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资料记载中看古人对玉器的鉴定和研究时至今日

时至今日，古玩收藏中，最具有争议的就是应该属于“鉴定”了，
虽然科学考古和博物馆的展示实物对古代玉器提供了极重要的资料，但通过研究历史文献和以前的旧记录，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详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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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挖掘只能让我们了解“玉器”这件实物的物体尺寸和体表状态，但历史的文献资料和记录可以让我们从古人的角度了解当时的制造背景和当时使用玉器的“人” ，尤其是从唐代一直延续到明代这数百年中，玉器不再大量用于陪葬的时候，文字资料便显得更加珍贵。
最后要强调的是，古代的文字资料往往出发点就是收藏家的个人喜好。在“有需求必有供给”的原则下，同一时代的玉匠会制造出什么类型的玉器或赝品，自然有直接的关系。
从第十世纪到十九世纪，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能够传承下来的以玉为主题的书籍屈指可数。其中有四本是带有插图的目录。
最早的一本是《考古图》，共十卷，公元1092年完成，其中一卷记载了李公麟(1049--1106年)收藏的玉器。
第二本是《古玉图》，它原是一幅手卷，完成于公元1341年，到了明代被印刷成书本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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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本是《古玉图谱》，一百卷，公元1779年之后出版，传说是宋孝宗(1163--1189年在位)藏的玉器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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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资料记载中看古人对玉器的鉴定和研究】第四本是《古玉图考》，上下两册，公元1889年出版，作者吴大徵(1835--1902年) 。
这本书影响力最大，国内外研究中国古玉的学者和收藏家几乎无人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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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四本书外，很多有关古董的文章和笔记都会提到“古玉” 。
一般来说，国人对“新玉”的兴趣远远逊于“古玉” 。
再者， “古玉”这个概念很笼统。无论是只有百多年历史的玉器，还是有数千年历史的玉器，皆归入“古玉”范围。
20世纪之前， “新石器时代”或“史前时代”的说法并不存在。
常见的术语是“三代” ，即夏、商、周三个朝代。
人们惯用这些名词笼统地表达“远古时代”这个观念。
现代学者大致同意，国人对古玉的研究始于宋代，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政治性的。
第一项成果见于聂崇义的《三礼图》，公元962年完成。
聂崇义参考了古文献后，绘制了祭祀天地，及其他重要礼仪中所用器皿的样式，其中包括《周礼》一书提到的“六瑞”和“六器” 。
过了二百余年，即公元1175年这本有关国家礼仪的书出现了印刷版本。
可见当时人们对古器物和古玉的兴趣浓厚，引致对这类书籍的需求呈上升的趋势。
北宋晚期，宋朝廷上至皇帝，下至官员都成了热衷的古董收藏家。
古时的陪葬品如青铜器和玉器，无论是农民耕地时发现的，还是盗墓者非法挖掘的，都进入了皇家的内库，或古器物学者的私人收藏。
李公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可以说是有系统地编制收藏目录的先驱。
他编纂了一个目录，记载了他收集到的58件古青铜器和16件古玉器。
每一件器物，他都作了详细的描述，包括器物的尺寸、重量、购自何地等等。证明以前的收藏家也是这样一套路数。
最重要的是，他还描绘了器物的形状、临摹了铭文。
李公麟的目录现已佚失。幸而他的收藏被他的同辈吕大临(1046--1092年)收录在另一本书，即《考古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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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大临编写完《考古图》后不久便去世了。
他的书基本上以李公麟的目录为蓝本。书中第八卷所载的14件玉器，全是李公麟的藏品。
这14件玉器，对研究古玉的后人有两层重大意义。
首先，它们是“真实”的器物，不像《三礼图》中，是聂崇义凭忖测描绘出来的图像。
其次，在一定程度上它们代表了当时古董市场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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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4件玉器包括一件玉琥(李公麟称它为“虎符”)、三件剑饰、一块玉壁、两个带钩、一个耳杯和六件不同形状的玉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