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崇祯帝饱读诗书、精力充沛、自律甚严，为何却成为亡国之君？( 二 ) 崇祯帝是明朝最后一位正统皇

崇祯帝从小在缺乏母爱与信任的环境中成长，这种生活经历使他养成了多疑的性格取向并成为其情绪心境的构成内容，所以，在崇祯帝的思维习惯中也会逐渐形成多疑的情绪思维偏向，这种思维习惯在他掌权理政之后，逐渐演变成多疑型领导风格，使得他在决策和用人之时饱受多疑的情绪思维困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他与袁崇焕的关系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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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
崇祯帝掌权之后，深感人才的重要性，在亲自选人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值得托付重任的人才，就是袁崇焕。袁崇焕进士出身，具有军事指挥才能，在辽东抗击后金军队的过程中曾经取得突出的战绩，后来因为受魏忠贤的排挤而辞官回乡。崇祯帝掌权后，迫于辽东防线的压力，大胆起用了袁崇焕，任命其为兵部尚书，督办辽东军务，并赐予其尚方宝剑，要求各部门大力支持袁崇焕开展工作。由此可见，崇祯帝对袁崇焕是极度信任的。
按照毛文龙的职位，只能由朝廷对其予以问罪处罚。当袁崇焕将斩杀毛文龙的消息上报崇祯帝时， “上骤闻意殊骇，既念文龙已死，方任崇焕，乃优旨褒答” 。袁崇焕以尚方宝剑擅杀朝廷重臣，不得不引起崇祯帝的一些猜想，并且，袁崇焕在杀掉毛文龙后，对于东江明军没有很好的整合方案，导致东江明军势力逐渐衰弱，最后为后金所灭。在此期间，袁崇焕与后金接触谈判的消息又不断通过东厂特务传入崇祯帝耳朵里，崇祯帝虽然表面上对袁崇焕信任如初，但是内心的疑虑不住地上涌。
1629年11月，皇太极领兵向西绕过山海关，攻入关内，并且威胁京城。袁崇焕领兵从山海关赶来救援，但一直对后金军队没有阻击，导致皇太极得以轻易地围攻北京城。
在皇太极引兵入关、围攻京城的过程中，袁崇焕的表现让崇祯帝极度失望。极度信任之后的极度失望，就是爱与恨之间的情绪思维转换。正在崇祯帝情绪转变过程中，一则身边人从敌方阵营带来的信息让崇祯帝再也无法按压住不断上升的疑虑。在皇太极领兵围攻京城时，一位被捕的太监“无意”之中听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这次皇太极引兵入关是与袁崇焕约定好的计划。这个太监又有“机会”乘乱逃回到皇宫，将这个重要消息禀报给了崇祯帝。
袁崇焕与皇太极密约，欺骗崇祯帝，置皇权与国家安危于不顾的消息，对崇祯帝产生了新的强烈刺激，崇祯帝本来压抑的不满迅速转换成恨意，以至于对袁崇焕为什么要谋反、能不能谋反这个简单的问题不愿意再进行思考。
如果崇祯帝这个时候能够恢复理性，在逻辑思维下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袁崇焕谋反能得到什么好处？袁崇焕已经获得了崇祯帝的极度信任，位尊权重，并没有遭受重大打击而走投无路，他只要立功建业就可以获得锦绣前程、荫及子孙。如果投靠皇太极，袁崇焕能得到比这更妤的收益吗？第二个问题应该是：袁崇焕谋反能不能得到手下将士们的响应？袁崇焕要想谋反，首先要找到合适的理由。崇祯帝不仅不是一个昏君，而且是一个立志要中兴大明的有为之君，继位以来除阉党、图变革，甚得人心，因此，移昏君、清君侧这个口号叫不响。另外，袁崇焕以儒家道统自律，在将士中提倡的是忠君爱国，现在突然要反叛大明，手下将士可能会难以接受。可见，袁崇焕要想谋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崇祯帝只要将这些简单的问题想清楚，就不会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确定袁崇焕要谋反。袁崇焕的问题可能只是指挥决策不当，或者是妄自尊大，心目中没有天子的地位。这些问题与眼前亟须解除的危情比起来，应该都是可以暂时不予计较的。
但是，多疑型风格的领导者对下属的怀疑如果得到多次印证，其对下属采用的惩罚措施就会渐次加强，最后甚至达到迫害的程度。在围城之困还没有完全解除的情况下，崇祯帝就将袁崇煥逮捕入狱最后凌迟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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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虽然有其自身的领导能力缺陷，但经略辽东多年，熟悉情况，善于用兵，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如果崇祯帝不是受怨恨的情绪思维影响太深，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即使惩处袁崇焕，也可以将其革职贬谪，或者是判刑入狱，日后边情紧急的时候，也有重新起用的机会。崇祯帝以最狠毒的刑法处置袁崇焕，在自己的疑心与立威的情绪思维要求得到满足的同时，也失去了经略辽东的一个重要支柱，自毁了大明的辽东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