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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作曲家在乐队的代理人 ， 是音乐内在的声音 。 他的指挥是那样感情丰富、那样复杂、那样动人 ， 甚至间或是无法避免地存在于生活活的音乐的化身 。 ----特德·韦斯特

【演唱会|音乐会指挥家，尽显大师风范的小泽征尔】中央乐团1983年第11期星期音乐会 ， 台上与台下 ， 观众和演员 ， 都异常振奋 。 这次音乐会的节目有:贝多芬的《G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和《A大调第七交响乐》;特邀日本女高音歌唱家木村万里演唱的歌曲《白领》、《平城山》、《在这帏幕中》和《傻等》 。 指挥台上那轻盈灵活的身影 ， 随着每一个节拍 ， 优雅地起落 。 这是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艺术指导小泽征尔第五次访问中国 ， 他以罕见的激情指挥了中央乐团的这场音乐会 。

“音乐是一种幸福 ， ”在谈到音乐的高深莫测时 ， 小泽征尔那深邃动人的深褐色眸子里闪耀着快乐的光芒 ， 他说话带点口音 ， 是漂亮的男中音 ， “音乐是奇妙的 。 它既是快乐的 ， 又是悲伤的 ， 也是孤独的一它包涵着所有这一切 。 它不需要从字面上去理解 ， 它直接深入到人们的内心 。 ”
生活赐予他痛苦和烦恼
小泽征尔这个名字 ， 对于今天的音乐爱好者来说 ， 几乎无人不晓 。 但中国人听说他这个名字 ， 恐怕还是最近三五年的事 。 其实 ， 小泽征尔出生在中国沈阳 ， 他最早的记忆是北京 。 他的父母是日本人 。 父亲是曾在中国工作的牙科医生 。 小泽征尔生于1935年9月1日 。 1941年 ， 当他6岁的时候 ， 当时的局势迫使他全家返回日本 。 他在东京上学了 。 聪明伶俐的孩子 ， 到了日本却成了小傻瓜一个 。 他发现自己和同学们交谈起来很别扭 。 他讲日语远远不如讲汉语那么顺当 。 同学们嘲笑他 ， 捉弄他 ， 不信任他 。 这深深刺痛了他那颗幼小的心灵 。
然而 ， 这仅仅是他一生中在个性的形成方面不断遭到创伤的头一回 。 战争结无以为生 。 失业和饥饿 ， 威胁着全家 。 直到今天 ， 当小泽征尔回首往事时 ， 他的脸上仍然掠过一丝伤感 。
令人惊讶的是 ， 在苦水里泡大的小泽征尔 ， 从小就显露出了过人的音乐天赋 。 他的父亲 ， 尽管贫穷潦倒 ， 却爱子情深 ， 非常珍惜儿子的这种天赋 。 当他听说横滨有一架旧钢琴出售时 ， 他立即租了一辆手推车 ， 和小泽的两个哥哥一起赶到横滨 。 他们用了三天的时间 ， 总算连拖带拽地把这架笨重的乐器从40公里外的横滨拉回东京 。
他父亲没有失望 。 相反 ， 他感到骄傲 。 小泽一触琴键 ， 就充分显示了他有驾驭这个庞然大物的潜力 。 父亲创造条件 ， 让他专心地练琴 ， 指望他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钢琴演奏家 。 而小泽呢 ， 他在钢琴旁一坐就是几小时 ， 孜孜不倦地练着、练着
可是 ， 命运却又捉弄了他 ， 使他无法成为出色的钢琴演奏家 。 一次 ， 他去踢橄榄球 ， 两只手的食指都严重挫伤 ， 从此变得僵硬笔直了!没有灵活的手指 ， 怎能弹出美妙的曲子?眼看要跨进乐坛大门 ， 又遭如此打击 ， 这对一个踌躇满志的14岁少年来说 ， 生活所赐予的痛苦和烦恼 ， 似乎超出了他的承受力 。
他还是承受住了 。 他已有相当的音乐基础 ， 不能当钢琴家 ， 可以争取当乐队指挥呀!他敬爱的老师一日本东方音乐学院的著名教授斋藤秀夫收留了他 。 他跟这位教授学指 ， 直到1959年 。
但是 ， 在日本研究西方音乐 ， 总是受到种种限制而小泽征尔 ， 已经迷上了西方音乐 。 24岁的小泽征尔 ， 不得不离开祖国 ， 远涉重洋 ， 到欧洲寻求深造和艺术天地 。
“波士顿的灵魂”
在欧洲 ， 他又一次尝到作为一个异乡人的滋味:他人生地不熟 ， 外文鳖脚 。 他骑着一辆摩托车到处流浪 ， 要学习 ， 还得挣面包 。
1959年夏天 ， 他有机会参加在法国贝桑松举行的一次重要指挥竞赛 ， 结果一鸣惊人 ， 获得了一等奖 。 从此 ， 小泽征尔平步青云 。 第二年夏天 ， 他又获得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举行的伯克群音乐中心的库塞维兹基奖 。 后来 ， 小洋征尔到了柏林 ， 受业于有100年历史的世界著名交响乐团—柏林爱乐管弦乐团 。 在当代最杰出的指挥家之一卡拉扬的指点下 ， 他的指挥艺术得到了完美的发展 。 1961至1962年间 ， 他加入美国的纽约交响乐团 ， 成为世界上另一位杰出指挥家和作曲家伯恩斯坦手下的三个副指挥之一 。分页标题#e#

思念祖国的小泽征尔 ， 于1962年下半年回到东京 ， 任日本广播协会交响乐团指挥 。 这位涉世未深的青年人 ， 壮志凌云 ， 决心在日本干出一番事业来 。 他竭尽全力 ， 运用从西方学到的较先进的指挥技巧 ， 给音乐以充满激情的处理 。 可是 ， 日本同行却不以为然 ， 甚至无法容忍 。 而小泽征尔又拒绝采用日本传统的保守的处理方法 。 于是 ， 他最后不得不和乐团分道扬镳 ， 含泪告别祖国 ， 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 。

从1973年开始 ， 他在波士顿交响乐团任指挥 ， 后来荣升艺术指导 。 几十年来 ， 波士顿交响乐团在世界乐坛上无疑一直是数一数二的 ， 但它的演奏却从来没有象在小泽征尔指挥下那样出色过 。
“我们的乐台上有100多名经历各不相同的演奏家”他说话时语气亲切 ， 并为这个乐团有饱满的弦乐声部、热情的木管乐声部和优美的铜管乐声部而感到骄傲 。
“我要求他们所有的人完全听从我的指挥 。 不过有时并不完全象我所期待的那样 。 然而 ， 他们的演奏不止一次地启发了我 ， 使我产生了新的音乐构思 ， 得到了艺术的升华 。 这实在是一种无穷的乐趣 。 ”对于小泽征尔来说 ， 与其说波士顿交响乐团是一件可以由他任意摆布的乐器 ， 不如说他和乐队是一件合为一体的乐器 。
“我的工作就象交通警 。 但对交通警来说、只有红、黄、绿三种颜色 。 而对我来说 ， 色调就要复杂得多 。 例如 ， 有一个乐谱的符号是悲伤 ， 可是 ， 究竟如何悲伤?是哪一种悲伤?是宁静的悲伤 ， 阴郁的悲伤 ， 还是沉闷的悲伤?这些作曲家并未说明 ， 必须由我来做出决定 ， 这就是我的职业 。 ”
一个东方人 ， 要当西方乐坛的“交通警” ， 谈何容易 。 个中的甘苦、只有境遇相似的人才能体会 ， 在当今的西方乐坛上 ， 已出现了三位著名的东方指挥家除他外 ， 还有新加坡人朱晖和印度人未 ， 达 。 作为“波上顿的灵魂” ， 小泽征尔已无可争辩地身当世界第一流的指挥家之列:他和卡拉扬 ， 伯期素尔蒂被并列为“世界四大指挥”

事业与家庭在抵触在抵触中奋发

对小泽征尔来说 ， 无论是在他的祖国日本还是求学欧洲 ， 还是从业美国 ， 使他难于忘怀的 ， 却是中国 。 因为那是他的出生地 。 而他的父亲 ， 更梦寐以求地希望故地重游 。 可是 ， 在那动荡的六十年代 ， 他们当然来不了中国 。 1977年12月 ， 父子俩的共同愿望—访问中国的机会终于到来 。 小泽征尔踏上中国的土地 。 可是 ， 陪伴在他身旁的 ， 不是他的慈父 ， 而是父亲的一张遗像他没有等到这一天就与世长辞了 。
“当我失去我父亲时 ， ”身边总是藏着父亲像片的小泽征尔不无忧伤地说 ， “我发现我自己确实变了 。 在这以前 ， 我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悲伤 。
只要谈起他父亲 ， 总有一种难于觉察的忧伤掠过小泽征尔那张敏锐英俊的脸庞 。 当他指挥贝多芬和“贝多芬第十”勃拉姆斯以及维也纳浪漫派作曲家马勒等人的乐曲时 ， 也往往带有这种伤感
兴许是由于包含着同样的伤感吧 ， 1979年夏天 ， 他作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他的妻子薇拉和两个孩子迁回日本定居了 。 因为他的小女儿塞拉在家里过的是完全日本式的生活 ， 可是在波士顿的学校里和同学们在一起 ， 过的又是纯粹的美国生活方式 。 这使她无所适从 ， 郁郁寡欢 。 小泽征尔不愿让自己的孩子忍受他自己曾经忍受过的那种因社会环境和文化差异而引起的麻烦
“我是一个勤奋工作的人 ， 而我又热爱家庭 。 这两者是我生命的中心 ， 而它们又相互抵触 。
然而 ， 小泽征尔在性格上具有惊人的力量 。 人生 ， 对他来说是一场艺术的严峻考验 。 他虽处于超出正常限度的深刻矛盾之中 ， 却能焕发出无穷的才华 。 或许 ， 正是这种既辛酸又甜蜜的品质 ， 这种折磨人的内心矛盾 ， 激起了他的艺术火花 ， 使他更追求艺术 ， 成为一代指挥大师 ， 为东方人赢得了骄傲

“我是个纯日本血统的人 。 我的生活方式 ， 我的饮食习惯 ， 我的思维方法 ， 全是日本式的 。 但是一旦我置身于西方音乐 ， 我就觉得自己真的忘却了我所生活的世界 。 我可以在任何地方生活 ， 只要那里有出色的音乐 。 ”

来源：(秋意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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