情况也不容乐观 。 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显示 ， 日本2020年的出生人口约为84.8万人 ， 与2019年相比减少约1.7万人 ， 降至1899年有该项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 。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发布的2020年人口统计报告也显示 ， 2020年法国新生儿只有74万 ， 比2019年减少1.3万 ， 出生婴儿数量创1945年二战之后的最低水平 。
为了鼓励结婚生育 ， 近年各国政府没有少花精力 。 比如 ， 日本最新的新婚补助显示 ， 居住在实施新婚补助计划地区的新婚夫妇 ， 从今年4月起可以获得最高6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9万元）的补贴 ， 用以支付婚后的房租和其他费用 。 其中 ， 日本中央政府承担2/3的补助经费 ， 地方政府承担1/3 。
此外 ， 日本的部分地方政府还引入了人工智能（AI）婚配系统 ， 旨在进一步提高适龄青年的结婚率 。 为此 ， 中央政府在2021财年的预算中还划拨了20亿日元对这一系统进行完善和推广 。
【浙江|疫情宅家要生更多的娃？多地公布新生儿数量，结果出人意料】文章来源：每日经济新闻、自第一财经、界面新闻、泽平宏观等

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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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浙江|疫情宅家要生更多的娃？多地公布新生儿数量，结果出人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