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原题是：沈联涛：辛丑之年 ， 是中国“例外主义”的转折点吗？
—摘 要—
不同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中贯穿着的零和博弈思维 ， 中国的处世原则是通过“文明间的对话”来寻求双赢 ， 发展政策中充满辩证法则 。 未来几十年 ， 不同世界观的文化都将确立自己独有的“例外主义” 。 这些多极权力形成的网络 ， 将无可避免地挑战美国的单极范式
文|沈联涛
农历新年是家人团聚、回忆往昔的吉时良日 。 在这一时刻 ， 中国人会与亲人把酒言欢 ， 一叙过去一年中的别愁离绪 ， 进而畅想来年之美好光景 。
揆诸史籍 ， 庚子鼠年常与变乱相联系——1840年鸦片战争 ， 1900年则是义和团运动 ， 1960年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 。 这一次也没例外 ， 发生了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 ， 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衰退 。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 ， 与这等灾异相伴 ， 股市却格外红火 ， 都是新一代财神爷们（即各国央行）制造的过度流动性所致 。
“金牛”贺岁之年 ， “快手”于本月首次公开募股 ， 股价随即暴涨161% 。 乐观主义者只关心下一个“快手”何时到来；悲观主义者则忧心美中关系会否恶化 。 2021年会不会成为美国“例外主义”的终结之年 ， 中国“例外主义”将代之而起？中国的世界观有何特别之处？
现代中国的形成 ， 脱胎于自17世纪以来与崛起的西方之间波折不断的接触 ， 其间文化的泛化过程建基于重重险阻 。 第一个千年 ，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 。 过去300年间 ， 中国从西方舶来科学技术 ， 以及共产主义 。 但无论佛教还是共产主义 ， 在其发源地都已风光不再 。
然而 ， 最早的那批西方汉学家却注意到了中国的与众不同之处 。 法国历史学家谢和耐在其《中国社会文化史》中指出：“中国的基本传统 ， 无论政治、宗教、美学 ， 还是司法 ， 与印度文化、伊斯兰乃至西方基督教世界都判然两途 。 ”例如 ， 哈佛大学的施华慈教授就曾强调指出 ， “关联宇宙论”（阴-阳）是一种与西方哲学截然不同的思考模式 。 中国历来有天人合一之说 ， 而剑桥大学的汉学家李约瑟（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则认为 ， 现代科学之所以未能在中国孕生 ， 原因之一正在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这一“有机人文主义” 。
无须赘言 ， 现代科学是西方所发明 。 文艺复兴之前 ， 欧洲思想家们从希腊、阿拉伯和印度有所选择地引入数学、哲学和艺术 。 科学革命的奠基人之一弗朗西斯·培根 ， 将英国权势之崛起归因于使用火药、指南针和印刷品 ， 但他也没有意识到这几样其实是中国人的发明 。
西方在17世纪通过逻辑或简化主义的方法 ， 探索自然界种种现象的因果 ， 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出科学 。 人与自然可以分开 ， 就像心灵和身体被视为不同的存在 。 正如《未来的冲击》作者阿尔文·托夫勒 ， 在诺贝尔奖获得者、思想家伊利亚·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一书的序言中所说：“当代西方文明中 ， 发展最精纯的技能之一是‘分解’——每遇问题 ， 都尽其所能地将其分解为最小的分支并予解决 。 我们擅长此道 ， 但这一方法用得太过纯熟 ， 常忘记了将各个分支恢复原貌 。 ”中国人的思维则甚少选择简化论的路线 ， 他们本能地认为整体不能仅仅看作部分的相加 。
中国人的关联式思维有何特异之处？它是有机的、系统的和不确定的 ， 且认可几率、矛盾和悖论 ， 以及不同的时间周期 ， 还有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不可分割性 。 这与标准的经济分析适成对照 ， 后者关注局部且无视分析对象所处情境（其他条件视为同等重要 ， 时间上普遍适用 ， 分析随机却可预测 ， 很大程度上依赖理性的人作为自由市场中的代表） 。
科学史家史蒂芬·图明对科学现代性的问题曾经提出见解 ， 认为西方在17世纪开始青睐建基于理论的方法论 ， 这一方法探求的是普遍适用、永恒有效 ， 且无关乎情境的关于自然的原理 。 略加延伸 ， 这也适用于社会科学 。 科学可以解释、预测和掌控自然 。 人性的部分则从科学中分离出去 ， 归入艺术 ， 一如善与恶可区别对待 。 决定论思维要求明确的概念 ， 且须为绝对和客观的 。 经济学模仿经典物理学的原理 ， 试图以数学模型来对这个世界作出科学解释 。 如今我们已经知道这种做法存在缺陷——忽略了人与市场的非理性特征 。
【《财经》杂志|沈联涛：辛丑之年，是中国“例外主义”的转折点吗？】法国汉学家和语言学家葛兰言认为：“中国人要么迷信 ， 要么务实 ， 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 而这种两者得兼的本事 ， 常让西方人望洋兴叹” 。 （引用自布罗代尔《文明史》中的观点） 。 中国道家的“关联宇宙论”将生活视为相互作用却互为对立的系统——如男与女、冷与热 ， 彼此间交相为用 ， 却又处于持续的变动和进化中 。 因此 ， 生活便被视为循环往复或反馈循环——无法用数理方法精确预测其走向 。分页标题#e#
简言之 ， 中国古代思想本质上具有辩证性 ， 持续探求对立与转化 ， 如祸福相倚 ， 或者败亦可转胜 。 中国革命者之所以倾心共产主义 ， 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道家一切关联之世界观产生了共鸣 。
中国的发展政策中充满辩证法则 ， 例如保持开放的同时又有所保留 。 又如双循环发展战略 ， 就是同时依赖国内消费 ， 又倚重对外贸易与投资的动态互动 。 假使外部环境不再友好 ， 则将内循环置于首位；如果外国竞争者乐于贸易 ， 则可扩大市场并放开更多领域 。
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贯穿着一种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 ， 主张一种文明得益另一种文明便因之受损 。 中国的处世原则却是通过“文明间的对话”来寻求双赢 ， 也即竞争者之间达成合作 ， 如同达尔文所说的竞争物种之间的共同进化 。
中国的世界观并非西方的唯一竞争对手 。 放眼未来几十年 ， 随着南亚人口急剧增加到超16亿 ， 印度的世界观也将随之伸张 。 同样 ， 拥有超过10亿信徒的伊斯兰世界观也将崛起 。 上述每一股势力都将确立自己独有的“例外主义” 。 这些多极权力形成的网络 ， 将无可避免地挑战美国的单极范式 。
如果您真的想一探中国人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如何思考 ， 请读T． L． Tsim的新小说《两岸之间》（Between Two Shores） 。 这是多年以来 ， 中国作家所作英文政治侦探小说中 ， 我最钟爱的一本 。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翻译：臧博；编辑：袁满）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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