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资料记载中看古人对玉器的鉴定和研究( 二 ) 时至今日

告诉我们在一千年前，古玉数量也不是很多，是不是让我们现在有些收藏“大家”汗颜，那种动辄一屋子，随手一个抽屉全部都是的“古玉”情何以堪呢？
李公麟所藏的这十四件古玉，单从形制判断，没有一件早于东周时期。
跟所有的儒家学者一样，李公麟最感兴趣的是“六器” ，但他只有一块玉璧和一件玉琥。
其他“四器”如玉琮、玉圭、玉璋、玉璜均付阏如。
由此可见他的玉器收藏是受到客观条件限制，而不是完全出于主观选择。
收集古董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活动，无可避免地存在着机缘和巧合因素。
李公麟纵使饱学博闻，若当时没有琮圭璋璜出土，他的庋藏也就不会有那些品种。
故此，古董市场上有什么货色流通，是极重要的客观条件，直接地影响后人对古时物质文化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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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图》之后，是《云烟过眼录》。那是一部随笔性质的著作。作者周密(1232--约1298年) ，曾在宋朝为官。公元1279年元朝成立，周密隐居不仕，专心写作。
他对各式各样的古董，包括玉器，都非常狂热。
他拥有一批古董，可能数量不是很大。但是他对自己见过的每一件书画、青铜、玉器都做了很详细的笔记，编集成《云烟过眼录》一书。
就是在这本书里，记载了第一个关于玉赝品的故事:
“刘浙漕伯益所藏苍玉符，长可一尺阔三寸厚以半寸许。两傍作双螭，中碾七篆字云玄孙似文治水圣。彼以为禹治水符甚珍之。余则以为伪物也·····且三代当作钟鼎文，乃作小篆。刻亦不工不足奇也。 ”
刘伯益并不是唯一的书痴。在他之前，聂崇义也是将古文献奉为金科玉律的儒家。显然，南宋时有甚多文人相信“元圭锡禹”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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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是大禹治水有功，获赐玉圭。因为相信这传说的人多，玉匠们见有机可乘，便制造了“大禹治水符”(圭和符的形状差不多) 。
刘伯益天真地以为他买到了一件夏朝古玉。周密比较细心，看出文字上的破绽，指出小篆在夏朝还未发明。
严格来说，刘伯益那个玉牌不是赝品。
因为它不是模仿一件真品。它只能算是一件“无中生有''的臆造之物，是投机取巧的玉匠造出来骗人的。
周密把他见过的古董用文字记载了下来。画家朱德润则利用自己的绘画技巧，把曾经看到的玉器描绘下来。他在公元1341年创作了一幅10尺长的手卷，上面画了26件玉器。
他仿效《考古图》的格式，对每件玉器都作了简短的文字介绍。由于那些玉器都不是他自己的藏品，他不知道它们购自何地，只能提供物主的名字。
朱德润把这幅手卷命名为《古玉图》，表示他认为图中所有玉器都是古旧的。
他的文字介绍往往提到“色如赤瞒而内质莹白”、“古色如红枣”、“黑古澜斑”、“有水银色”等。其他判定古玉的标准还包括“雕缕古朴” 。 “有土花亏蚀处”和“文藻磨蚀怠尽” 。
从今日的角度看来，这些标准显然过于主观而不够科学性。但另一方面，朱德润似乎在说，新玉不会有古红色，新玉的做工也和古玉明显地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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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玉图》中值得注意的一项是“蚩尤环” ，环上琢有五个介乎虫与兽之间的动物的形象。
蚩尤是传说中曾跟轩辕黄帝作战的一个部落首领，被轩辕黄帝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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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古玉图》中的蚩尤环，跟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一个新石器时代玉环非常相似。
另一个刻着同类图形的玉环，在1987年出土于浙江省余杭瑶山。
其实，环上雕刻的动物是不是蚩尤并不重要。
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件蚩尤环，是否就是《古玉图》中那一件，是个有趣的问题。
但最重要的是在元代，史前玉器已开始零星地在古董市场出现。
收藏家有可能将新玉误认为古玉，但不会面对古玉而看不出来。
朱德润之前没有人提过“蚩尤环”这回事。既然没人提，那就不会有仿制品，故可推断他看到的是真正的古玉。
对比一下李公麟和朱德润所写的阐说，我们可以发现，不同时代的鉴赏家，他们对玉器的理解和关心的问题并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