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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39人行贿32岁药剂科主任 阿斯利康项目组卷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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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原题是:39人行贿32岁药剂科主任 , 阿斯利康项目组卷入其中
文|大卫编 | 锦瑟
来源:健识局
AZ利用与国控合作的飞鹰项目行贿
近日 , 一则起诉材料引起了业内震动 。
1月8日 , 中国检察网发布了一份起诉书 。 山西省沁源县某医院工作人员梁某某 , 非法收受39人的财物 , 折合人民币31473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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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之前的2020年12月17日 , 中共长治市纪委监委网站曾发布消息称 , 沁源县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梁晓 , 因多次收受他人财物 , 数额巨大 , 被开除公职 , 提起诉讼 。
起诉材料中的梁某某与纪委通报中的梁晓信息基本一致 。
根据长治市纪委监委网站披露的消息 , 梁晓1988年出生 , 被起诉的时候 , 还不到32岁 。 从纪委公布的梁晓履历来看 , 当上县医院药剂科副主任之后 , 梁晓就开始了受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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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科在医院内部负责药品供应、制剂配置等药学服务 , 把控着医院进药的门户 , 自然也是各路行贿者重点“进攻”的目标 。
令人惊讶的是 , 在3年不到的药剂科领导生涯中 , 梁晓竟然来者不拒 , 收受了39名代表不同企业的人员的贿赂 。 这些行贿者中最多的行贿总额达到58600元 , 行贿最少的才500元 。 所有这些钱 , 梁晓照单全收 。
起诉书称:梁晓“不仅为多家药企的销售代表提供帮助 , 也同时涉及药品配送、结算货款等事项” 。 作为药剂科主任 , 她把个人所拥有的职务便利发挥到了极致 。
这些行贿者中 , 山西某公司“阿斯利康项目组医药代表周某”尤其扎眼 。
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现金……
收受回扣形式多样
起诉书隐去了企业的名称 , 但是从文字表述中可以发现 , 梁晓受贿案涉及的各类企业多达36家 , 涉及医药代表、销售经理、商务代表 , 甚至是配送员 , 总计39人 。
这其中 , 至少有10名以上的行贿者明确来自于制药企业 , 有的行贿者是医药销售公司的销售人员 , 还有3起 , 干脆是医药流通企业的配送员行贿 。
梁晓作为沁源县人民医院的药剂科主任 , 科室使用的药品种类多 , 涉及企业也多 , 因此能够拿到各种不同来源的贿赂 。
梁晓收受贿金的方式十分大胆 。 以往在医生受贿案件中 , 涉案医务人员都会选择比较隐蔽的方式 , 如私下现金交易等 , 让外界无法察觉 。
然而 , 梁晓却毫不避讳 。 除了现金和银行卡转账之外 , 支付宝转账成了她主要的受贿方式 。 健识局根据起诉材料初步统计 , 通过支付宝收钱的金额比例大概占到20% 。
购物卡也是梁晓受贿的常见方式之一 。 2018年中秋节期间 , 梁晓接受某山西有限公司长治配送站销售经理张某某现金、购物卡共计20500元 。 2018年5月至2019年9月 , 梁晓多次接受某有限公司商务代表黄中现金、支付宝、购物卡共计20200元 。
值得注意的是 , 除了医药代表对梁晓行贿之外 , 还有药品配送人员也参与到行贿过程当中 , 而且行贿金额都远远超过了大部分医药代表 。
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期间 , 某医药有限公司晋城分公司配送员薄某某多次向梁晓行贿 , 累计达到48000元 。 远高于该案中一般医药代表行贿的几百、几千 。
健识局在部分医药企业的招聘信息当中发现 , 医药配送员也负责医院的商业维护 , 进院等相关工作 , 还需要具备销售经验 。
根据医药代表备案制的规定 , 医药代表不得承担销售任务 , 一些医药企业开始“合规” , 取消了医药代表的销售指标 。 但是《备案制》并没有覆盖医药配送环节 , 药品配送人员不是医药代表 , 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 , 可以实际上替代“医药代表” , 来实施行贿行为 。
医药商业配送渠道 , 成为值得关注的新“灰色地带” 。
阿斯利康项目组行贿
开发县域市场也靠“带金”?
梁晓案件的起诉材料里 , 几乎所有涉事医药企业名称都被部分隐去 。 只有“阿斯利康项目组医药代表”这几个字 , 是格外突出的 。
根据起诉书 , 2019年5月到6月 , 某山西有限公司阿斯利康项目组代表周某某 , 向梁晓行贿现金2000元 。
健识局检索了发现 , 2019年7月25日 , 国药控股山西有限公司在其官网上发布了“2019年半年度工作会议总结” 。 文中提到:国药控股山西晋中有限公司负责人在会议上做了《县乡一体化工作经验分享》 , 市场部负责人也针对“阿斯利康项目”与各分子公司进行了沟通 。分页标题#e#
“阿斯利康项目”是国药控股的一个产品推广项目 。 从上述的报道可以看出 , 至少从2019年开始 , 国药控股就开始运作阿斯利康项目 。
在国控福建公司的招聘信息中 , 所谓“阿斯利康项目”被进一步曝光 , 这一项目代号为“飞鹰项目” , 招聘的专员主要需要负责“拜访医护人员” , 完成季度、月度销售计划指标 。 “飞鹰项目”涉及到阿斯利康的所有产品 。
从各地汇总的资料可以看出 , “飞鹰项目”是阿斯利康在中国开展的药品推广项目 。 在各省 , 阿斯利康会选择有实力的经销商和配送商成为合作伙伴 , 纳入“飞鹰项目” 。
健识局发现 , 在山东、甘肃和安徽 , 阿斯利康分别与瑞康医药、甘肃重药、安徽海王签订了“飞鹰项目”的合作协议 , 这三家都是所在省份医药流通的龙头企业 。
阿斯利康在山西的合作伙伴国控陕西公司也十分了得 。 国控山西公司的官网显示 , 医院纯销是国药控股的核心业务之一 , 国控在山西九个主要城市设立了子公司 , 实现了山西119个县市的全覆盖配送 , 包含各级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 。
梁晓起诉书中的沁源县人民医院就属于二级甲等县医院 , 是国药控股山西有限公司的覆盖范围 。
阿斯利康中国总经理赖明隆在2020年8月22日举办的“2020鹰雄论坛”上发言称 , 阿斯利康2020年上半年中国做出了26.59亿美元、增长14%的骄人战绩 , 并“保持了行业No.1的增长态势 , 这和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合作伙伴的通力合作是分不开的” 。
县域市场是阿斯利康重点关注的领域 。 为了保持业务的高速增长 , 早在2013年阿斯利康就实施了产品下沉计划 , 2015年正式组建了代号为“及县”的市场团队 。 团队从最初的148人、覆盖7省220县 , 到2020年的4500人、覆盖21个省1349县 。
根据米内网数据 , 2012年到2019年 , 中国县级公立医院的药品销售从321亿元上升至1399亿元 , 增幅明显快于城市公立医院 。 阿斯利康的“县级市场生态圈”理念 , 显然踩中了中国医药市场风格变化的时点 。
阿斯利康是怎么快速在县域市场实现“骄人战绩”的?
从梁晓受贿的案例可见 , 阿斯利康通过国内的医药流通企业铺货 , 将销售风险转嫁给销售方 , 从而实现在带金推广过程中的“合规” 。
2020年8月28日 , 国家医保局发布了《关于建立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的指导意见》 , 明确了“委托服务企业、以及代理企业为自己的药品实施的商业贿赂 , 承担连带责任” 。
医药企业想要置身事外 , 不会那么容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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