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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任泽平:建议先放开三胎 不宜再久拖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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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原题是:泽平宏观:中国婚姻报告2021
来源:泽平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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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任泽平 李晓桐 华炎雪
实习生张晋对本文有贡献
婚姻是家庭的基本组成部分 。 对于个人来说 , 婚姻是情感的升华 , 家庭是切实的归属感 。 对于社会来说 , 长期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有助于社会稳定 。
但近年来 , 多种选择和无奈之下 , 中国人结婚少了、结婚晚了、离婚多了 。 随着社会发展 , 一方面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 , 认为婚姻是束缚 。 另一方面 , 高婚育成本使年轻人实现家庭变得更加困难 。 从人口角度看 , 人口少子老龄化问题正在削减适婚年龄人数 , 结婚“主力军”减少 。 “婚都不想结 , 还生什么孩子” , 正成为一批年轻人的选择 , 结婚率下降、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加重是互为因果的 。
本文重点分析了中国婚姻现状、原因及影响 , 并提出建议 。
1中国婚姻现状
1.1结婚少了、离婚多了、结婚晚了
随着经济发展 , 中国婚姻状况发生很大转变 , 主要体现在结婚率下滑、离婚率持续攀升、初婚年龄推迟 。 具体来看 ,
一是结婚对数和结婚率自2013年开始下滑 。 2013-2020年 , 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7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至813万对 , 2020年同比下降12.2% 。 2013-2019年 , 粗结婚率从9.9‰降至6.6‰ 。 其中 , 初结婚人数从2386万降至1398.7万人 , 再婚人数从307.9万升至455.9万人、复婚对数从29.9万对攀升至61.9万对 。
二是“晚婚”现象突出;25-29岁接替20-24岁人群成为新的结婚“主力军” , 高年龄层段(40岁以上)结婚登记占比大幅上升 。 2005-2019年 , 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19.7% , 25-29岁从34.3%升至34.6% , 30-34岁、35-39岁、40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分别从9.9%、4.9%、3.9%增至17.7%、8.1%和19.9% 。
三是离婚对数和离婚率长期持续攀升 。 1987-2020年 , 我国离婚登记对数从58万对攀升至373万对 。 1987-2019年粗离婚率从0.5‰攀升至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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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经济越发达的地区 , 结婚率下滑越明显
2013年以来 , 中国多数地区结婚率出现下滑 。 但地区之间存在差异 , 与GDP大体呈负相关关系 , 也受人口流动、老龄化等因素扰动 。 具体来看 ,
一是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偏低 。 2019年上海、浙江、山东、广东、福建、天津结婚率全国倒数;其中 , 上海、浙江、山东排名倒数前三 , 分别为4.1‰、5.0‰和5.3‰ 。 此外 , 北京结婚率6.0‰ , 在全国排名倒数第八 , 低于全国平均6.6‰水平 。
二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偏高 。 2019年贵州、青海、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甘肃、云南、四川结婚率全国排名靠前 , 超全国平均水平;其中 , 贵州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排名前三 , 分别为9.9‰、9.6‰和8.8‰ 。
三是受人口流动和老龄化影响 。 中国“深度老龄化”省份分别为辽宁、上海、山东、四川、江苏、重庆、浙江、安徽 。 老龄化严重的省份 , 适婚年龄人口相对较低 , 如果长期存在人口流出 , 则导致结婚率下滑更加明显 。 山东、辽宁结婚率分别为5.3‰和5.9‰ , 全国排在倒数第三、七位;2013-2019年山东结婚对数下滑近40% 。 而人口流入的老龄化省份 , 结婚“主力军”相对较高;四川、重庆、安徽结婚率分别为7.3‰、7.6‰和8.5‰ 。
四是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流动也会影响离婚率 , 往往经济发展较弱、人口流出严重的地区 , 离婚率相对较高 。 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动摇感情基础 , 是导致离婚的重要原因 。 黑龙江、吉林、辽宁离婚率分别为4.5‰、4.5‰、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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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还是无奈?
2.1自我选择:高学历、独立、社会包容
本科及以上高等学历在校学生人数攀高 , 受教育年限增加引发“初婚推迟效应” 。 国家统计局数据 , 2015-2019年博士在校学生数32.67万人增至42.42万人 , 硕士在校学生数从158.47万人增至243.95万人 , 硕士及博士学历占比10.81%增至14.06% 。 受教育时间增加、教育年限延长推迟就业平均年龄 , 进而推迟结婚平均年龄 。 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3年提高到2017年的9.6年 , 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2.0岁上升到2016年的25.4岁;男性同期从24.1岁上升到27.2岁 。分页标题#e#
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与高品质生活 , 对婚姻持开放态度;尤其是女性自我独立的实现与自我意识的觉醒 。 经济发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给女性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 , 社会地位上升 。 女性不再只作为“家庭主妇” , 而是进入职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 1998-2017年 , 在读女生占比从38.3%增至52.2% , 女性在高等教育群体中开始占主导地位 。 高学历女性往往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 , 加大婚姻市场匹配难度 , 单身女性规模快速上升 。 2000-2015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女性从154万攀升至590万;其中 , 2015年30岁及以上研究生学历女性未婚占比高达11% , 远高于本科学历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5% 。
思想开放与社会包容性增强 , 离婚不再是一个“谈虎色变”的话题 。 经济独立使女性逐渐摆脱婚姻的束缚 , 更有底气承担离婚的不利后果 。 2015-2018年审结一审离婚纠纷案件近600万件 。 根据司法大数据报告 , 2017年全国法院共审结为140余万件 。 离婚纠纷案件数增加 , 感情不和(77.5%)、家庭暴力(14.9%)为主要原因 。 其中73.40%的案件原告为女性 , 婚后2-7年为婚姻破裂的高发期 。 夫妻双方仅一方意愿离婚的案件占比为91.09% 。
2.2无奈:社会压力、婚育成本
在中国传统观念下 , 结婚意味着 , 婚前彩礼、房产 , 婚后还房贷、生育等一系列问题 。 而当前高房价、高教育支出导致年轻人在婚姻面前望而却步 , 大城市尤为明显 。
房价快速攀升 , 年轻人面临“买婚房”、“还房贷”双重压力 。 1998年房改以来 , 房价总体保持大幅上涨 , 给家庭抚养孩子和为子女结婚购房带来了很大压力 , 1998-2018年全国新建商品住宅均价从1854元/平上涨至8544元 。 2004-2018年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1.6万亿元增至25.8万亿元 , 增长16.1倍 , 占居民贷款余额的比例大致在50%以上 , 2018年为54% 。 房贷收入比(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可支配收入)从16.2%增至47.6% , 带动住户部门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28.6%增至88.4% 。 现实中还有不少居民通过消费贷、信用贷等形式凑集购房资金 , 实际的房贷收入比可能更高 。
教育成本明显攀升 , “教师减负、家长增负” , 接送、育儿压力增大 , 导致家长承受时间、精力、财力三重负担 。 教育成本主要包括幼儿园学杂费、幼儿园及小学初高中阶段辅导班费用、大学学费及生活费等 。 根据新浪教育《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抽样统计 , 学前教育阶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6% , 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占21% , 大学阶段占29% 。 公立幼儿园供给大幅下降 , 许多家庭被迫选择价格昂贵的私立幼儿园 。 2001-2019年全国公立幼儿园占比从60.1%降至38.4% , 公立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比从83.1%降至43.8% 。 此外 , 当前双职工父母面临中小学子女的接送难题;不少地方甚至还要求由父母批改学生家庭作业、并讲解错题 , “家庭作业演变成为家长作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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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婚姻背后是人口问题:出生率降低、性别比失衡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两个问题 , 一是出生率下滑 , 二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 。
出生率下滑长期影响适婚年龄人数 , 进而导致结婚对数下滑 。 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 , 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 , 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 , 00后比90后少4100万 。 当前结婚年龄主力25-29岁(90后)人口大幅下滑 , 对结婚对数产生负面影响 。 根据结婚率的计算公式 , 结婚率=某年结婚对数/某年的平均总人口数×1000‰ , 分子下滑影响结婚率下滑 。
未来十年的结婚主力持续减少 , 或影响结婚率持续下降 。 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 , 2016年出生人口升至1786万 , 但2017年下滑至1725万 , 持续下滑 , 2019年为1465万 。 1979-2019年人口出生率从17.8‰降至10.5‰ 。 在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 , 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2013年见顶 , 结婚主力人口见顶 。
男女比例自计划生育后严重失衡 , 造成婚姻市场匹配困难 , 进而影响结婚对数 。 1982年出生人口性别比(男性:女性 , 女性=100)为107.6 , 1990年超过110 , 2000年接近118 , 之后长期超过120 。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 , 00后男女性别比达119 , 男性比女性多近1300万;90后男女性别比达110 , 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 。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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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客观看待中国婚姻现状
3.1正面效应:促进单身经济兴起
民政部数据显示 , 2018年我国单身成年人口高达2.4亿人 , 约为英国、法国、德国人口总和 。 其中超过7700万名成年人处于独居状态 , 预计到2021年这个数字将上升到9200万人 。
单身人群普遍储蓄低 , 追求高品质、高质量、高消费的生活 , 助推新消费模式、以及促进文娱、宠物消费 。 单身人群具有偏好便利性消费;尼尔森的《中国单身经济报告》显示 , 42%的单身消费者为悦己而消费 , 远高于非单身消费者(27%);单身消费者中97%会选择网购 , 62%更倾向于点外卖 。 此外 , 单身人群呈现年轻化、高学历化特点 , 注重自我投资 。 关于对未来一年的时间规划方面 , “22%的单身消费者期望去读书 , 18%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学习新技能 , 17%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 均高于非单身消费者的13%、11%和14% 。 同时 , 在对未来一年的消费意愿预期方面 , 分别有16%和14%的单身消费者更愿意在自我提升和运动健身多花钱” 。 尼尔森数据显示 , 单身群体注重感情寄托 , 在就餐、娱乐的支出意愿高于非单身群体;此外单身青年宠物消费占比高于非单身消费者 , 未婚人群占比达57% 。 根据《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报告 , 2019年我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2024亿元 , 较去年增长18.5% , 北京、上海、西安、成都消费规模达486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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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负面效应:降低出生率、加重养老负担
在晚婚的同时 , 晚育现象也日益突出 , 初育年龄每推迟一个月 , 大概会影响总和生育率下降8%左右 。 1990-2015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 , 平均生育年龄(所有孩次)从24.8岁推迟至28.0岁 。 1990年主要初育年龄、主要生育年龄均为20-27岁 , 生育一孩数、生育子女数占比分别为86.6%、74.9% 。 而到2015年 , 主要初育年龄推迟至22-29岁 , 且生育一孩数占比降至66.7%;主要生育年龄推迟至23-30岁 , 且生育子女数占比降至59.1% 。 并且 , 1990-2015年30岁以上高龄产妇的生育一孩数占比从4.2%增至近19.2% , 生育子女数占比14.0%增至32.3% 。
晚婚晚育、不婚问题加重中国养老负担 , 严重拖累国家财政、制约经济活力 。 中国将逐渐成为世界上养老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看 , 2015-2019年中国基金收入算术平均增速约为14.5% , 支出算术平均增速约为17.2% , 养老金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降至2.53 。 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自2012年见顶后逐年下滑 , 从18.5个月逐渐下降至2019年的13.4个月 ,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区域差异较大大 , 2019年有16省养老金入不敷出;黑龙江、青海、辽宁、吉林和内蒙古仍低于中央调剂制度规定的可支付月数警戒线 。 其中 , 黑龙江养老保险基金从2013年开始持续“入不敷出” , 2016年累计结余转负 , 2019年缺口达433.7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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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策建议
给予年轻人自由选择权的同时 , 减少因为娶不起和生不起导致的不婚和晚婚现象 , 为适婚人群提供保障和社会福利 , 改进住房、教育、医疗问题;婚姻背后是人口问题 , 应全面放开生育 , 长期有助于扩大适婚年龄人口 。
4.1从居住、就业、教育上缓解年轻人生活压力
一是坚持“房住不炒”定位 , 完善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的新人地挂钩 , 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 , 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 , 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
二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 。 一方面 , 进一步推动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 , 妥善解决延长生育假、男性陪产假等的待遇保障 , 对损害女性就业权益的单位进行经济或行政处罚 。 另一方面 , 根据单位女员工规模及年度生育情况 , 实行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以降低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 。 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 。分页标题#e#
三是加大财政教育保障性支出 。 探索建立从怀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 , 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交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 。 并且 , 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全国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差异化 。
四是托育服务供给和津贴保障 。 将九年义务教育延伸至十二年 , 同时推进教育改革 , 切实根除“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现象 。 大力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 , 兴办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同时 , 提高祖辈隔代照料的积极性 , 减轻父母的照料压力 。
4.2应立即全面放开生育 , 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
“立即”是因为人口形势紧迫 , 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 。 中国第三轮婴儿潮的峰值在1987年 , 中后期出生人口尚处于35岁之前的主力生育年龄 , 特别1990后的出生人口尚处于25-29岁最佳生育年龄 。 一旦错过第三轮婴儿潮 , 未来再想提升出生人口 , 则将事倍功半 。
全面放开生育 , 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 , 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 , 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 。 这种担心正如当初某些人预测“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 , 出生人口将迎来暴增 , 但实际并非如此 。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 2010、2015年中国乡村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4、1.27 , 其中2015年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总和生育率分别为0.61、0.53、0.13 。 这意味着乡村居民的生育意愿也不强 , 愿意生二孩的也没有60% , 更别说三孩 。
建议先放开三胎 , 渐进式改革 , 以缓解保守派人口生育爆炸的担忧 , 总之不宜再久拖不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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