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宁|联合国新闻专访颜宁：勇敢做自己( 二 ) 来源：联合国新闻网

其实我现在回头想想也还是不能苟同的，我觉得360行，行出状元，但是我也不讨厌理科，而且我很喜欢我们班主任，然后到了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我的理想始终是学文，但我想报的是科技中文，当时清华有一个叫科技中文系，对我特别想报。
但这个时候我父母的意见对我影响还挺大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说法，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我爸就让我报生物系。
我之所以报生物系，也是因为我不反感。当时我们的生物老师是一位很酷的女老师，她当时教的也非常有趣。比如说，我还记得我们按照遗传学，比如说你知道血型是怎么回事，你父母是什么血型，那么你可能有哪些血型？如果兄弟姐妹有什么血型，那么怎样去反推父母的血型？
我觉得很有意思，当时确实是被这些遗传规律给震撼到了。这就是我从事生命科学的起点开端，听起来好像都挺随意的。
问：那么后来你到了大学以后，你是不是就发现了这是你毕生致力的方向？
颜宁：没有。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玩得挺嗨的。我到现在都跟学生说，其实大学的专业根本不能决定你未来的方向。为什么？大学更重要的应该是一个通识教育，在大学之前，孩子们大多是居家对吧？跟家庭的关系非常紧密。对于我来说，到大学相当于是第一次不在家里住了，还是挺新鲜的。
大学其实是一个对于人格的塑造和养成非常关键的时候，因为这时候你没有高考的紧箍咒在那等着你，那么其实是有自己无限的天地，你可以去探索，大学其实让你进一步放宽眼界。
那个时候我在清华有各种各样的报告可以听，有各种各样的课可以选，然后认识的人一下子就多了好几十倍那种感觉。你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有各种各样的社团，所以我在大学简直是就是眼花缭乱的，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我想做什么，而且那个时候我还做了我们系的系会主席。
然后我去的公司叫诺华诺德，它是世界上这个提供胰岛素最大的一个公司。我也不喜欢在生物制药公司里面感觉那种有比较严格的层级，然后你的工作就被限制得比较固定，我这个人始终是比较喜欢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
当时在清华生物系，当时大家出国的氛围也比较浓，也就跟着申请出国，其实当时觉得说世界这么大，我想出去看看。
但是其实是到了普林斯顿之后，然后进了施一公老师的实验室，然后发现做科研这么好玩，这么有趣。然后，沉下心来以科研作为我一种毕生的事业也好，追求也好，应该是在普林斯顿三年之后大概才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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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能具体跟我们讲讲做科研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有趣的呢？
颜宁：做科研你会是世界上第一个。我始终觉得我们人作为人类的一员，你有些时候会想我这一辈子如何度过。我从小就很羡慕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屈原，他们可以把他们的工作流传下来，然后你会觉得说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高峰，人类文明的瑰宝。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浪漫的一件事了，你变成了人类的一个代表。
你做科学研究的时候，你是把人类的知识边界在不断的往前推动。那么当你能够得到一个答案，只要别人没有发表，你就是第一个知道答案的人，就会有一种我是在代表人类的观念。这是我这个人做事很喜欢的成就感。
当然也是有点好玩，你有一个问题，你去解决它，你解决了它，你又找到新的问题，不断的就跟打怪升级一样，或者说跟登山一样，你会觉得无穷无尽，前面就很有意思。
问：但是有很多的女孩子，她们一谈起科学来，谈起数学或者是理工的其他任何课程，都会有一种谈虎变色地感觉。根据你的观察，为什么会这样？是这些女孩子不够聪明吗？
颜宁：我生活中还真没遇到太多这样的女生。我是在清华读的本科，普林斯顿读的博士，然后我又回清华任教，又回普林斯任教，所以我接触到的绝大多数女孩子事实上都是选择了理科的。
我有时候就会想为什么要谈虎色变？直到有一次， 2019年我在以色列访问的时候，跟魏兹曼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吃晚饭的时候，很多教授就闲聊，那些教授们好像都是一般三个孩子。
然后他们就在说自己孩子，说到了男女从事科研的比例，然后就发现，其实好多时候反而是这种社会上的传统，大家约定俗成，让这些孩子们不由自主的受到了影响，比如说她会觉得怎么做数学的女数学家这么少，是不是女生不行？为什么我的小姐妹后来选的都是文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