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崇祯帝饱读诗书、精力充沛、自律甚严，为何却成为亡国之君？崇祯帝是明朝最后一位正统皇

崇祯帝是明朝最后一位正统皇帝，也是一位亡国之君。崇祯帝并不缺少领导能力。崇祯帝饱览史书，心思缜密，继位伊始，面对险恶的政治环境，能够从容应对，一举剪除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继而整顿朝纲，赢得了天下人的敬仰。另外，崇祯帝还是一位精力充沛、自律甚严的君主。自登基以后，崇祯帝在朝政处理上亲力亲为，在生活中去除奢侈， “几乎拥有历史上所有明君的特征” 。以崇祯帝的领导能力，本来应该有所作为，不至于使明朝亡在自己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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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崇祯帝的领导能力进行深入探究的过程中，研究者发现崇祯帝身上除了积极有益的领导力内涵，还存在着诸多的负面内容，其中，多疑、反复是崇祯帝在用人决策方面的一个明显特点。崇祯帝掌权理政之后， “他深知用人为第一要务，不拘一格起用人才，但用而不专，疑神疑鬼，翻脸不认人，从阁部大臣到封疆大吏，更调频繁，惩处随意，搞得臣下畏首畏尾，离心离德” 。频繁地更换官员并没有收到崇祯帝所希望的整顿官僚队伍、革新图变的效果，因而崇祯帝在后续的执政中越来越被多疑的情绪困扰。 “在崇祯帝执政的最后一两年里，他一直处在对朝臣刻毒怨恨和对自己怀疑自责两种情绪中。两种情绪交替在他身上起作用，就表现为一时对朝臣痛下毒手，一时态度又相当温和谦虚。这种双重人格交替呈现的情况不但使得群臣总是摸不着头脑，因而更无实心侍奉这位喜怒无常的君主，也加深了他本人的心理苦痛。 ”由此可见，崇祯帝身上所具有的多疑、反复特点，不仅成为其领导能力构成中的致命弱点，也是导致其执政走向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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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乏信任与安全的环境中成长，就容易养成多疑的性格。崇祯帝的母亲是父亲朱常洛（光宗皇帝）身为太子时的淑女，在生下崇祯帝后并没有得到朱常洛的宠信，在崇祯帝三岁多的时候就因病而亡。崇祯帝的祖父万历皇帝不喜欢长子朱常洛，一直想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但因为违反宗法而受到群臣反对。朱常洛因为不受万历皇帝的喜欢，饱受太子之位废立的困扰，一直生活在惶恐之中，对崇祯帝也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导致崇祯帝从小就缺乏对自己至亲的依赖与信任。朱常洛以后虽然被立为太子，但皇储地位并不稳定，在担心与焦虑之中接过皇位后，只在位一个月就驾鹤西去。光宗皇帝去世后，他的长子朱由校即位，是为明熹宗（天启皇帝）。在自己的哥哥当上皇帝以后，按照明朝的制度，崇祯帝必须远离皇权与朝政。在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权倾天下的时候，崇祯帝为了自己的安全，不得不小心谨慎，刻意保持低调。这些经历，都养成了崇祯帝多疑的个性。
1627年，天启皇帝因病去世， 17岁的崇祯帝年少继位，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复杂多变的环境，原本多疑的个性就会慢慢渗透转变成其领导风格。皇帝与朝臣之间本来就缺少敞开沟通的渠道，崇祯帝又亟须维护自己的领导权威，对于任何轻视自己的言论自然都十分敏感，而这种多疑型领导风格又会加剧崇祯帝对臣子们是否轻视自己的猜疑。这从崇祯帝对待刘鸿训的态度上可见一斑。
崇祯帝执政以后，首先抓的就是官僚队伍变革，期望发现国家急需的、有作为的领导人才。刘鸿训是崇祯帝变革改组内阁后的新任官员，年纪较轻，工作积极，敢于陈述自己对政务的见解，是崇祯帝第一次进行内阁改组时比较赏识的人。 1628年7月驻守宁远的守军发生哗变，绑架驻军将领，要求朝廷发放拖了几个月的军饷。消息传到京城，崇祯帝大为震惊。崇祯帝斥问户部，户部表示国库已经枯竭，实在是没有钱及时发饷，崇祯帝立即想到要问罪户部以立威。刘鸿训知道实际情况——国家连年灾荒，国库空虚，军费开支不断增加，户部确实有其难处，问罪户部也解决不了问题。因此，刘鸿训建议皇帝拿出自己的“内帑”财产30万两白银用于救急，并以此宣示皇恩。但此建议被崇祯帝否定。刘鸿训回到家里与家人谈到此事时，说了一句“皇帝还是太年轻” ，没想到被监视人员听到，并汇报给了崇祯帝。从此，崇祯帝对刘鸿训的赏识与重用荡然无存，刘鸿训不久就因为牵连到一件案子，被崇祯帝问罪，发配到边防戍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