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流放犯人到边关，往返数千公里，衙役们为何还要抢着报名流放犯人到千里之外

流放犯人到千里之外，往返几千里的路程，衙役们这一趟下来自然也是一场辛苦。原本以为衙役们会躲这“苦差事” ，但事实事，他们不但不躲，反而抢着去。
至于背后的原因，我想，躲不过一个利字。
随着古代法制的健全，砍头不再是统治者惩罚犯罪的唯一手段，相对应的，流放一度成为了最炽手可热的惩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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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为何越来越受欢迎
为何流放越来越受统治者的喜欢，究其原因，还不是因为流放创造的价值要远远高于“杀头” 。
在古代，百姓才是统治者们的财富。而律法，只不过是统治者们维护统治的一种方式。于是，在百姓触犯了律法之后，就要用相应的惩罚措施。
小错还好说，但大错误就有点尴尬了。一旦犯了杀头之罪，犯罪者就只能是被砍头。虽然起到了诛杀惩罚罪犯的作用，但从理智上来算，统治者损失了不少的劳动力。
因为死人是毫无价值的。因此，不少统治者为了中和下砍头带来的巨大损失，通常采用秋后问斩的方式。
可即便是这样，那些秋后问斩的人，依旧算得上是统治者们的财富。
在这种情况下，流放便成为了最好的处理方式。几千里步行，既可以让犯人受到肉体与精神方面的双重折磨，在到达目的地之后，罪犯还可以在当地劳作，为国家的建设贡献力量，简直是一举两得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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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社会，流放地多处于偏远的地方，在唐宋时期，流放地多在南方的偏远地区，例如岭南地区，海南岛等地。
方面苏轼几经贬谪，后面就被贬谪到了岭南地区。为此还产生一个“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典故。
北宋年间，河间地区也曾扮演过流放地的角色。随着时间的发展，各地的建设与配套设施的增强，原本的蛮荒之地由于这些人的加入，变得富庶了起来。
到了清朝时期，岭南等地都已经发展了起来。于是，为了将他们的龙兴之地开发建设起来，便开始将宁古塔地区当成了流放之地。
宁古塔在黑龙江的边缘地带，从京城到宁古塔沿途数千里。几乎都是未经开发的小路，沿途还会遇到各种恶劣的天气和野生动物。
如果步行到宁古塔地区，按照步行的时间来算，少则数月，多则一两年，这和犯人的所在地有关系。
全程步行没有车马，一步步挪到流放地。而陪同的押送人员呢，也不能搞特殊，全程步行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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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按照前文的叙述，这应该是一趟苦差事，长时间出差不在家不说，一不小心还会遭遇野兽和强盗，他们本应该躲的。
可是，这却成了一个人人争抢的差事，为何会这样？
衙役们为何争相报名，主动请缨押送
【古代流放犯人到边关，往返数千公里，衙役们为何还要抢着报名】有句话说得好，没有那三得利，谁起那五更天。
衙役们作为县衙里面的基层人员，平日里的工资待遇并不高。一般官府都分为官和吏，衙役更是比吏还低的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好差事还是坏差事，哪里有衙役们说不得机会。这份差事，不管是落在了谁的身上，他们除了好好执行之外，根本没有第二个选择。
那既然这样，在反抗无效的情况下，不如好好去享受这一切。要想改变这个现状，那就得让衙役们搞到钱。
押解流放的犯人，就是一个搞钱的好机会。首先，押解流放的犯人，长途跋涉数千里，官府是给他们出差补贴的。
补贴的标准多少不一，和当地衙门的贫富有很大的关系。但值得肯定的是，仅仅靠官府的补贴，也只能是赚个辛苦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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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收益要数下面的这一部分。
但凡是能够判个发配之罪，基本上都得是个有权势的人。只有有权势的人，才有机会犯那些高级点的罪，才能有机会被判流放的罪。
一般的市井小民，充其量也就犯下个打架斗殴或者小偷小摸的罪，在当地基本就能结案。纵观历史，但凡是犯下流放之罪的，很大程度上，都是一些有背景的人。
那既然罪犯之前有背景，那么他的仇人或许和他的朋友一样多。那估计不少人就明白了。在罪犯出发之时，想必会有不少的朋友给衙役们塞钱，请求他们一路上照顾下。